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不得不说说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军队现代化立下的丰功伟绩。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是在毛泽东亲自决策、直接领导、具体部署下进行的。毛泽东为建设现代化的军队亲历亲为、呕心沥血。

1953年12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军队建设的方针与指示，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在123人北京召开了50天的会议,明确提出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作为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这次会议，是人民军队全面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

一

进入近代以来，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成为100多年来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梦想。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甲午海战的硝烟、八国联军的枪声震醒了东方睡狮，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区区几艘坚船利炮，小小一干洋人洋枪，几万人、几十万人、上百万人抵挡不住。中国怎么了？答案就是中国需要现代化的国防。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代表着中国现代化军队的方向。军队现代化在推翻腐败的旧制度的革命战争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战争年代，毛泽东一再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并说，军队建设和作战的正规程度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由中国型的，变为世界型的。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是随着军队的发展过程不断进行的，具有继承性、连续性和跨越性的特征。正规化是现代化的基础。红军时期就曾学习苏军，搞过正规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虽然保持了现代化的方向，总体上讲只能是游击队。抗日战争也是如此。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紧紧抓住加强组织纪律、统一编制和军兵种组建来推动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48年9月，指出，“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走迟了就要犯错误”，11月中央军委做出军队统一番号的决定，1949年1月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决定建立集中统一的后勤组织体系，2月全军统一整编，野战军按数字序号排列。毛泽东在抓军队统一编制的同时，极为关注炮兵、工兵为中心的特种兵建设和海、空军建设。到1949年初，解放军不但有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工兵，而且海军、空军的建设也已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需要有一支与大国地位相称的现代化的强大国防军。建国前夕，毛泽东在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宣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把建设强大国防军和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新中国的两件大事。建国伊始，毛泽东一边抓国民经济的恢复，一边抓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50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下发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纪律、统一的编制、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行诸军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1953年先后给总高级步兵学校、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都是围绕着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专题讲了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问题。他在简要回顾军队发展里程中指出，“我们的军队，首先是游击队，以后比较正规一些，现在更好一些，但严格说来，距现代化还差很远”。“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一定要自己造出“飞机、大炮、坦克”，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毛泽东有关指示，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在这一时期，军队院校恢复和组建，海军、空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军兵种机关陆续建立，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合成军发展，为军队的全面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1954年以前的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抗美援朝使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在美军的对抗中换了部分苏联武器装备，为军队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国家正处在经济恢复期，并正在进行战争，受到国内、国际条件的限制，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还无法全面展开。抗美援朝结束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方面，美帝国主义由于侵朝战争的失败，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短期内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国有了和平建设的外部环境;国内方面，经济恢复的任务已经完成，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社会政治稳定、秩序良好，党和军队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军队的现代化具备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从思想认识上说，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加速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

二

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必须确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资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防御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就需要解决战略方针问题。关于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就已明确过。1955年4月，毛泽东重申: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我军在战争爆发前，加强战争准备，采取积极措施制止和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局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胜的企图，迫敌进行持久作战，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然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最后彻底打败敌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从而解决了我国反侵略战争战略指导的基本问题。

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出了反侵略战争准备的基点，明确了军队建设的着力点。这一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有力地指导了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反侵略战争准备。此后60多年来，随着国际形势及战略格局的变化，尽管具体内容有所调整，但积极防御作为一个完整的战略方针始终没有改变。

三

从1954年开始，按照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立的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军队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正规化是建设现代化军队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正规化就是要全军做到“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和与此相适应的是高度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

根据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朱德等15人为副主席。彭德怀任国防部长。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来领导整个军事工作。党有关军事工作的决定，可用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的名义下达，其需要公开发布的命令和指示则用国务院或国防部的名义下达。建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没有因国家领导体制的变更而削弱。

军区是军事区域内最高领导机关。1955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主要作战对象、作战方向和减少指挥层次的需要，对军区进行调整。将原来的四级军区体制调整为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三级军区体制。大军区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之下，负责领导和指挥本战区内的野战军、省军区和地方武装，并与海、空军领率机关共同领导战区内的海、空军部队。

军兵种的编制体制也进行了调整。解放军由陆、海、空3个军种变成了陆、海、空、防空、公安5个军种。1957年以后，防空军与空军合并，公安军番号撤销，又恢复为陆、海、空3个军种。海军从1955年8月至1960年8月，先后改编和成立了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北海舰队，副大区设置。1954年至1959年，先后组建了第一支潜艇部队和一批鱼雷快艇、扫雷舰、护航舰(护卫舰)、驱潜舰(猎潜舰)、巡逻艇(护卫艇)、雷击舰(驱逐舰)等战斗舰艇大队，海军航空兵、岸防兵、陆战队等兵种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加上水面舰艇和潜艇，形成5大兵种。空军，在原有基础上调整、充实，到1955年底，空军装备的飞机已达4400余架，70年代达到10000余架。1958年，组建了3个地空导弹营。至50年代末期，空军已具备了较强的防空作战能力。

按照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在以往精简整编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两次大的精简整编。第一次，是从1954年2月至1955年底，全军总员额(包括公安部队)减为350万人，精简比例为21.2％，其中陆军精简比例最大。第二次，贯彻党的“八大”精神，从1956年11月到1958年底，全军成建制地集体转业或移交地方，总员额降至240余万人。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人数最少的时期。军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从1953年的34.2％下降到1958年的12.2％。经过这两次精简整编，军队结构发生了变化，海军、空军及陆军特种兵的比重增加，各军兵种的比例趋于合理。到1958年，空军占全军总人数达12.2％，海军占5.8％，炮兵占4.8％，装甲兵占2.3％。步兵师的编成内兵种部队人数，1958年与1950年相比，步兵由61.1％下降到42.33％，炮兵由20.42％上升到31.89％，装甲兵达4.73％，工程兵由1.62％上升到4.36％，防化兵达1.2％。全军数量比以前虽然大大减少，但质量却有了很大的提高，实现了诸军兵种的合成。

四

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特别是训练干部。训练干部是建设现代化军队中心的中心。培养干部的方法，主要依靠办好院校，同时抓紧组织广大干部的在职训练。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军事院校。土地革命时期创建了红军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同志为学校制定教育方针并亲自授课;解放以后，亲自抓部队文化教育和军队院校的迅速恢复发展。从1954年开始，全军院校进行大规模的调整组建，选拔优秀干部办院校，院校建设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刘伯承在南京华东军政大学的校址上办起了“南京军事学院”。毛泽东称赞南京军事学院的建立是解放军建军史上重大转变的标志之一。1955年至1958年，在刘伯承同志的建议下，以南京军事学院的战役系、高级速成系、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装甲兵系为基础，分别组建了高等军事学院和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学院。到1959年已有军事院校129所。人民解放军的院校教育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战争知识的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在创办院校的同时，军事科学院于1958年3月15日正式成立。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协调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应用和发展。随后，全军各级领导机关也建立了相应的军事科学研究机构。这些军事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对于研究和探索现代战争规律，总结战争经验，发展中国的军事科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

没有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就没有军队的现代化。毛泽东在军队现代化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建立国防科技体系，改善发展武器装备。为了尽快提高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党和政府在经济还很困难、各方面都需要发展的情况下，一方面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以应急需，另一方面着手建立自己的军事技术研究机构，抓紧兵工建设及武器装备生产。1954年以前，中国先后从苏联购买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有偿接收了12个苏军航空兵师的装备，还购买了36艘鱼雷快艇等。到抗美援朝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步兵基本上换成苏式装备，空军、海军及炮兵、装甲兵等陆军特种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进口的同时，毛泽东非常重视常规武器的开发和研制工作。1956年，歼-5飞机试飞成功，使我国一跃成为少数能够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国家。到1959年，陆军武器装备初步实现了国产化、制式化。

国防尖端武器装备不但代表着综合国力，而且代表着军队现代化的程度。“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把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推向高峰。1955年1月，毛泽东作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此后，国防科技发展的重点开始转向突破原子弹、导弹“两弹”的技术方面。4月13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导弹的研制工作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工作。10月，毛泽东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来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导弹事业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在发展“两弹”技术中，既努力争取得到苏联的帮助，引进技术，少走弯路，又强调做好“消化、吸收”工作，从培养人才、建立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扎实起步。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这一年，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这一年，成立了以万毅为部长的国防部第五部，负责领导特种部队的组建工作。这一年，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负责统一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1959年4月国防部第五部合并到国防科委。然而，就在中国研制“两弹”进入关键阶段之际，1959年6月，苏联终止了合同，1960年撤走了专家。毛泽东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造出原子弹。他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表达了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压，勇于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意志。

“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自始至终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及中央军委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专门委员会，具体负责“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研制工程。中央专委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全国、全军一盘棋，极大地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中央专委会在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协同，及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进行调度，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全国大协作，解决了研制“两弹一星核潜艇”中遇到的100多个重大问题，安排了“两弹一星核潜艇”所需的特殊材料、部件和配套产品等2万余项的研制生产，既极大地节约了资金，又大大加快了“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的步伐。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科研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凭着为祖国争光的勇气，克服重重困难，发挥聪明才智，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经过反复试验论证，于1963年3月，提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西北核武器试验场和研制基地建成后，为全面突破原子弹技术创造了条件，从1963年3月起，集中北京的国防科研人员陆续迁往大西北，进入研制原子弹的总攻阶段。广大科技人员奋发图强，进行了千百次试验。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5月14日，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飞机空投原子弹空爆试验，使中国有了可以使用的核武器。

氢弹的研制。1965年1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要求有关部门立即作出全面规划。早在1960年，在钱三强负责下，已开始了对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基础研究。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氢弹研制全面展开。经过广大科技人员的刻苦攻关，氢弹研制的关键难题一个个被攻破。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试验氢弹。成为第4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对此，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曾幽默地说: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应该给他发个1吨重的大勋章!

导弹的研制。1955年，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回到了祖国。毛泽东亲自请钱学森吃饭。1956年2月，钱学森提出了我国火箭和导弹事业的发展计划。毛泽东决定采纳钱学森的建议，组建中国的导弹科研、设计和生产机构。4月，国务院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5月，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1960年2月，中央军委 “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得到毛泽东首肯。1960年11月5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1号”发射成功。1964年6～7月，中国连续成功地发射了3枚中程运载火箭。在原子弹爆炸前3个月，中国已秘密拥有了弹道导弹。8月，钱学森提出了将导弹与原子弹结合起来，组成有实战价值的核武器的建议。9月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成立由钱学森领导的“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在抓紧研制运载工具的同时，研制核弹头的工作也在分秒必争地进行。1965年5月14日，一架獾式轰炸机在中国西部上空投下一枚小型核弹，核弹按设计要求在距地面一定的高度爆炸。这次核试验的成功使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迈进了一大步。1966年9月，核弹、导弹“两弹结合”的试验准备工作就绪。按照试验方案，将用导弹运载核弹头，从甘肃和内蒙古交界的巴甘吉林沙漠打到新疆的罗布泊。27日上午9点整，大漠上空闪现出一团耀眼的火光，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东风2号”载着核弹头拔地而起，像一条巨龙朝千里之外的目标飞去，核弹头在预定的靶标上空精确地爆炸。“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打破了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有弹无枪”的嘲笑。在此之前的7月1日，组建了地地战略导弹部队，并将其命名为第二炮兵。不但有枪有弹，而且有了实施战略核反击任务的新兵种。

人造卫星的发射。1957年至1958年1月，苏联和美国先后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中国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研究机构。1964年6月，中程地地导弹的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具备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能力。1965年1月8日，中央批准了钱学森建议早日制定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的报告，并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取为“651”工程。毛泽东要求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要比苏联、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先进，即卫星重量大、寿命长、技术新。经过专家论证，决定以《东方红》音乐代替无线电呼号，并以“东方红1号”命名。为了能看见它，在末级火箭上设置“观测裙”，使人们在收听到卫星发送的《东方红》乐曲的同时，还可以观察到它在太空运行时闪闪发光的轨迹。1970年3月，“东方红1号”卫星和“长征l号”运载火箭总装完毕，4月24日晚上9点35分，“东方红1号”人造地球卫星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成功送入太空。全球响彻“东方红”。

核潜艇下水。为落实毛泽东关于制造核潜艇的指示，1958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聂荣臻《关于开展研制核动力潜艇的报告》。此后，海军与二机部开始组织人员进行核动力装置用于核潜艇的研究。1960年6月，原子能研究所提出了《核潜艇动力方案设计(草案)》。1961年，海军组建舰艇研究院，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造船科研体系。1962年，由于国家经济困难，核潜艇的研制被迫下马，但在毛泽东的亲自关心下保留了骨干力量。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1965年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重新上马。核潜艇工程上马后，海军舰艇研究院于1966年11月完成了第一艘核潜艇总体方案的设计。1968年11月，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1970年8月28日，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陆上模拟试验反应堆运转试验顺利完成，各项试验基本达到或超过了原定的设计指标，为第一艘核潜艇的下水试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77周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从1971年4月起，这艘核潜艇成功地进行了各类试验，先后出海20余次，累计航行6000多海里，主要战术技术性能都达到或接近设计指标。1974年8月1日，第一艘攻击核潜艇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体现了人民军队大无畏的勇气和魄力，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体现了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与美苏英法相比，中国的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速度快，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质量高，苏联第一颗卫星83.46公斤，美国的第一颗卫星8.22公斤，还是哑巴，中国的卫星173公斤，“看得见，听得见，抓得住”;跨越式，外国研制核潜艇是三步走:普通型核动力—常规水滴型—核动力水滴型，中国三步并作一步走，第一艘就是核动力水滴型;耗费低，帝国主义搞尖端武器是用金钱堆起来的，中国是花了最少的钱办了最大的事。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看来，中国人民在经济困难、物资乏匮的条件下搞出尖端武器是不可思议的。1982年，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上将，看了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后，对中国60年代就造出了核动力水滴型潜艇惊叹不已，伸出拇指称赞说，“这完全可以和同时代先进国家的核潜艇相媲美”。其实，了解了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雄心壮志，理解了“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思想，知道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的战略策略，感悟了“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进取奉献精神，就会深深认识到:中国能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实现零的突破，造出两弹一星核潜艇是历史的必然！它雄辩地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具有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气魄和能力。正如聂荣臻所说，“我们爆炸的是物质原子弹，它产生的巨大威力却来自不知强大多少倍的精神原子弹”。这“精神原子弹”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也是美国为什么“怕中国军队毛泽东思想化。”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离不开革命化，离不开“从古田再出发”，道理正是如此。

邓小平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如果当时搞不出核武器，现在想搞也搞不出来了。江泽民在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说，没有毛主席留下的“两弹一星核潜艇”，中国想站也站不住了。可见，再怎么高度评价毛泽东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做出的贡献都不为过。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担任军委主席，人民军队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但我们“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毛泽东是中国军队现代化之父应该永远铭记！

（作者：王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