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视察，毛泽东总要带上一批他想读或常读的书籍。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列出要带走的一大批书目，这份书单仿佛是一张“精神地图”，布满毛泽东想要去探寻的地方。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博览群书之状和基本阅读范围，从中可看出大概。

　　马列经典著作

　　《资本论》《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是毛泽东常读的书。这里只说一下《资本论》。

　　毛泽东最早接触《资本论》，应当是在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的时候，当时他多次向读者推荐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到延安后，1941年毛泽东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农村调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等论著，便引用了不少《资本论》的论断。毛泽东还说：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一致的门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阅读《资本论》。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批示印发《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还起了一个标题，“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有三种《资本论》上面留有他的圈画。一种是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一种是1939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资本论〉提纲》；一种是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大字本《资本论》，共29册。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依据苏联教材，并且还请来一些苏联专家教学。长时间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毛泽东一直存有心结，由此推动胡绳、艾思奇主持编写了一部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61年夏天，就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准备定稿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约李达到庐山谈话，嘱他另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说：“你的《社会学大纲》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起了很大作用，我读了10遍，还做了笔记。”李达接受这个建议，修改《社会学大纲》，改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于1965年印出上册，供内部讨论。毛泽东收到书稿，又是一番阅读，还在批语中提出，应该改变过去哲学教科书中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平列的做法，理由是：“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不难推想，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关注和阅读中国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有突破苏联哲学体系、在理论上创新的用意。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述

　　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读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述，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1964年2月9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他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整体评论，认为：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创立了形式逻辑；康德创立了天文学中的星云学，搞了对立统一的12个范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又同外宾谈道：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我是相信过康德的。我也看过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书，看过柏拉图的书，看过苏格拉底的书。

　　中国文史书籍

　　读中国现当代学术权威的历史、哲学和思想史著作，是毛泽东的一贯兴趣，且多有自己的看法。

　　关于老子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点。他提到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老子今译》，提到杨柳桥讲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的《老子译话》，提到陈伯达说老子是唯物主义，是指其1939年发表的《老子的哲学思想》。此外，毛泽东晚年印成大字本来读的，还有马叙伦的《老子校诂》，高亨的《老子简注》等。

　　20世纪初，殷墟甲骨的发现、搜集、保存、考释，开启了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篇章。这中间，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的贡献很大。毛泽东比较关注他们的学术成就，尤其爱读郭沫若的《金文丛考》《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等。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校点注释古籍之难时，毛泽东随口说出郭沫若在日本搞甲骨文研究时，在其《金文丛考》上写的几句话：“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媿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意思是注释古籍，要联系作者的身世遭遇，就像郭沫若说的那样，屈原受贬才写出《离骚》；韩非被秦国囚禁才有《说难》《孤愤》这样的名篇；而郭沫若自己，被迫流亡日本，做金文考古研究，实际上是表达“自励坚贞”的爱国心志。

（来源：2019年4月22日《中国组织人事报》  原文摘编自《北京日报》原标题《毛泽东的“精神地图”》 作者：陈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