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是毛泽东找了多年的战友，知其已殉国，毛主席出300元修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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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作者：记者来源：历史一坊微信号发布时间:2021-07-09 10:10:08

图：毛主席

1956年7月份，身在贵阳的曹云芳接到市领导的通知，通知内容概括下来就是：

赶紧给毛主席写封信，他老人家一直在找你！

对于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通知，曹云芳一时竟不知该如何给领导回话。整整28年过去了，曹云芳没想到毛主席还记得她这个老战友。

新中国成立的这6年多的时间里，她不是没想过找主席叙叙旧，说一说当年的那些事儿。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无非两个原因：

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和毛泽东一家已经有28年没有联系了，28年的时光能改变多少东西她很清楚，她真的不确定人家是否还记得自己、还记得丈夫罗哲；另一方面，她不想让别人觉得她是仗着以前认识主席，就想得到特殊照顾，她从来就不是这种人。

只是当她这么低调地在贵阳生活着时，从来没想过，身在北京的毛泽东一直在找她。从建国前，找到建国后。

在思考了良久后，7月8日，她还是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曹云芳告诉了毛泽东两件事：

第一件事：丈夫罗哲已于28年前遇害，死前没有出卖组织、没有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第二件事：自己一切安好，如今有两个女儿、一个继子，都已经长大成人。

信写完后，曹云芳焦急地等待着回信。而毛泽东收到这封信时，已经是7月底了。对于这样一封信，毛泽东是悲喜交加。

喜的是：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他们的下落，毛泽东其实已经做好了他们夫妻俩都已经牺牲的心理准备。所以，听说曹云芳和孩子仍在世，毛泽东是十分欣喜的。伤感的是：原来罗哲是在1928年，与自己分开没多久后就已经牺牲了，那时候他才26岁，还那么年轻。

在这样的复杂情绪之下，毛泽东于8月11日，才提笔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云芳同志：

七月八日的信收到，甚慰。罗哲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他只告知你姐姐王夫人已故，你的情形他不知道。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

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

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斟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

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了。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

顺祝康吉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在1956年8月11日　落款为：毛泽东。

在毛泽东所有的书信里，这封信是属于较长的一类。在信中，毛泽东和曹云芳甚至唠起了家常，比如提起“你见过的两个孩子”，牺牲了的那位是他的大儿子毛岸英，于1950年11月25日牺牲在朝鲜战场；生病的是毛岸青，因为小时候在上海流浪的经历，毛岸青落下了头疼的毛病。

对两个儿子的这种伤感情绪，毛泽东从没有在与其他人的书信里提到过，但在这封给曹云芳的信里却直接写了出来。可见，毛泽东和曹云芳一家以前的关系是极好的。

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这200余字的信里，最重要的一句是：

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

毛泽东写信一向是滴水不漏的。提到往事，身为主席的他经常用一些类似“可能”、“或”这样的字眼，生怕因为自己记错了，而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但提到罗哲，毛泽东用的是“我可作证”，说得是这么笃定。这也是他第一次，为战友的烈士身份作证。

这20个字，是对罗哲最大的肯定。没有这句话，这个26岁就英勇殉国的年轻人，或许不会被世人所知晓。

同时，这20个字对曹云芳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安慰。丈夫过世得太早了，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给她，身边已经没多少人还记得他的模样。过去这些年里，曹云芳不是不想给丈夫申请烈士身份，但在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对于28年前的事，她一个人怎么说得清？

面对这封回信，曹云芳潸然泪下。过去几十年的付出和坚持，似乎都在这一刻得到了肯定：原来当年自己和丈夫做过的那些事，在这个世上还有人记得。往事，就如同昨日才发生的一样，一幕幕出现在曹云芳的脑海中。

丈夫罗哲是湖南株洲人，1902年出身农家，因为家里贫困，直到16岁他才从湘潭县立高等小学毕业。不过，他是那么聪明，不久就考上了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在学校里，罗哲是妥妥的一枚激进青年加学霸。

作为工业学校的代表，他经常带着同学们参加湖南省学联的筹备工作，并很快受到了学联骨干毛泽东的注意。罗哲比毛泽东小9岁，经常跟在毛泽东身边搞学生活动，总是叫他“润之哥”。因为都说着一口湖南话，旁人还总以为他们是兄弟俩。每次别人这样说，毛泽东和罗哲都不解释。

图：毛泽东

工业学校毕业后，罗哲考上了北京国立外交部俄文专修馆，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名校。得知这个消息，毛泽东忍不住夸他：“株洲出人才呀！”那时候，毛泽东就判断：这个小老弟将来定能有所作为。

果然，罗哲没让毛泽东失望。到了大学没多久，罗哲就成了学校的骨干。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他被选为了学校代表，和同学们一起向段祺瑞政府请愿，那一年他才23岁。

当学校队伍浩浩荡荡来到政府面前时，段祺瑞害怕了，他命令军警开始镇压。没枪没炮的学生们没料到他们会这样，只能四处奔逃。年轻的罗哲一边指挥同学们撤离，一边为他们断后，最后自己脚被子弹击伤，血流不止。幸亏有同学帮了他一把，他才保住了命。

因为这件事，毛泽东对罗哲刮目相看。他没想到，这个个子不高的小老弟身上，居然有这么大能量。这样的人才，他当然要用！不久，毛泽东介绍罗哲入了党，此后罗哲就成了毛泽东的好帮手。1926年，毛泽东在武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还特意让罗哲一家过来帮自己。

那时候的两家人，经常和武汉当地的有志青年聚在一起。杨开慧和曹云芳带着孩子们忙前忙后；而男人们，则在房里说着他们的计划，畅想着中华的未来。每次她们把准备好的吃食拿到屋里时，毛泽东总是当着众人的面，对杨开慧说：“谢谢，我的夫人”。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幽默，经常能逗得杨开慧都不好意思。

而在一旁的曹云芳看到后，总是羡慕得很。回家后，她总不忘训上丈夫几句：“你看看你润之大哥，你什么时候对我也能这么客气”。是的，在曹云芳眼里，丈夫从来就是一个不懂浪漫、不会哄人、说话特别直的家伙，他总是嫌自己笨手笨脚的。为此，曹云芳没少跟开慧姐抱怨。而杨开慧总说：“你们呀，就是前世的欢喜冤家！”

图：毛泽东和杨开慧

曹云芳真正开始理解丈夫，是在他们分离之后。1927年，湖南局势开始紧张起来，毛泽东只能派罗哲去一趟。

这是曹云芳第一次和丈夫分别，她本想着给丈夫准备好一桌践行宴，说说体己的话。但罗哲一接到任务，就回家里收拾行李，临行时还把他们结婚时买的那个木箱子拿走了，说是要拿去装文件和起义军费。这可是曹云芳最宝贝的东西，就这样被他“征用”了，曹云芳委屈极了。她觉得丈夫眼里只有革命，根本没有自己这个妻子，他的人、他的心都不属于她。

直到有一天，曹云芳听说丈夫给润之大哥写信了，赶紧跑到他家来看。丈夫离开这么久，每一次来信都是汇报工作，从来不知道写家书给她。曹云芳虽然心里埋怨，还是忍不住来看看那熟悉的字体。结果这一次，令她欣喜的是丈夫在给润之大哥的信里，还夹了一封专门写给她的信，信里写着：

尤其是要认真学习，尤其是不要多吃辣椒。

还和从前一样“训”她，还是这么不懂浪漫。但看着这封信，曹云芳心里却乐开了花。她平时没什么别的爱吃的东西，就是特别爱吃辣。每次罗哲看着她用辣椒干就着饭吃时，就忍不住要说上她几句：这样对身体无益！

在旁边的毛泽东看了这信后，就在一旁起哄：“两个尤其，以后我就叫你尤其好不好？”就这一句话，便把曹云芳逗乐了。

1927年7月份，汪精卫叛变革命，毛泽东知道武汉也已经不安全了，就带着妻儿和曹云芳等人一起回到了长沙。在那里，罗哲被任命为湘潭县委组织部长，为组织秋收起义做了大量工作。

这段时间是曹云芳一生最开心的日子，因为能天天陪着丈夫。不久曹云芳怀孕了，这对年轻人像所有父母一样，会为该给孩子取什么名字而争吵，会猜是男孩还是女孩。1928年春末，孩子终于出生了。双胞胎！两个女儿。

这可把罗哲高兴坏了，他给女儿取名：罗天元和罗天亚。两个看上去有点儿男孩子气的名字，寄托了夫妻俩对孩子的无限期许。男人的长大往往就是从他有了孩子开始的，有了女儿后的罗哲变得温柔了起来，给孩子洗尿布、照顾媳妇月子，罗哲这个“直男”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如果生活能继续这样下去，那曹云芳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之一。但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下一秒将发生什么。

1928年7月2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罗哲夫妻俩不幸被捕。幸福的四口之家，从此不再完整。在反动派大牢里的日子，是曹云芳不愿向孩子们提起的一段经历，因为在那里她和丈夫经历了生离死别。

为了能保护好妻子，罗哲揽下了所有的“罪名”，他坚称：“她就是一个不懂事的家庭妇女，跟我完全谈不到一处！她能知道什么！我出门工作连带都不愿带着她！” 这个男人，就是这样保护妻子的。

因为罗哲的保护及外界的施压，反动派不得不把曹云芳给放了出来。分别前，曹云芳很想再和丈夫说句话，但罗哲却拒绝见她，他明白这样做妻子才会更加安全。

曹云芳获救后，罗哲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在此后的40多天里，敌人为了能从他嘴里得到有用的信息，对他严刑拷打。在一次次的昏迷和清醒间，他始终没有松口。敌人终于还是不耐烦了，他们把他绑到刑场，一路上罗哲大喊着：“团结起来，打倒反动派”。

听到这话，敌人拿刺刀裂其口，却仍没有挡住他说话。在刑场上，敌人按着他跪下，他又站起来高呼。最后，他是站着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下的，这些场景是后来老乡们告诉曹云芳的。“他是站着死的”，此后的很多年里，这一幕就经常出现在她的梦境中。这个男人，成了她心里的英雄。

待敌人走后，曹云芳再次冒险回到住处，想找到一些丈夫的遗物留念。结果，她把整个屋子都翻了个遍，才发现：原来他们从来没有拍过合照，丈夫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好在，那个作为新婚家具的木箱子仍在。从此，这个木箱子就成了曹云芳对丈夫的唯一念想，它陪伴了她半生。

带着这个木箱子和两个女儿，曹云芳回到了丈夫的老家株洲。此时的曹云芳面临着两难的决定，两个孩子她不知道该如何安排。

她是一个革命战士，她得回到属于她的“战场”上去。为了保住丈夫的血脉，她的理智告诉自己应该把女儿们都留给罗哲的亲人们抚养。但她也很清楚，烽火年代多少人一别就是一辈子，她真的舍不得。于是，曹家人和她商量之下，做出了一个对双胞胎姐妹俩来说颇为“残忍”的决定：

大女儿罗天元留在株洲，由曹家人抚养；小女儿罗天亚，跟着妈妈走。

在那个年代，这样安排无疑也是最妥当的。因为它可以保证，不管是其中任何一个孩子受到父亲的牵连，另一个都会是安全的。这对姐妹，后来是在建国后才得以相见的。

相比姐姐，跟着妈妈的妹妹罗天亚，日子要过得艰难一些。那样的岁月里，一个女人带着一个襁褓里的孩子生活得有多艰难，我们想想也能明白。为了保证安全，曹云芳在后来的革命中，不得不隐姓埋名。

每次当小天亚问起自己爸爸是谁时，她甚至无法说出“罗哲”二字。但她会告诉孩子，父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这种逃亡式的生活，直到她与女儿辗转到了贵阳，才算结束。

而对于罗家经历的这一切，毛泽东是毫不知情的。因为，在罗哲夫妻被捕的同时，毛泽东一家也同样经历着生离死别。当时已经预感到危险的毛泽东，把妻儿送回了湖南板仓，自己则去指挥秋收起义。而杨开慧仍在1930年不幸被捕，在狱中她也做出了和罗哲一样的选择：宁死不屈。1930年11月14日，她在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