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选择

中国是文明古国，但其现代文化发展存在不足。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大大加强，较之于当时的中国，西方在科技和文化上的先进性越发明显，学习西方文化成为千百年来罕见的历史潮流。

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洪仁玕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观念的学习，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念和制度的学习，再到后来的“全盘西化派”，学习西方在内容上实现了“器物—制度—文化”的演进，但最终无不以失败告终。

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把西方列强当先生，可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究其原因，是我们在学习方式上不能真正做到“以我为主”。“全盘西化派”显然缺乏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意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看似“以我为主”，实则“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优长，另一方面又固守传统文化本位而不后退半步”。

换言之，“中体西用”论生硬地将“我”(中国文化)与“他”(西方文化)对立起来，同时缺乏对于“我”的科学性反思和发展性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陈旧的中国传统观念仍被尊为“体”，而西方的科学理论即使再先进也只不过是“用”。可以说，缺乏“以我为主”的科学原则，是近现代学习西方文化难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指向当时的革命实践，同时也指向中国文化发展。

与近现代史上各家各派将中西对立起来的文化观不同，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要实现深度融通，即要实现他对“化”字的那种解释：“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

1944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针对关于“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的犀利问题，郑重回答：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照搬，对于中国过去和外国的思想文化资源，“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由此可见，尽管此时毛泽东尚未提出“以我为主”的命题，但这一命题的基本内涵已经体现在他的文化思考中。

在毛泽东看来，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实现深度融通之后，“以我为主”的“我”已经不再是过去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于中国实际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逐渐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正是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为立足点，毛泽东跳出了“中学为体”“全盘西化”那样深陷于中西对立的思想泥潭，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和处理中外文化关系的正确方式，也证明“以我为主”学习外国优秀文化是破解近现代中国文化难题的最佳选择。

 (二)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战略考量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文化建设必须加快推进。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由此可见，“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是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要求。

1959年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首次对“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作了较为完整的表述，即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现代化。尽管后来的正式表述中“科学文化现代化”更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但从这一思想的酝酿过程及此后毛泽东的接续思考来看，他始终坚持着“文化现代化”的目标指向。

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苏联文化显然是中国在这一时期最具可行性的学习范例。毛泽东在结束第一次访苏之行时提出：“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学习苏联文化，除了中苏之间意识形态亲近的因素外，主要还有两个原因。

其一，学习苏联文化，有利于加快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如果说延安时期那种民族风格、乡土气息的革命文化对于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工作是非常适应的，那么新中国成立后，要适应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就必须建设一种更为现代、更为科学的文化。

而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不足，毛泽东十分清醒地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

在20世纪50年代初修改《论联合政府》一文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句话：“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

苏联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范例，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范例，也是一个现代化的范例。

其二，学习苏联文化，有利于通过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促进文化创新。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性，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碰撞，有利于相互之间取长补短，从而推动文化创新。学习苏联，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例如在教育领域，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就直接以苏联高等学校作为榜样。中央人民政府明确规定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

在出版领域，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3月，我国共翻译出版各国书籍23956种，其中苏联书籍就有10544种。

文艺领域同样是以苏为师。1952年11月，陆定一在文化部举办的“苏联影片展览”上题词：“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将来。”

“一边倒”地学习苏联文化，为新中国初期的文化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学习热潮高涨后，还是出现了严重偏差。

首先，将苏联经验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模板，盲目崇拜苏联文化。对“苏联老大哥”形象的美化，对苏联经验的神圣化，造成在诸多领域出现迷信苏联经验和苏联文化的情况。

例如在基础教育方面，认为原来的高中教科书《生物学》没有体现唯物主义的知识体系，新编《人体解剖学》和《达尔文主义基础》将苏联生物学界的主流观点奉为圭臬，只讲米丘林学说，不讲摩尔根学说。

在医药卫生方面，对苏联经验和苏联文化的盲目崇拜也十分盛行。毛泽东后来曾抱怨说：“卫生工作也搬，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喝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都奉行，总是苏联第一。”

其次，缺乏对于本国文化的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由于受苏联影响太深，有的人甚至认为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讽刺道：这些人“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缺乏中国文化主体性，容易构成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障碍，这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潜藏着危险。

毛泽东历来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因此当苏共二十大“揭开盖子”以后，他开始严厉批评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错误做法，直斥“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

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在批评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后，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此后，又提出要“以我为主”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文化。这意味着经过几年时间的探索，毛泽东对于学习外国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这里的深刻性就在于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必须“以我为主”学习外国优秀文化。

不学习外国优秀文化，仅凭中国自己的文化基础难以建设现代工业、农业和国防，更难以实现“赶超式”的发展。但如果放弃“以我为主”的原则，偏离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则可能丧失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会使中国文化现代化陷入困境。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三个一切”意味着：一方面，要全面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

不仅要学习苏联文化，也要学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不仅要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也要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

跟1949年以前文化领域的各家各派不一样的是，毛泽东还提出要向发展中国家学习，“一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不仅保存了而且发展了，一定有它的长处，否则不能理解”，发展中国家亦有其长处。

新中国的文化方针，就是要全面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这表明毛泽东所理解的“学习”并不是“单向度”的，苏联和发达国家的现代文化固然要学习，反过来，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化同样值得学习。

另一方面，要学习外国一切好的东西，不仅要学习外国文学、艺术和语言，也要学习外国的发展观念、历史地理文化。

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外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发展观念和实践智慧。他曾向丹麦驻华大使表示愿意派代表团考察丹麦的农业和合作社，甚至表示要向人口很少的冰岛学习渔业，还表示要向缅甸学习种粮食。

毛泽东注意到日本冈山县就有七所大学，而中国却“没有这样一个县可以同日本比的”，感叹中国赶上日本还需一定时间。

毛泽东也对外国历史地理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终生阅读拿破仑及法国近代史，启发颇多。在晚年会见尼克松时，毛泽东提出请美国派历史和地理教员来中国。

20世纪60年代后，毛泽东还表现出对亚非拉国家历史地理的强烈兴趣。1961年4月会见非洲外宾时，毛泽东表示对于非洲的情况还不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并请非洲朋友协助。

1971年9月，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出版口岸领导小组《关于收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情况》的报告，批准重印和翻译出版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历史书籍，并计划出版中外编写的不同版本的《世界通史》。

(二)既要学习外国文化，又要破除对外国文化的迷信，不能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和“苏联化”

在现代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来学习外国，确立健康的文化心态十分关键。西方侵略者的政治、经济殖民从来都是与文化殖民同时并举的，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最容易产生崇洋媚外的思想。毛泽东对此十分清醒，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也不等于“苏联化”，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学习外国文化又不能迷信外国文化，更不能丧失文化自信。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毛泽东强调，中国作为经济文化基础落后的东方国家，首先不能迷信西方文化，将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西方化”。在20世纪50年代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批评有的人在外国人面前直不起腰，“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毛泽东不仅多次在国内会议上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还提醒亚非拉外宾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

在毛泽东看来，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必然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优秀文化，但从一开始就要有一种反思精神，努力避免西方现代化道路在文化层面的弊病。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截然不同，它是一条和平发展、绝不侵略他国的道路，“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现代化也不等于“苏联化”。毛泽东提出，中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应当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切不可把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苏联化”。

从1956年开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毛泽东多次警示大家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苏联模式的现代化在文化层面的弊病主要在于：

一是思维方式上的形而上学。例如苏联的文化政策无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毛泽东对此大不以为然，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仍将长期存在，因此在人民内部应当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自由辩论。

二是价值观上的偏差，即过于看重物质刺激，忽视精神激励。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速推进需要最大可能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苏联比较看重的是物质刺激的调动办法。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伊利切夫甚至认为，“物质刺激便逐渐成为对劳动的精神刺激的增长的源泉”。类似的观点也体现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但毛泽东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决不能以这样的价值观来主导。毛泽东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

对于苏联模式的现代化，既要虚心学习，也一定要破除迷信，要发扬中国人的独创精神。

总之，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学习外国文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以我为主”学习外国文化。

(三)学习外国文化要“洋为中用”，在社会主义文化方向下加以中国化

相对于近现代那些倾向于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文化流派，毛泽东在中外文化关系上的认识截然不同。他认为，“中体西用”的观点并不可取，“‘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是世界通用的，可以是中国创造外国运用，也可以是外国创造中国运用，中外文化并不存在“体”与“用”、“道”与“器”的高下之分。对待中外文化关系的基本态度应当是“洋为中用”，这里的“用”并非与“体”相对应的“用”，而是指立足中国实际，为我所用，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的前提下，“越搞越中国化”。

在毛泽东看来，学习外国文化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洋为中用”显然属于后一种。这就要求：第一，要批判地学习借鉴外国文化；第二，要将外国文化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第三，要努力实现外国文化的“中国化”。

通过学习外国文化来改进和发扬中国文化，“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这种新的独特的民族风格，从毛泽东对鲁迅小说风格的高度评价大体可以窥见其基本特征：“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概言之，这种新的民族风格应当既蕴含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性格，又与世界文化发展相呼应，既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也有利于向世界传播。

三、现实启示

(一)要基于本国国情进行文化选择，维护本国的文化主体性

独立自主地选择外国文化，至少包含两个要点：首先，应当选择外国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其次，这些优秀的东西还要适合中国的情况和特点。如果离开自己的国情盲目学习外国文化，即使这种文化在外国属于先进文化，到了中国也有可能淮橘为枳，适得其反。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周恩来都多次强调过。

例如就电影来说，它是近代在外国产生的艺术形式，中国需要学习外国的制造和洗印技术，但是“在剧本的写作以及导演的手法上，还要注意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要注意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特点、中国的风格……我们不能忘记在农村中还有广大的农民”。

同时，中国人必须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文化，不能对外国产生依赖。在1958年6月关于“二五计划”的一条批语中，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从文化方面来说，就是以本国的文化创造为主，以学习外国文化为辅。这意味着要更多地依靠本国的力量和智慧，而不是依赖别国。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可以积极学习外国文化，但不能丧失自己的文化风格和精神独立性。在文化风格层面，毛泽东虽然认为应当读外国书，学习外国文化，但强调这“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既主张要学习外国优秀文化，又一再强调要破除对外国文化的迷信。中国既不能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美化和神圣化，也不能简单将苏联社会主义文明当作模板。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自诩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却将少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多数人痛苦的基础上，绝非完美的文明形态，而动辄使用武力，随意入侵弱小国家，则显然走到了文明的反面。苏联社会主义文明有其优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处，但固守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使其缺乏治理弹性，过于强调物质刺激则表明其忽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可谓后患无穷。

毛泽东的这些思考富含敏锐洞见，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新的文明形态奠定了思想基础，指示了实践方向。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文明形态的艰难选择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苏联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

发展和壮大人类文明新形态，既要立足中国，又要面向世界，应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应以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其二，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和平作为第一位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历来以和为贵，崇尚和而不同，从未武力侵略过其他民族。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这一精髓。其三，顺应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发展逻辑。现代化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是全人类普遍性和各民族特殊性的高度统一。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既要“以我为主”，坚定文化自信，也要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为我所用。

(三)要“以我为主”学习世界各国优秀文化，广泛开展文明交流互鉴

随着经济实力日益壮大和对外交往不断扩大，中国越来越需要了解和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然而，全球文化的流动并不是均衡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一方面必须积极学习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又必须避免陷入这种从属性。这就要求：

首先要确立清晰的文化主体意识，扎根中国大地发展中国文化。所谓“以我为主”，最重要的“就是立足在中国大地上，而不是站到外国的立场上”。要清楚地知道，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目的是为了繁荣发展中华文化，绝不是为了取代中华文化。

其次要坚持文化建设的自主性，自力更生发展中国文化。毛泽东始终强调，文化建设应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些话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警醒意义。如果我们在科学文化方面过度依赖外国，就可能丧失本国的科学原创性；在人文文化方面过度依赖外国，则更有可能危及本国的精神独立性。“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这是相当可怕的。

事实上，是否独立自主或有无战略定力，与能否全面学习外国优秀文化是密切关联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是多样的，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只是先进和落后的纵向差异，也有不同民族、地域和文化视角的横向差异。

因此毛泽东认为，找知识不要只去一个地方找，那样太单调了。只去一个地方找知识，例如只去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只去美国找知识，表面看来是促进我国文化发展的捷径，殊不知这样的单向度学习，一方面容易造成对学习对象的依赖，另一方面也遮蔽了多样性的文化视角。

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处理好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关系，这里的“吸收外来”，理应是全面学习借鉴一切国家的优秀文化，在更为开放的语境下展开文明对话，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实现综合创新。

这既是一个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有利于民心相通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我国文化自主性和精神独立性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