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动态》主编高培勇在“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2018”致辞  张佶烨/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全所之力，每年举办的层次较高、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主要是两个：《经济研究》高层论坛和《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这两个学术活动在兼顾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前提下，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更多的侧重应用经济学领域问题的研究，后者更多的侧重理论经济学领域问题的研究。今天在这里举行的《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其宗旨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推进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

这样一个宗旨的确立，是和我们对于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分不开的。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人民日报》（理论版）负责同志，约我写一篇《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面对的重大课题》的理论文章。我知道，不可能用一个课题覆盖新时代经济学领域需要研究的所有问题，而是一个长长的清单。经过反复考虑，我最终选择了四个题目：

第一，改革开放40年的系统总结。意在对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做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凝练改革的基本规律。

第二，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经济学解释。我们都知道，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样一个转化过程，绝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所揭示的是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理论的演进过程。

第三，新时代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的研究。我们都知道，十八大以来，围绕着中国经济形势和全球经济形势出现的转折性变化，决策层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理念、思想和战略，并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概括起来说，就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对宏观调控体系的高度概括。但是，对于这样的概括，尚未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而给予学术性支撑和方法的支持。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再到2016年5月确立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当说，这样一个课题已经伴随我们走过了几年时间，目前对于这样一个课题的研究进展怎么样？我们心中都有一本账。

把这四个方面的课题归结在一起，我想，它们均属于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也均属于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层面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当然，它们也是亟需经济理论工作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的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

环顾一下目前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状况，应当说，迄今的研究进程并不令人满意。

比如，第一，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系统总结。我们一直强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方式，也是经济理论工作者最需要做的工作，不是简单回顾改革的历程，也不是简单罗列改革开放40年的成绩单，40年前我们是什么数字、40年之后我们是什么数字。我们最需要做的是，要在系统总结改革开放40年基本轨迹、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基本规律，作出理论概括。其中，特别需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系统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思想史。大家知道，它取决于我们对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规律的认识，取决于我们对改革开放40年的理论概括进展状况。倘若在理论概括、基本规律提炼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或者尚未取得能够达成基本共识的实质性进展，改革开放40年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也都知道，它实际上是支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索。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一个具体的反映。沿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这条主线索，把改革开放40年的事情交代清楚，从而作出规律性的总结，也是需要我们投入不少精力和气力去做的事情。

第三，宏观调控体系。过去五年我们已经形成一套颇具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其实在它的背后，就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的形成过程。对于这套理论，我们总结得怎样？当把这套理论和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加以对比的时候，其中的变化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它的最实质的内容我们该如何去贯彻？当我们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来指导经济工作的时候，特别是指导宏观调控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这是需要研究的。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学界，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研究线索。不同的学术机构、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解，在写出不同版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我们是不是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从而形成一套能够为经济学界所共识，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公认，在理论上能够说得清楚，在实践上能够行得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三个课题——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大家已经看到，从7月6日中美贸易摩擦正式开启并不断升级以来，面对中国经济形势内外部环境变化而形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稳中有变的这样一种新的形势，经济学界已经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社会各界也在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这些政策建议和主张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一是要求政府大规模扩大投资；二是要求政府实行大规模减税；三是要求政府放松信贷管制；四是要求政府放松监管。对于这样的政策建议和主张，该怎样评价，它的实施效果究竟会如何，不是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话题。

我想强调的是，面对这些政策建议和主张的时候，极易联想起十年之前那场反国际金融危机的操作。它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甚至疑似惯性思维的印象。大家肯定记得，2008年之前，或者说在党的十七大之后，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旗帜下，我们已经开启了转方式、调结构的实质性操作。到2008年上半年，北京房价逐步企稳并且有下跌态势，不少人犹豫该不该那时候买房。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浪头打来，我们不得不被迫中断转方式、调结构这样一个很不容易到来的历史进程，而转行“放水”，搞以四万亿元投资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操作。当今天我们又面对类似于那时的政策建议和政策主张的时候，不由得有一种担忧：如果真的照此做了，中国会不会再次失掉一次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

除此之外，还会想到，当人们提出这样的类似政策主张和类似政策建议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或者支撑他的理论体系是什么？是十八大以来所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还是传统意义上的需求管理理论？我们曾做过系统总结，经济发展新常态不同于经济发展旧常态，高速增长不同于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需求管理政策。我们今天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一个更深层次的判断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之所以让我们联想到疑似惯性操作和似曾相识的历史现象，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理论研究供给不够平衡、不够充分。我们虽然在阐释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但是我们阐释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能够达到让人们听得懂、听得进并且真正融会贯通的地步？倘若人们能够像过去熟悉需求政策管理那样熟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像熟悉高速增长那样熟悉高质量发展，能够像熟悉经济发展旧常态那样熟悉经济发展新常态，当面对中美贸易摩擦这样一个新挑战的时候，我们会做出怎样的反映？还有必要担忧会走回头路、重蹈覆辙吗？

不管怎样，认识到我们必须跨过中美贸易摩擦所引起的经济形势稳中有变这样一道“坎儿”，以今天的会议作为一个重要契机和平台，聚焦于改革开放40年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境界这样一个主题，请大家从理论的高度深入思考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从而让我们以更平衡、更充分的经济理论研究供给，来回应新时代的呼唤，回报党和国家对我们提出的希望，无疑是极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动态》主编，根据在“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2018”致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