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们组党革命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要先运用一种新的工具——政党来打破僵局，创造出一个有别于过去的现代国家，然后再带领中国人民建设这个现代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与生俱来的一大难题：是知识分子政党还是“劳工政党”

 

在国共合作框架下，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收获颇丰，却也因此忽视了一个与生俱来的头号难题。

 

因为从理论上说，中国共产党本应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然而至少到中共一大为止，共产党员还几乎全是以学校为依托的知识分子。这对于自称“劳工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的确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

为此，中共一大上还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据《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论述：当时以张国焘为首的多数人主张组织一个面向工人阶级的政党，并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目标；而以李汉俊为首的少数人则主张建立一个先进知识分子的不定型的合法组织，从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这种划分方法是否客观、公允，姑且不论，但两派的态度却是鲜明的。在少数派看来，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需要进行长期的宣传和教育。

 

因此，首先应当把知识分子组织好，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等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后，再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这恰好符合中国共产党初建时面临的实际状况。

 

而在多数派看来，共产党本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应该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的基础。大家认为，李汉俊主张学生运动，反对工人运动。

 

虽然在给中共二大的意见书中，李汉俊申辩说：“我并非根本反对劳动运动，而是因种种缓急而主张先作学生运动。”但这在当时仍然不合时宜。李立三甚至认为，如果当时“党不把李汉俊思想打下去，则职工运动就不会发展”。

 

中共二大的章程则更是开宗明义：“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织一个大的‘群众党’。”如此而论，共产党走出校园，面向工农，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当时有个口号称：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者的书斋，到群众中去！“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候，亦强调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

 

对此，刘少奇后来批评说：“学生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这不独不能因此就叫他作‘学院派’，而且是学生的主要工作。党员埋头读书研究，这一事实并不表现为‘学院派’，而是每一个党员在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时所必需如此做的。任何比较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样埋头读书与研究的阶段。”这是一个高明的见解，只是很多人在20年以后才能得到。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怎样才能形成切合实际的统一认识？

 

走出校园，深入工农，实际上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党性而进行的艰苦努力。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共产党确也没有形成切合实际的统一认识。

 

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李大钊说：“毫无团体训练的人民，也不能产生有力的民众运动”，“所以我们现在要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

 

虽然如前所述，李大钊也指明：“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可是，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中，怎么实现“平民的”“劳动家的”目标呢？

 

同时代的另一个共产党人进行了探索。施存统认为，可以对学生同志“做一番训练的工夫，革除小资产阶级的遗习，完全成了无产阶级化”。他还进一步申明：“我们若以无产阶级的意志为意志，以无产阶级的思想为思想，以无产阶级的要求为要求，以无产阶级的行动为行动，则我们纵非出身无产阶级，而实际上却已成了无产阶级的分子。”

 

然而在那个历史环境中，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还不能在李大钊与施存统之间实现有效的连接。事实上，中共初生于高校，这本可为解决如何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完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设，这一与生俱来的重大难题提供莫大契机。但是党却以另一种方式回避了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上述问题在大革命失败后变得更为复杂。在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为党的组织成分，认为“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智识份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智识阶级”，因此强调“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澈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

 

上述论断带来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八七会议后形成的政治路线，也在客观上制约了党在知识群体中的存在和发展。当时无论是“乡村中心论”者，还是“城市中心论”者，都把学校党建置于“边缘化”的地位。虽然后者也强调城市工作，但其注意力的重心却不在知识青年。这主要表现为关注城市的工人运动，而轻视城市的学生运动。

 

不过这时“乡村中心论”者的探索颇具建设意义。因身处农村，中共不可避免地要吸收大批农民入党。这迫使共产党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问题。

 

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提出思想建党的新思路。

一是加强党内教育，主要是从思想理论上和政治路线上教育党员，要求“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

 

二是开展党内批评，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党员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而不是“无原则的无意义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毛泽东以此来克服党内的不正确倾向，确保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只是毛泽东等当时还局限在农村，对苏区以外的党建工作尚不可能产生实在性的影响。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大创造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个人可以超越阶级出身的局限，各阶级出身的人经过党的教育都能成长为共产主义的战士。

 

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定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吸收到党内，就是对这种假设的一场检验。中共中央作出规定，“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并强调用共产主义教育来达到“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从而在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驳倒了唯成分的论调。

 

既然“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那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入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不止如此，此时中国共产党还赋予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早在1938年3月的《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不在乎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而在乎学习一种作风，一种方向。陕公的校长和教职员，他们都是从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出来的，所以你们在陕公里可以学习到一个方向——政治方向，同时又可以学习到一种作风——工作作风。”

 

这反映了共产党依托这批知识分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明显意向。

 

这一时期，每逢学校开学、毕业典礼以及重要集会，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要到场作报告或演讲，以指导学生及时把握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脉搏。有些领导人甚至还亲自担任学校的兼职教员。

 

其中有不少报告或讲座后来经整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这当中尤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最为著名。

 

前者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中心，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后者则以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阐发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两论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它一方面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又要求在党的思想建设上正确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党内无产阶级意识与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关系，在组织建设上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与纪律的关系。这也标志着中共的建党理论已进入了成熟的状态。

 

毛泽东选择在抗大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也具有象征意义。其实质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武装高校，然后再以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运动。其实，早在江西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放弃以开除、逮捕或刑罚来解决党内分歧的办法。

 

他认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并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确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大创造。而将思想建党的原则真正付诸行动，则是从1942年发起的延安整风开始的。在整风运动中，共产党采用强化教育、小组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思想改造等方法，来建造一个在思想、组织和作风等方面都一致的统一政党。

图为八路军指战员在整风运动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当然，整风运动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在一个含有非无产阶级的群体中，如何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个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头号难题。

 

虽然当时共产党对学生及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认定没有改变，所以也不会像后来那样将其直接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在这一时期，共产党确实为青年学生的入党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且在实践中确立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基本原则。这多少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早年提出，对学生同志“做一番训练的工夫，革除小资产阶级的遗习，完全成了无产阶级化”，这一建党思路的影子。

 

只是此时通过整风运动的方式，使党的“无产阶级化”变得更可操作。毛泽东的“思想改造”和刘少奇的“自我修养”，能够让每一个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灵魂上得到磨炼和洗涤，从而逐步将其净化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这可算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的一个最大创造了。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昆仑策网，转自“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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