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驻苏使馆办公（资料照片）。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徐则浩（安徽）

王稼祥在1945年中共七大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由此也引起了一些人对毛泽东和王稼祥之间关系的猜疑。实际上，毛泽东在七大上做的《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讲话中，对这个问题有过解释。只要对这段讲话略作解读，就不难找出其中原因。

王稼祥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王稼祥对此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遵义会议后，他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并被确定为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他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这个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进行长征，被认为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对维护和巩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延安，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周恩来常驻重庆南方局，朱德经常来往于八路军前方指挥作战和延安军委总部，王稼祥常驻延安，协助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又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7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

一年半后，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这样，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也就不存在了。不过，王稼祥仍然担负了重要职位。根据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王稼祥同时还是由刘少奇任书记的组织委员会成员。实际上，这时王稼祥伤病复发，已到了不能再“带病工作”的地步了，根据中央决定因病休息3个月。

在1968年写的《我的履历》中说：“从1938年我回延安担任军委和总政工作，一直到1943年因病脱离工作这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犯错误比较少的一段时间。”事实上，正是在这段时间，王稼祥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对党的事业、对中国革命事业、对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诸多重要贡献，他本人也锻炼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王稼祥落选七大中央委员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抱病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同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这是一篇已被历史公认为全党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

王稼祥的住处也由杨家岭迁到枣园，又由枣园迁到王家坪。有时在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检查治疗，有时在住处疗养。1944年5月21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举行。会议的任务有两项，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次全会持续时间很长，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这次全会。

在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后阶段，1945年3月29日，毛泽东批示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说：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给参加七中全会的每人一本，叫他们收到即看，还要写出意见；并给王稼祥也发了一本。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经毛泽东多次亲笔修改或主持修改，为了提交4月20日七中全会最后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讨论，在4月15日又改出了新的修改稿，即草案第三次稿，这个稿本也发给王稼祥一本，征求意见。

病中的王稼祥，深知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极为认真负责地进行审阅并提出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他除了对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写了意见给毛泽东，又于1945年4月17日和4月22日，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对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第三稿的意见。这两封信，已编入《王稼祥选集》，篇名为《给毛泽东的两封信》。

王稼祥在信中说：“七大政治报告是救国建国的纲领，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纲。这两个文件，我都完全同意的。”信中说：一切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与党的批评，并着重谈了检讨自己错误的一点经验。“严肃的态度就是先抛开一切荣誉、责任与舆论，抛开自己的主观，来看问题的本质，来看客观。即：自己在一定时期一定地点所主张所实行的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有利于革命”。

他认为，对自己检讨之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过程，是他在病中长期回忆的一点经验，这对犯原则错误的同志去想问题，或者会有一点帮助。这对党检阅任何一个政策的过程，或者会有一点参考价值。在这两封信中，他诚恳地申明：“我因连年犯病，不能参加过去与现在的讨论，不能很好地检讨过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补偿过去的错误，这对于我是一件遗憾的事，但也莫可奈何的。假如将来身体能够恢复康健时，再去补做这个工作吧。”“病中脑力不济，思路前后不连贯，故写得零乱。是否妥当，尚乞指示。”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于1945年5月2日对王稼祥的这两封信做了批示：“此两件请富春同志印发到会代表。”

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共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无表决权）。王稼祥也是中共七大代表，编在晋冀鲁豫代表团，但是他因病未能出席。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七大主席团在各代表团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提出94人的预选名单，并决定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45名和候补中央委员25名组成。毛泽东在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报告中强调指出：遵义会议以后的这十年，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今天的局面也不会有这样大。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确：有的人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表示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现实主义的方针。

王稼祥经七大主席团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但是，在6月9日大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中，他只得了204票，不足半数，落选了。

王稼祥为什么会落选？我在研究王稼祥的过程中，曾作为一个问题，注意从访问当年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和查找相关资料中努力寻求答案。

七大代表、当年担任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编在中直、军直代表团）说：“1943年秋，稼祥同志患了严重的胃肠病，因而没有能参加我们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当时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选举中委时他落选了。”“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这是最简洁、概括和准确的说法。

七大代表，时任中央军委编译局局长的曾涌泉，编在华中代表团，和陈毅同在华中代表团的一个组（陈毅是组长）。他回忆说，在讨论正式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时，“陈毅同志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把稼祥同志比作楚汉之争中的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就是起了这样的重要作用，他那‘一票’是举足轻重的。以后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毛主席对那些犯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的同志，都是要团结的，还是要把他们选为中央委员，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第一次选举正式中央委员时，王稼祥同志仍然落选了。当时大家对他在遵义会议上起的重要作用，都是知道的。但也有些同志对他并不怎么了解，据说是因稼祥同志对下级态度生硬，民主作风差，而没有选他。”华中代表团这个组的讨论情况，有一定代表性。

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七大代表，编在晋冀鲁豫代表团。1997年7月16日，笔者在访问杨尚昆时，关于王稼祥七大中央委员落选一事，他说：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孤僻，不大接近群众，人家认为他架子很大，实际上他是个书生气派浓的干部。在中央苏区，他和下面干部缺少交流，人家也很尊重他，因为他有这个职务，是毛主席相信的。我认为，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缺点。”“第二，‘七大’是清算王明路线。按照情况来讲，他应该是王明路线里的一个重要人物。”王稼祥作为一个留苏学生，回国后工作做得不多，但一下子就当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很多干部，包括一些经过长征的老干部，还是认为他是王明路线里的人。这也不错，开始他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但实际上，王稼祥进中央苏区后就逐渐了解了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所以，他在很多时候是站在毛泽东一边，同时他又有病，这样慢慢地他也不管什么事情了。“由于大家对王稼祥同志缺乏了解，很多人把他和王明摆在一起，没有选上中央委员”。

王稼祥是一个学者型的领导干部。他平时同干部、群众的接触少，这同他的性格有关。大家都很尊重他，但缺乏交流。在延安时期，他身兼数要职，工作劳累，身体又有病，有时在主持会议或听取前方各部队、各根据地负责人汇报时，或者因为汇报人讲得罗嗦，抓不住要领，或者因为会议时间已经开得很长，需要留出时间由他做结论，有时流露出不耐烦的样子，打断别人的汇报，往往由此引发一些同志对他有意见。有的代表看了他写给毛主席的信，不满意，认为写得太简单。这些都可能是影响他当选中央委员的原因。

王稼祥与毛泽东等在一起

毛泽东的重要讲话

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做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

讲话共三个部分：一、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不要以为选的是候补中央委员，就可以马虎一些。这个选举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因为我们大会所要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名额不少，有34名；他们也参加中央的工作，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有发言权，可以提出意见；当正式中央委员出缺时，要由他们递补。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那么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会更大”。

二、对王稼祥中央委员落选，“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在这里说几句话”。

三、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整个讲话共4页，第二部分讲得最多，篇幅最长，占了2页半，也最着力。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对王稼祥做了评价，指出王稼祥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但是他是有功劳的，还一件一件地列举了王稼祥的功劳，特别讲到了他在党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即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他为中央起草或主持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并一篇一篇地列举了这些文件的名称。

毛泽东说：“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他在讲话中，针对代表们提出的对王稼祥意见，有针对性地做了解释。他说：“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他这次写给我的信，已印发给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说写得太简单，但是他的确是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毛泽东非常肯定而又恳切地说：“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昨天选举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做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使代表们加深了对王稼祥的了解。大会进行了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6月11日，七大公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选出候补中央委员33人，按得票多少先后为序，王稼祥以名列第二当选。杨尚昆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是“毛主席帮助稼祥同志‘竞选’”。

由于中央委员落选，当然不能再进入政治局，这在王稼祥的革命生涯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和考验。这时他仍在王家坪住处病休。许多同志包括朱德、彭德怀、李富春、杨尚昆等，先后来看望他，一方面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同时也怕他难过而来安慰他。王稼祥笑着迎接大家，而不谈及此番落选之事。杨尚昆回忆说：“‘七大’选举中委，他落选的那天，我从杨家岭跑到王家坪去看他，他笑了笑，对我说：没有什么，我没有选上还好一点，我的身体不好，选上做不了更多的工作就不好。”王稼祥对正式中央委员落选一事能处之泰然，彰显出把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看得高于一切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本色。

七大后，王稼祥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前往苏联治病。初步康复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首任驻苏联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首任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对他的后半生所做的贡献应该如何评价，同王稼祥相知有愫的胡耀邦讲了一段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话：“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真是二十年如一日。我不敢颂扬他干一行精一行，但应该说他干一行钻一行；不能说他没有失误之处，但可以说，他的工作是深思熟虑和卓有成效的。他对我们党的国际活动提出过不少独到的意见，有些意见尽管当时没有被接受，但是现在看来，无疑是正确的，是有客观的远大眼光的。”他说：“稼祥同志后半生的成就，并不比前半生逊色，并且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在我们党建党六十周年的纪念会上，中央决定列举的我党建党以来三十八名卓越的领导人物，就有稼祥同志。他是当之无愧的。”

王稼祥是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正式中央委员的。回顾毛泽东在七大期间所做的关于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要求大家重视候补中央委员选举时讲的那些话，真是富有预见性。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王稼祥出席了这次全会。3月5日下午3时，二中全会正式开会，首先由周恩来报告：共到中委53人，因4位中委出缺，依次补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正式。出缺的4位中央委员是：关向应、陈潭秋、王若飞、秦邦宪（关向应，1946年7月21日因病在延安逝世；陈潭秋，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逮捕后，于1943年9月27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被秘密杀害，因消息隔绝，中共七大仍选举他为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4月8日乘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经山西兴县黑茶山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毛泽东在全会上做了报告。提出了促进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全会讨论和批准了这个报告。在3月10日的全体会议上，王稼祥做了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说：当中国革命很快就要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主要原因应当归功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发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整风的自我检查，第二部分是对由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补充几点意见。据《杨尚昆日记》（上）记载：“3月10日会议发言者为（王）稼祥、（聂）荣臻、（习）仲勋、云泽（乌兰夫）。”“稼祥对自己错误，亦有好的表示，把自己比如‘木炭汽车’。”

二中全会期间，中央内定王稼祥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驻苏大使。1949年6月，他作为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随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商谈有关筹建新中国的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10月20日，王稼祥率参赞曾涌泉等一行离京赴任。王稼祥除携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外交部长周恩来签名盖章的国字第壹号国书外，还携有毛泽东1949年10月20日给斯大林的信。

信的全文如下：“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给他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致以同志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