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后人如何评价，毛泽东都是20世纪中国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没有踏入非洲、拉丁美洲一步，但毛泽东思想却在这些地方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不曾到过法国，但毛泽东的思想却在那里掀起巨大思想波澜，从行为艺术到新电影流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每一种思潮似乎都与“毛泽东主义”（Maoism）相关联。回顾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历程，具有颇多的启示与借鉴。

一个长期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民族，能够结束一百多年屡遭侵略、任人宰割的历史，自立于世界，无疑是20世纪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一件大事。中国人凭的是什么？获得民族独立的法宝是什么？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兴趣。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兴起了一股“学习中国”的热潮，他们通过不同方式与中国建立联系，纷纷来中国取经学习，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著作顺理成章地受到一些国家、政党领袖和组织机构的高度关注。

比如毛泽东著作在前苏联的传播，首先是来自斯大林的提议。1948年斯大林主动提出要翻译《毛泽东选集》，并派出理论家尤金来到中国。中国由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师哲组织负责中文译成俄文工作。在编译的过程中，尤金向斯大林推荐了《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斯大林最早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便交给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该刊在1950年12月（总23期）发表，同年12月23日，《真理报》全文转载。

1950年英国共产党创办的柯列茨书店就与中国建立了联系。经过三年的沟通，英共所属劳伦斯出版社经理汤姆斯·罗素先生1953年5月25日访华，并代表英国共产党与国际书店经理邵公文签订了在英国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本的协议，这是中国建国后第一本委托翻译出版的书籍。劳伦斯出版公司在英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英文本（1-3卷）分为4册，于1956年出版，第1版印刷12000册，主要面向欧洲大陆以及英语国家发行，发行对象主要是各国共产党、左派团体等。

此后，一些国家的政党、组织机构不断提出翻译毛泽东著作的要求，这使中国意识到毛泽东著作在海外需求很大，对外宣传策略也逐渐明晰起来，要“输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介绍到外国去，特别要介绍给东西方被压迫民族”。但在具体出版品种上，最初毛泽东著作并不多，而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以及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还占据相当比例。一直到1960年，中央外事小组在制定外宣工作规划时才明确提出：为了适应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要大大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推广发行。1962年在《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把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基本政策。1966年“文革”后，毛泽东著作成为外文出版物中的大宗品种，比例长期超过50％。

毛泽东著作文采熠熠，大量形象、生动的比喻，好理解，易接受，是吸引外国读者的另一个原因。

比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就被许多外国人拿过去，变成自己的民族语汇，并且进一步引申和发挥。如非洲一些领导人就把“纸老虎”引申为“被阉割的纸老虎”，“逃不脱被碾成肉酱命运的纸老虎”。再如“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在莫桑比克人那里，就转变成“为国家而死，保卫人民利益而死，这种死的分量像戈龙戈萨山（Gorongosa，位于莫桑比克境内，现有戈龙戈萨国家公园）一样沉重”。再如“军民鱼水情”的比喻，被用作发动最广泛的群众参与民族独立斗争的理念，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一员均能够接受和理解。津巴布韦的总统穆加贝曾经坦言，有一段时间，他们在远离故土的丛林里与白人作战，一些战士因为思念亲人而开小差，最后是用毛泽东的军民鱼水这一理念，专门开办学习班统一思想，改变了战法，才取得了罗德西亚战役的胜利。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队伍中，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都被指战员所熟知。有一次，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政治部主任向媒体记者介绍说：“我们部队的政治和思想教育工作中，有专门的一课是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我们的官兵都知道毛泽东有句名言: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我们按照这一名言来处理我们的军民关系。”

在亚、非、拉地区，有相当一批政党领导人，都阅读过毛泽东著作并深受影响。穆加贝总统曾经被白人殖民地当局关押了10年时间，在监狱里牢房一再转移，扔下不少物品，但他总是随身携带《毛泽东选集》，每当提起中国，穆加贝总是充满感激：“没有中国就没有津巴布韦”。2007年，津巴布韦的农场主马塔吉对来访的中国记者介绍说：“20世纪80年代末期，津巴布韦执政党党员人手一本毛泽东语录。”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曾经对媒体说过，为了开展武装斗争，他阅读过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他所创建的“民族之矛”队伍，都曾经受过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培训。

据方厚枢先生的统计，除了中国，全世界还有54个国家与地区也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有39个国家与地区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诗词》；有20个国家以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语录》，共有35种版本。笔者根据一些统计资料发现，其中影响最大的地区当属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

在中东地区，经销量最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达出版社、莫珊那书店，其中莫珊那书店是伊拉克历史最悠久的书店。当时伊拉克政府积极谋求摆脱西方控制，因此大量需求中国取得独立胜利的经验，他们组织学者翻译、选译毛泽东的一些著作，1958年的发行量为9万册，到1959年达到33万册，1955-1961年累计发行超过50万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版社经理艾迪卜·东巴基三次访问中国，组织学者翻译阿拉伯文版《毛泽东选集》1-3卷、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多种，此外还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几种图书，并把中国图书发行到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合作长达30多年。埃及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环球书店等此间也积极发行中国图书，尤其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国坚定地站在埃及一边，支持埃及收回运河主权，因此带动中国出版物在埃及的巨大增长，从1955年的不足1000册，到1957年的猛增到21万册。

在非洲地区，许多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觉把中国当作取得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榜样，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几个国家都曾由政府领导人发出号召，学习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在埃塞俄比亚，一切向中国学习是政府当时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大部分是毛泽东著作。该国的人民书店曾来信称:“你们的图书，像刚出炉的面包，供不应求……”。其中“埃塞俄比亚图书文具店”长期代理中国书刊，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后。1986、1987两年间，仍然订购《邓小平选集》、《周恩来传略》、《了解中国》等图书54万多册。加纳政府在恩克·鲁玛执政时期，曾大力向中国学习，并由“人民书店”、“星书刊社”、“党书店”等单位常年销售中国图书和毛泽东著作。马达加斯加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学校成批购买；一些学校经常开办中国问题讲座。毛泽东著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响一直延续到70年代，贝宁的一些国营公司还曾在1975-1978年三年间订购中国图书20多万册，主要是用于干部教育和学习用的政治书籍。

据统计，1962-1966年五年间，中国书刊在加纳的发行量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在非洲大陆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

在拉美地区，最初只有一些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左派书店销售中国图书，如在巴西有共产党所办的胜利出版社、旗帜书店，还有对华友好的法罗比书店、文化交流社等。其中巴西胜利出版社曾组织翻译过葡萄牙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等政治图书。旗帜书店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2500册，是巴西发行最多的一家。乌拉圭共产党所创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曾翻译出版西班牙文版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外还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哲学史》、《春蚕集》、《李有才板话》；毛泽东著作每种订货基本在1000册以上，每期发行《人民画报》1100册，儿童读物2500册。在古巴，1959年推翻独裁政权后，古巴人民社会党所办的古巴书店、新民主同盟所办的光华书店，都积极发行毛泽东著作，由每种2000册至5000册不等。

1962-1976年，拉丁美洲地区的一些左派政党发行分裂，又历经中苏关系破裂、中古关系冷淡，中国图书的发行受到很大影响，直到70年代后期，才有所好转。墨西哥美洲发行社是墨西哥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埃梅里·乌洛来所办，埃梅里·乌洛来在1967年访华时与毛主席和周总理会见。在70年代上半期，墨中友协和国际补偿公司成为发行毛泽东著作主力，每次订购数量均超过万册，1974年进口中国图书20多万册，其中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8万册。1975年又曾经提出订购30万册，其中《毛主席语录》10万册。

在哥伦比亚，到了70年代，发行主力由左翼革命运动组织和由加米洛神父命名的革命组织来担任，由于正值哥伦比亚独立运动期间，各种革命党派、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迅速增长，从首都、省会到偏僻乡村，纷纷来信，要求订购毛泽东著作和各种政治小册子，各类图书由1967年的6万多册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册，期刊由1967年的30多万份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份。

在智利，60年代初期，由智利共产党分离出来的斯巴达克派与中国国际书店取得联系，大量发行中国图书。1970年，社会党人阿连德当选总统，当时智利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智革共、社会党、激进党、左派革命运动等党派纷纷创办书店，一些工人、教师甚至农民都纷纷来信要求发行中国图书。

1992年，阿根廷一家书店自发翻印西班牙版《毛泽东选集》两卷本，面向拉美各国发行，结果很多书店供不应求，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销售1000部之多。委内瑞拉仅有600万人口，而且文盲极多，这样一个销量，应该是畅销书的纪录了。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中国出版物向海外传播历经了30年，对于这段历史，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关注不多，目前已有的成果都是出自西方学者。作为中国学者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以西方学界的观点左右自己的判断。应该说，毛泽东著作的对外传播，是自明末西方传教士传播中国文化开始至今，400多年间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历史中主动传播的第一次。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留给当代中国的文化遗产是巨大的、多方面的。

首先是塑造了一个新中国的大国形象。这个国际形象的塑造，是以传播新中国取得民族独立的经验为核心，向世界展示与旧中国截然不同的大国形象。新中国刚刚诞生时，在国际上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20世纪60年代后期又因为中苏关系破裂，国际环境极为险恶，同时国内又面临着工业化初期的繁重任务，但新中国并没有受到彻底孤立，相反还取得了广泛的世界影响力。连一些美国人也不得不认同中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取得广泛影响力，远远高于其物质力量所能提供的水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说，中国给“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命题提出了解释的难题”。这个成果的取得，今天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其次是在世界上培养了一大批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朋友和伙伴。笔者注意到，伴随着毛泽东著作的大量传播，一大批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图书、书画、艺术品进入到苏联、东欧等地区。从基辅到彼得堡，从莱比锡到柏林，一些中国画报、中国书刊能够及时在这些城市销售。根据外文局第一任柏林办事处主任郭毓基先生的回忆，当时一些咖啡馆、酒吧都挂有徐悲鸿的《奔马》，户县农民画也摆在莱比锡书展的展台上，连东德高速公路的收费处都要挂一幅中国画。这是旧中国所无法做到的。

1982年，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举办博览会时，中国图书展台前经常有一些大人领着孩子前来询问一些当时国内也少见的图书，如《狼牙山五壮士》、《海娃的故事》等等，工作人员很奇怪，问到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书的，这些大人告诉说:他们小时候经常看这些书，还读过很多中国画报和其他中国书，并当场能够说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领袖的名字证明自己对中国的了解。

此外，在今天中国的海外投资、劳务以及工程承包等活动中，也能够看出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影响。笔者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发现今天中国海外投资最多的地区，都曾经是当年中国书刊发行传播比较多的地方。比如，截至到1987年，中国书刊在非洲发行网的名单上有68个国家，但来往频率最多的是埃及、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加纳、苏丹、马里、喀麦隆、刚果、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贝宁等20多个国家，而这些国家也是中国工程承包、劳务以及海外投资最多的地区。在中东和拉美同样如此。

总之，20世纪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海外传播，留给当代中国的文化遗产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不管当代中国人是否意识到，21世纪的中国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自觉不自觉地继承着这些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