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联系客观世界的实际也好，联系主观世界的实际也好，都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分析和解决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解决两个实际的问题，一是解决能力问题，即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工作实际的能力;一个是解决品德问题，即提高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作风素质。解决两个实际，归到一点，都是要解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

2019年新年伊始，《求是》杂志第1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文，意义重大、非同一般。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沉湎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之中时，中华民族先进分子呐喊出“振兴中华”的民族最强音。在对指导救国救民各种思想武器的比较选择中，中华民族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唯一思想武器。从此，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征战、艰辛努力，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取得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即在眼前、胜利在望。中华民族的百年奋斗史雄辩证明，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伟大胜利。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人就会无坚而不摧、无往而不胜。

一、辩证唯物主义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

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6页)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内涵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就是最高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也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统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第二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称马克思主义一般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一般规律而得出的科学理论。第三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所得出的具体判断。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层次、一般原理层次和具体结论层次，这三个层次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系统的、科学的、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一般规律及其本质特征，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及其本质特征的科学概括，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譬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时空是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是有规律的，对立统一是根本规律，规律是可以认识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的认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与唯一检验标准;劳动创造了人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由无阶级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再发展到无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发展……这些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基础和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共产党人观察认识问题的世界观，也是共产党人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也就掌握了真理、掌握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在实际斗争中就可以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少受挫折。

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判断问题而得出的一般结论，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也是客观真理。譬如，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演变规律的理论、关于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趋势的理论……等等，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是共产党人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认识上和实践上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是在特定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具体问题而得出的具体认识，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处理具体问题的具体的指导方针和重要依据，会因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譬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胜利的具体结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数国同时胜利论”，是马克思在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在列宁所处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阶段，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列宁发现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率先实现的观点，形成了“一国胜利论”，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是有局限性的。条件变了，仍然死抱着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不放，脱离具体的现实条件，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失败与挫折的，大多是因为教条主义错误而造成的。

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统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这两种说法是一致的，都是正确的。那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只解决了对自然界一般规律的认识，而对社会、思维一般规律的认识尚未涉及的观点是偏颇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自然、社会、思维三者既一致又有区别。人类社会说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社会发展过程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的特殊部分，是自然界中由有意识的人有意识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对象化自然的特殊部分。思维是人的思维，说到底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更为特殊的部分。人的思维是自然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作为物质的人脑的机能，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人对自然的科学认识，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对人的思维一般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成对整个自然的科学认识。只有完成包括人类社会历史、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才能完成对自然一般规律的全部科学认识，才能形成最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才能完成对旧哲学的彻底改造，实现哲学革命。当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对自然，同时完成了对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认识，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才真正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包括了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观、人生观等全部观点在内的系统的科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而然地包括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同时如果没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也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之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一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唯物主义往往与辩证法分离，辩证法往往又与唯物主义分离；二是不能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运用于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历史观领域表现为历史唯心主义；三是不能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运用于说明人的思维是怎样产生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能揭示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认识论领域最终仍然逃脱不了唯心主义的束缚。旧唯物主义表现在历史观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都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相分离，最终仍然坠入唯心主义泥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突破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局限，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和人的思维领域，完成了历史观领域和认识论领域的彻底革命，从根本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克服了以往一切哲学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使辩证唯物主义完成了对自然、社会、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哲学概括，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在一切领域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唯物论与辩证法是作为一个有机结合起来的思想体系，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也是统一的。历史观和认识论既是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自然观的特殊组成部分。这表现在:一方面没有结合在一起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不可能对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说明、不可能对人类思维过程，即认识过程作出科学的说明、不可能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另一方面，没有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唯物论、辩证法的理解，对人的思维过程的唯物论、辩证法的理解，特别是对人类物质实践意义的揭示，就不可能完成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彻底结合，从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整个世界的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认识，不可能摒弃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反映论，不可能建立起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体系。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严密的科学体系。只有掌握了有机结合起来的唯物论辩证法，才能揭示人的思维即人的认识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只有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揭示人的思维即人的认识的一般规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成上来看，唯物主义认识论可以融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合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到底，统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当然，在统一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绝不能偏废任何一个重要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全部。共产党人必须要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反对历史唯心主义，以正确指导实践。

二、辩证唯物主义是最科学、

最管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当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条件，必须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着重解决四个问题：一是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二是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三是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唯物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四是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我们结合今天新的实际，掌握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实际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今天，学习辩证唯物主义，重点要掌握好以下几个方面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与实践的思想基础。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不是精神决定物质，而是物质决定精神，世界统一于物质性，是辩证唯物主义一个基本观点。什么是物质，即怎样给物质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人类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认知过程。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承认不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而在于旧唯物主义把物质归结于某种具体的物质实体，而辩证唯物主义却给物质作了科学的定义。如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五行说”，直观地、形而上学地把世界归结于“金木水火土”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元素，认为它们是构成世界的最原初的物质。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把世界或归结于原子或归结为一团燃烧的火等某种具体物质形态。这些看法只不过是一种朴素的、缺乏科学根据的猜测。近代唯物主义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关于原子是物质最小单位的认识，把原子归结为物质的最基本单位，具有不可分性、质量不变性，认为物质就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说虽然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进步，但仍然逃脱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一切旧唯物主义虽然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但由于把物质直观简单、形而上学地归结为某种具体物质实体，无法说明世界的本原，最终导向唯心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物质概念问题，明确了科学的物质概念，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恩格斯说:

“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页)

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不是指具体的物质形态或结构，而是指物质的全体，是对一切领域和一切物质形态的共同本质的抽象概括。

列宁给物质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全集》第18卷，第130页)

世界上千差万别的物质实体，其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的客观实在性。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克服了旧唯物主义把世界归结于某种具体物质形态的形而上学局限性，对形形色色的具体物质形态作出了科学的抽象，奠定了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基本观点运用到历史观领域和认识论领域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建立了实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从而确立了包括实践观在内的最科学、最完备的唯物主义物质观。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具体化为指导实践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基本观点，在实际工作中必须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遵循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基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条件相结合，一切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历史任务。也正是靠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与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富起来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在向强起来进军。

第二，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离开物质的运动，物质世界，包括精神现象在内的一切都处在永不停歇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一切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运用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就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没有停止不前的实践，没有永恒不变的认识，也没有亘古不移的理论。世界是变化的，实践是发展的，一切事物都因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条件改变了，人们的认识，人们所采取的指导思想、行动路线、方针政策也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是率先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取得政权，然后再向农村进军，以城市带动农村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与俄国不同，国情实际发生了根本变化，照搬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就会遭受失败。中国共产党人从曲折和失败中找到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创新，恰恰说明条件变化了，理论认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路线的深化。

第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世界又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每类具体物质形态的运动既存在与其他一切物质形态共同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本质，又具有其特殊规律和特殊本质，物质世界是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的有机统一，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个别就是指单个的、具体的事物。一般则是指不同事物之间在本质上的共同点。个别是具体的、特殊的、活生生的，而一般则是抽象的、普遍的、干巴巴的。比如，人们所看到的人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或是男人，或是女人，或是黄种人，或是白种人，或是黑种人……这些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人就是个别的人。而人们所说的人则是一般概念，因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是黄种人、白种人还是黑种人，这个人还是那个人，都具有人的共同本质，都是人。具体的人就是个别人，个别人是具体的、生动的、实实在在的人;一切个别人的共同的、普遍的本质则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对千千万万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人的共同本质的抽象认识，是一般概念。

个别和一般并不是彼此孤立、互相排斥的，而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在个别事物中，蕴含着一般、普遍、共同的本质和规律;如果离开了个别的、具体的事物，一般就是空洞的、虚幻的、没有内容的东西。不能设想，离开了一个个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人，还能存在什么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个别就是一般”，“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50页)不能把一般作为脱离个别的独立存在，与个别、具体的东西相提并论。

从认识个别到认识一般、从认识具体到认识抽象、从认识特殊到认识普遍，这是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认识一般只能通过认识个别而实现，否则就会得出荒谬的认识结论。由于人的认识总是由个别到一般，也就是人的认识总是从认识个别事物开始的，进而认识到一般，然后再从一般认识到个别。没有对个别的认识就无法形成对一般的认识。

因此，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第302页)“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同上，第293页)

共性与个性、个别与普遍辩证关系的道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不懂得这点，就等于背叛和抛弃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道理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必然体现为对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活的灵魂。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国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道理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运用。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才能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用于指导中国的实际。既要肯定“一般性”，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又要肯定“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不能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一般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也不能因为强调“一般性”而否定“特殊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一般性”，是拒绝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因为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就会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脱离中国的人民大众。因为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就是教条主义;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就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离开具体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词句，拿来指导实践，就会走弯路，使事业遭受损失。经验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指导作用，拒绝马克思主义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南，就会迷失方向。

第四，矛盾分析是最根本的分析方法。

对立统一规律是世界最普遍、最根本的规律，社会、自然、思维等世界上的一切规律皆服从于它、根源于它。对立统一观点则是对立统一普遍规律的高度抽象，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和核心观点，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有三大规律，即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其中最根本的规律。列宁认为，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49页)，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精辟概括。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哲学概括，从根本上揭示了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规律，说明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人们认识事物及其规律本质，必须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认识和分析该事物具体的运行规律及其特征。对立统一的观点和对立统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之见诸于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创造性地把对立统一规律形象地称为矛盾规律，把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概括为矛盾观点，把对事物对立统一状况的分析称之为矛盾分析，并把掌握矛盾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高度。毛泽东是矛盾论的大师。早在1937年，为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他撰写了《矛盾论》，系统阐述了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有关《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是运用对立统一观点即矛盾观点分析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型范例。毛泽东以矛盾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为武器，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十大关系问题是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十大矛盾。

毛泽东说:

“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页)

世界是辩证的，矛盾是辩证法的核心，辩证法的核心观点是矛盾观点。认识世界，必须用辩证法认识世界;用辩证法认识世界，必须用矛盾观点认识世界。矛盾概念形象地概括了万事万物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在对立统一中发展的最普遍的客观法则。矛盾观点是对立统一观点的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化的通俗表述。毛泽东谆谆教导我们要学会用矛盾观点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矛盾观点是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运用矛盾观点认识说明世界，就是世界观;运用矛盾观点分析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矛盾观点与矛盾分析法是一致的。

是否承认对立统一，即是否承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包含着矛盾，是否承认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根本分歧。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是否认矛盾，否认事物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看不到事物自身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否认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把事物看成是不包含任何差异、变化的抽象的同一，认为事物内部是绝对同一的，同一事物永远是同一事物，不是别的事物；认为事物变化发展是数量上增减和场所上变化，并把这种变化归结为外部原因。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斗争性、外因与内因、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问题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都是有原则分歧的。辩证法是一种全面的、运动的、普遍联系的、突出重点的、对立统一的观点，形而上学是一种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割裂的、绝对同一的观点。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关于矛盾问题认识上的本质区别，决定了人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根本不同。

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观点，学会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任何事物的特殊矛盾，认清矛盾的性质、特点，对不同质的矛盾采用不同的解决办法，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从而推动事物的转化和发展。

第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辩证唯物主义高度重视实践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自认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列宁认为: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49页)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同样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是应当肯定的。但它的根本缺陷是因为不了解实践的作用，因而在认识和解释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发展规律时，离开人的实践去说明社会历史和人的认识问题，不了解实践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不能把辩证法应用到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问题的认识上，把人看作感性的、被动的人，看不到人的实践能动性，看不到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和源泉，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把认识看作对客观实在的直观的、被动的、消极的反映，结果自然又掉进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认识论的泥潭中。

辩证唯物主义第一次自觉地把实践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从而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发展历史，把唯心主义从历史观和认识论中彻底驱逐出去。在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66页)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涉及了实践在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发展中的根本作用问题，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列宁认为，实践“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39页)。实践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个别的、特殊的事物的普遍本质与一般规律能够在实践中逐步显露出来，只要具备了同样的条件，实践就可以随时随地产生合乎规律的运动，从而证明规律与必然性的存在，证明正确的思想、理论是与规律相符合的，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实践作为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感性物质活动，能够把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经过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形成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方案等，并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方案付诸行动，并产生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结果。如果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证明了人的认识的正确性。如果经过反复实践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就是对于一种认识的证伪。判断一种理论、一个方案是否正确，要看它在实践中是不是行得通，看能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

毛泽东特别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他针对教条主义者轻视实践，不了解中国实际，不尊重中国实践及其经验，不重视调查研究，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外国革命的经验，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的现实，特别强调了实践的极端重要性。他把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另一篇著作称为《实践论》。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四个方面说明了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并以实践为基础，第一次对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作了全面的论述，第一次将实践摆在改造世界的人的历史活动中，深刻揭示了实践在认识过程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是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真理，更因为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又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实践、实践再实践，认识、认识再认识，实践需要理论，实践孕育理论，不断发展的实践推进理论的不断创新。列宁回答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时代问题，并结合俄国国情和革命实践，找到了俄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成功地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和现实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道路的中国革命道路，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国引导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永续结合，创立和不断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条件下，习近平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作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指导意义上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那么，怎样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3-504页)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判断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实践之所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性决定的。真理是人们的思想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认识。判断一种认识是不是真理，在主观的范围内是不能解决的，客观事物本身也不能自动地把自己与人的认识相对照。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不能到主观领域中去寻找，也不能到纯粹客观的领域中去寻找，只能到能够把主客观联结起来的东西中去寻找。这只能是实践。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特别强调实践检验标准的唯一性。所谓唯一性，即只有一个标准。一种理论、一种思想、一个观点、一个办法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说话、来判断、来裁定。不论谁的指示、谁的讲话、谁的本本，都必须服从实践标准。改革开放之初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一场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对错误路线的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对个人的盲目崇拜迷信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了，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坚定不移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正因如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勇于实践、善于实践，不但要善于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斗争实践中改造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且要在实践创新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在理论创新指导下进行实践创新，不断用实践检验理论、推动实践与理论创新双向互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三、针对新的实际，

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辩证唯物主义

毛泽东高度重视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写出《反对本本主义》这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本观点的哲学名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以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也是重要转折时期，毛泽东发动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发表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著名著作，用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全党、武装革命，统一全党的思想，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思想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等重要著作，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武器。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全党要学哲学、用哲学，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也反复要求全党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分析和处理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今天我们党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地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想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习近平，第5页)

为什么要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是由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本性所决定的。我们共产党人所秉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皆源于对辩证唯物主义真理的信仰，我们共产党人只相信真理，为真理而奋斗。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真理除了显著的阶级性之外，其科学性在于实践性、发展性和创造性。辩证唯物主义第一个特点是实践性。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永不枯竭，永远具有蓬勃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辩证唯物主义始终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常新的实践相结合，要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讲过：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实践是检验正确理论的标准，这就叫作唯物论。邓小平也讲过，一个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和今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样总结、概括出新的理论呢？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性，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理论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正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有这样一个根本特性，从而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高度重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如果离开实践，不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而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那么，就会把辩证唯物主义变成空洞的、无用的教条。只有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辩证唯物主义才永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辩证唯物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性。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真理，在于它不会永远停留在同一个水平上，永远向更高的水平发展。这种发展性，是由实践性带来的。辩证唯物主义要求人们实践、实践、再实践，同时也就需要对实践认识、认识、再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常新，理论也常新。

恩格斯讲过: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1页)

恩格斯还讲过: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辩证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只有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解决新的问题，才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会不断地向前发展。毛泽东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讲过：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要形成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他还讲：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和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适应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这是不行的。任何孤立地、静止地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把它同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毫无出路的。总之，辩证唯物主义是发展的，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充实新的理论内容。

辩证唯物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创造性。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因为它同实际相结合，不断地在实践中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哲学理论，这就决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具有创造性的特点。创造性这一点，首先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身上。他们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思考和研究新的问题，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继承了以往一切哲学的优良品质和科学观点，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实现了人类哲学观的创新革命。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的探索实践中，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列宁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展和丰富了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基础上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

实现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必须做到:

第一，刻苦读书真学。

一个人的哲学素养和哲学运用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勤奋刻苦学习获得的。学习有两个途径:一是向书本学习。认真读书，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著作，研读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研读历史、文学、科学等著述。有条件的同志要多读书，条件差些的同志也要少而精地读书，不读书是绝对掌握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二是向社会学习。社会是所大学堂，是无字之书，人民群众是老师。向社会学习，就是要向人民学习、向实践学习，勤于实践、善于从实践中获取真知。

第二，深入思考真懂。

“学而不思则罔”。读书而不思考、接触实际而不研究，就等于吃东西而不认真咀嚼、囫囵吞枣，不会从书本中和实践中获得丰富的营养，即使读了书也是白读，接触了实际也是白接触。要做到真学而真懂，一要真正弄明白书中讲的道理，需要逐字逐句读、反复细致读，要弄清楚书中所包含的深刻道理。二要围绕书中所涉及的事例、典故、史实，多方面阅读相关的书籍，融会贯通多方面知识。三要结合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反复研究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

第三，坚定理想真信。

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基于对真理的信仰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信仰，是以真理支撑的信仰。辩证唯物主义是支撑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哲学依据和真理基础。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而不相信它的真理性，是无法坚定理想信念的。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必须把它作为对真理的信仰、对真理的追求，要更加坚定对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的信心和信念。不能把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仅仅当做对知识的追求、更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当做追求功名利禄的梯子，当作解决温饱的饭碗，当作自己养家糊口的家伙，更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当做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必须真信。

第四，联系实际真用。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目的在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地在于改造世界。

毛泽东指出:

“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

他强调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应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怎样运用呢？他用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有的放矢”。他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我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做到“学而致用”“有的放失”。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学以致用”“有的放矢”，必须要解决好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问题，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际中去。

毛泽东指出:

“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3页)

学风问题是对待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问题。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和解决两个实际问题：一个是工作实际，一个是思想实际。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要联系和解决好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这两个实际。客观世界的实际，就是工作实际，包括国内外大局的实际、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个人具体工作的实际。主观世界的实际，包括人们的思想实际，如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作风操行，政治思想状况等等；党内和社会上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实际，如社会风气，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等等。联系客观世界的实际也好，联系主观世界的实际也好，都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分析和解决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解决两个实际的问题，一是解决能力问题，即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工作实际的能力；一个是解决品德问题，即提高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作风素质。解决两个实际，归到一点，都是要解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

参考文献：

《列宁全集》，1988年，人民出版社。

《列宁专题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4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文集》，1999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2019年:《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载《求是》第1期。

（作者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来源：《哲学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