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概念提出后，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世界范围内日趋热烈，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倒较少被提及。因此，本文主要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来展开论述，但它的内涵与我们熟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国际上，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肯定态度的人们，无一例外地赞扬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他们认为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在分析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时，公有制为主体、土地国有、宏观调控这些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因素，成为人们回答这一问题的首选。俄罗斯国家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生院院长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强调，中国的“国家制度能力”即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中国在遭遇世界经济危机时，依然可以有出色的表现力。（毕文胜：《波波夫谈中国发展模式》，《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

 

意大利共产党人党指出，“我们不同意有些学者将中国的强有力的崛起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的论调。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指向的国家，有着计划与市场共处的混合经济，国家控制着土地、银行和国有或国家控股的主要行业。这使宏观经济便于调控，并使中国避免了2007—2008年的全球大衰退。中国的计划经济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有周期性的危机规律。尽管国有企业的利润不高，但却使为了国家和公共利益而投资中长期项目成为可能。”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成主要有“土地国有”、“生产手段的公有为主体与经营管理的多样化”、“协商型的劳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未来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将市场经济作为补充，中国的经济体制将在21世纪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国学者、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托尼·安德烈阿尼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公有经济发挥着领导作用。中国的土地仍然实行国家所有制，这就避免了土地所有权的大规模集中。中国仍然保留了国家计划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只不过通过间接手段进行，其作用十分强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的特点，因为它必须考虑本国特殊的国情。此外，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还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而这种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

 

2、从整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西方学者奈特·温斯坦认为，国有企业在中国还控制着工业的核心部门和金融部门，而且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属性”使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得以幸免，并给全球经济注入了活力。他还进一步提出，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处于这种缓和的次危机状态之中，中国就没有理由放弃已被证明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

 

 

1、中国的发展不应该割裂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30年之间的联系。对此，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最近30年中国成功的先决条件绝大部分是在1949—1976年间创造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时期所实行的政策，1979年以来的市场类型的改革不会取得现在这种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单独的自由化从来都不会成功，甚至有时候适得其反，上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就是例证。

 

2、具体说来，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工业体系和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智力保证。埃及著名左翼思想家萨米尔·阿明坚决反对那些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引进外资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工业和设施基础的话，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萨米尔·阿明：China 2013，《每月评论》杂志2013年第3期）

 

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外交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指出，对比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会发现，投入中国的外资大大超过印度，其中有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的全民受教育程度比印度高出很多，尤其是妇女的受教育程度，高出印度25%—30%，这一点至关重要。显然，一大批可以看懂生产手册、可以迅速学习如何使用机器的工人是更具生产能力的。再加上中国对外资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这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

 

3、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举国体制也被认为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所在。有学者认为，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聚焦特定的工程、项目、事件，往往可以形成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形成带动效应，提升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之一乔根·兰德斯教授认为，中国政府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应迷信西方民主体制。这个因素是兰德斯对中国发展保持乐观态度的核心因素。

 

 

1、“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社会现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选择的集中体现。国外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模式”最精辟的概括就是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中国的改革战略而言，它是渐进变化的，中国领导人不赞成激进的政治民主化，只支持渐进的政治试验和温和改革，这使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并且使投资者稳定了信心。这一改革战略的要点在于：其一，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即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其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三，不断地试验、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其四，确立了先易后难的优先顺序，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

 

2、不盲从西方，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成功的前提。萨米尔·阿明笃信，中国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自主计划，在此意义上，中国是唯一名副其实的新兴国家，其他的所谓新兴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因为他们的所有经济部门都完全服从资本主义基本原则。

 

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盲目听从西方的建议，而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即不实行全盘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虽然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中国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中国虽然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新闻周刊》认为，正是由于打破西方经济发展模式，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才会取得成功。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惯常打破经济教科书每一个原则的国家”。“这恐怕是少有的摆脱了从西方固定理论出发的惯性甚至包含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加以否定的先例。”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利奥·刘指出，中国迈向市场的道路是渐进式的，可以用两个词来描述：“摸着石头过河”、“帕累托式改进”。前一个词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重视试验，后一个词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规定的政策尽可能使中国的情况不因为经济改革而恶化。这一政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防止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以及避免社会冲突的真诚愿望。

 

就“中国模式”的独特性而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极端私有化模式。它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

 

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的道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就已经是独创性的，当今中国官方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体现了这种独特性。

 

日本学者大木一训认为，已显现出基本形态的中国“经济制度”是人类至今没有的经验，即惟一的“混合经济”制度。这不仅是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存，而且是以公有制为主导，互相补充、互相竞争，在由代表全体人民的人民政府的“统一计划”（也就是宏观经济管理）下，有目的、有意识地发展而形成的经济制度。最终，建构统一的、开放的、竞争的、有秩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不仅会超越资本主义，而且在本质上可能是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

 

德国经济学家约希姆·毕绍夫认为，与苏联失败的改革相比，从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因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结合，以计划和市场作为互相补充的宏观控制手段，把市场当作反对影子经济的手段，谨慎地限制中央计划化，由中央对地区发展差距和新的社会分化进行调整。

 

在国外学者眼中，“中国特色”就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政府不放松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各国经验，灵活运用市场力量，而不是盲从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颇有生命力的新道路。

 

 

1、只有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在对资本主义的开放中不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政权能够解决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他还认为，创新是中国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持续深入的变革。

 

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对四项基本原则倍加推崇。他说：“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相互关联的，缺一不可。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是根本的，舍此，也就谈不上别的了。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条十分重要，苏共没有这样做，教训惨痛，希望中共进一步加强领导。”

 

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的进步，则是改革开放得以深化的制度保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体制建设上的进展包括：差额选举制、重大人事和问题采用无记名投票制、任期制、退休年龄限制、中央委员中的地方代表席位、选拔任用地方最高领导干部遵守“回避”制。郑永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拒绝走西式的民主道路，自身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哥伦比亚民族团结社会党的加夫列尔·戈麦斯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一个有能力管理13亿人口大国的组织结构，其执政能力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保证。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共产党有着高超的政治智慧，能够实事求是地将政治理论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实现制度创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引领中国人民建设美好新生活，引导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目前，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不遗余力地在国内宣传西方“宪政”，其实质是想要让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接受西方宪政理念，成为与“在野党”相对应的“执政党”，再通过“选举民主”将共产党推翻，对此种动向必须予以足够警惕。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肯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肯定，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这也提醒我们，只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我们就能够步履坚定地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来源：求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