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沉雄厚重的哲学方法论是毛泽东战略决断的神韵所在。毛泽东的战略决断,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精彩华章,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生动展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本源和成功实践硕果,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统帅艺术的浓墨重彩之笔。精气神是伟大事业之魂魄,也是战略决断之魂魄。信心催生决心,信念支撑决断。信仰信念是战略决断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毛泽东的战略决断是坚定信仰、革命意志与战略智慧的合金,在战略决断形成时,每临危难有定力,不畏浮云遮望眼;在战略决断施行中,泰山压顶不弯腰,惊涛骇浪不退缩。毛泽东始终有着实现战略决策、战略目标的坚信、坚持、坚强和坚韧。秋收起义失败后,面对挫折,一些同志情绪低落。毛泽东说:“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1947年,蒋介石进攻延安,妄图一举消灭我党中央,消灭不成便赶过黄河,从而在政治上打击我党。毛泽东转战陕北时说道:“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是高超的军事战略,也是建立在理想信念基础之上的伟大气魄。当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得胜”和“必成”的名字本身就体现着战胜一切强敌的坚定信心和英雄气概。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从容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极大地鼓舞了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道固远,笃行可至;事虽巨,坚为必成。历史证明,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战略决断就会坚定有力、果敢刚毅,就能临难不惧、波澜不惊,无坚不摧、无往不胜。战略决断作为战略实践活动,是由战略理论指导的。这是因为,理论的本质是揭示规律。决断是有规律的,只有遵循规律,才能科学决断。毛泽东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而要把握规律,必须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人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中国共产党在艰险而曲折的实践中取得过巨大成功的宝贵经验,也经历过惨痛失败。及时总结经验,才能形成正确的理论指导,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性,用以自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十分注重和善于总结党的经验,先后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鸿篇巨著,把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及时回答了党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创造性的贡献,为党的战略决断提供了科学指导。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需要与可能的关系,是战略决断必须始终解决好的头等问题,是战略决断的生命所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把它运用于实践,就是《实践论》所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强调:“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泽东在谈到《论十大关系》的形成过程时,曾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这次调查,成为我们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毛泽东还把实事求是上升到争取战略主动权的高度,指出:“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他还说:“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是违反辩证法的。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一切做对了的事,考究起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是战略哲学的核心内容。毛泽东的战略决断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娴熟运用。比如,毛泽东强调战略决断必须把握重点、抓住枢纽,投下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抵达西北,国民党军就从四周发起了新的进攻。为打开局面,毛泽东作出发起直罗镇战役的战略决断,打破了敌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此役后,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的原则。又如,毛泽东在战略决断中,既立足于最坏的可能性,又创造条件争取最好的可能性。他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毛泽东在战略决断中,还十分注重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比如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先是采取“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策略,吓得美舰掉头撤向外海,然后采取“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单日炮击,双日不打”等策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收到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重大成果,保持了海峡两岸的“接触”,使美国“划峡而治”“两个中国”的阴谋再一次破产。
古人说,“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讲的是历史经验对决断的参照作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经验。毛泽东曾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号召全党“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毛泽东博览群书,博古通今。毛泽东讲到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时,曾借用古代经典说明我们党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作“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还十分注重借鉴决断的历史经验,他曾经比较三国时期几个人物,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还讲过《郭嘉传》的故事,要求领导干部正确判断、多谋善断,不要少谋武断、好谋无决。可以说,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赋予毛泽东战略决断以丰富智慧、非凡勇气和灵动气韵。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也是毛泽东战略决断的最大优势。毛泽东说:“我们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既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又要“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他还说:“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民主集中制保证了领袖智慧与集体智慧相统一。遵义会议作为党正确实施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抗日战争中,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政策。毛泽东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土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1948年年初,为扩大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外线,中央决定粟裕率华野3个主力纵队渡长江南下。粟裕向中央“斗胆直呈”,认为我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消灭敌人主力。毛泽东极为重视粟裕建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战略部署,对解放战争后续作战整个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民主集中制保证了战略决断与战术决断相统一。毛泽东在总的战略决策和意图确定后,要求前方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临机处置、当机决策,在战役战术上充分发挥创造性。这从毛泽东的电报中可以看出许多:“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究应如何,望酌情机断行之”;等等。民主集中制还保证了作出决断与执行决断相统一。万山磅礴,必有主峰;船载千钧,掌舵一人。作出战略决断,党的领袖的核心作用至关紧要,具有决定性意义。越是危难关头、关键时刻,越是彰显领袖的责任担当,越是要靠领袖的关键决断把舵定向、凝心聚力。实现战略决断、战略目的,全党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习近平指出:“战争年代,党中央和毛主席用电台指挥全党全军,“嘀嗒、嘀嗒”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党全军都无条件执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党中央指示命令,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坚决听从党的指挥永远是最大的政治,永远是我党我军的制胜法宝。毛泽东的战略决断彰显着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要认真领会体悟毛泽东战略决断的厚重意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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