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 丁堡骏：准确地理解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

点击：  作者：高永 丁堡骏    来源：察网  发布时间:2020-04-12 09:59:43

 

 

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第三个方面，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与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将市场经济体制片面理解为“市场化”，应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辩证统一。我国快速有效地遏制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证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显著优势。这一优势的基础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实践证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的概括：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1]】

 

这一新表述与以往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也纳入到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围内，引起学界热议。如何科学理解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如何正确处理基本经济制度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关系到能否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过程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重新认识这一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

 

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

 

如何理解基本经济制度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把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之中，说明不能将市场经济体制视为可以脱离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而独立存在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相适应。马克思曾经指出，

 

【“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2]】

 

因此，生产在经济运行中起决定性作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又在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3]】

 

因此，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和经济体制三者之间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属于不同层面的制度，并非处于平等地位。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的根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们采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一所有制结构又决定了必须采取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主体的运行机制必须采取市场经济体制。

 

所有制结构除了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其性质由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成分所决定。在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哪种经济成分起主导作用，就决定了这种所有制结构的基本性质。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

 

因此，必然有一种经济成分在所有制结构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影响和决定了其他经济成分的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会受到公有制的“普照的光”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更多表现出和当前生产力相适应的积极的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消极的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具有社会主义这一“点睛之笔”，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也是由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确保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

 

必须注意的是，公有制发挥这种“普照的光”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即公有制经济必须占据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公有制经济比重的多少直接影响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如果公有制经济比重不断下降，意味着公有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制约和引导作用会不断减弱。如果公有制经济丧失了主体地位，则意味着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甚至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危险。这是必须要高度警惕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对确保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主体地位不存在了，公有制就无法有效发挥引导作用，党对现实经济关系的领导也就失去了依托。在本次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了关键作用，坚定了民众战胜疫情的信心。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基础。国有企业在疫情应对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相比中国，没有足够的国有经济资源可以利用正是西方国家无力应对疫情的原因之一。因此，只要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必须同任何试图削弱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的倾向做斗争。

 

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之一是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5]】

 

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新的概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显著优势，使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从而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地转化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治理能力。

 

促进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改革目标之一。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有种观点认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好，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这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错误理解。在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之初，江泽民同志就曾强调，

 

【“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配”。[6]】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可以用于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关键在于如何激发两种机制各自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实践证明，在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全体人民提供均等公共服务、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等方面，市场经济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必须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7]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随着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政府调节经济的手段也更加丰富，政府作用的发挥更加充分、有效，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突出表现，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显著优势。这种显著优势的基础是中国政府具有比西方国家更完善的经济职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职能，既包括斯密提到的‘守夜人’的职能，还包括西方国家干预主义提到的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还应包括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职能，即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政府直接投资国有企业，通过国有企业引导整个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向前发展的职能。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作用”。[8]】

 

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高效完善的政府职能在战胜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降低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保障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这说明市场经济的稳健发展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各类经济风险的化解和防范更需要政府充分履行经济职能。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时，总是同时强调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9]】

 

只有同时坚持而非割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整和科学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10]】

 

解读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也应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历史逻辑一脉相承，从有机结合的角度理顺基本经济制度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的概括，是为了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有力的经济保障，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这种有机结合要求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在这次疫情中，各地政府积极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使市场秩序得以快速恢复。中国经济在世界疫情中成为“避风港”“压舱石”，政府作用的充分发挥是关键因素。

 

三、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问题

 

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的解读应当与《决定》的总体精神保持一致。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必须

 

【“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1]】

 

这是解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的根本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发挥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

 

在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之初，理论界曾经强调市场经济是体制，不是制度，实行市场经济不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有利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为培育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一条道路。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表明，如果任由市场经济自由放任地发展，必然会影响甚至改变所有制结构，进而有可能引发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也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章中，马克思论述了商品交换关系导致原始共同体的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的历史过程。

 

【“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生活中也成为商品”。[12]】

 

商品交换促进了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过程中，资本雇佣关系也是首先在商业领域出现，进而影响和扩展到生产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把西欧封建领主土地私有制改造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经济史的事实证明，经济运行体制会改变所有制和生产关系，进而有可能改变社会性质。在体制和制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屏障，始终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这就要求在利用某种具体制度或体制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具体制度和体制对社会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影响，防止具体制度和体制逐步引发根本制度、基本制度质的变化。

 

这并非杞人忧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制经济比重已经大幅度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不断上升，这是市场经济自发作用和政府适度调控的共同结果。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不能成为主导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在重大危机面前，两种所有制经济的表现具有明显差异。公立医院始终是抗击疫情的中坚力量。有的民营医院却拒不执行政府指令，拒收发热病人，体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局限性。如果说在改革的一定阶段，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曾经调整所有制结构，使公有制经济比重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和非公有制经济比重的上升。那么，我们也必须警醒，如果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超过一定的临界点继续发展下去，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受到严重削弱，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会难以保持，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失于稳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13]在经济基础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幻想。

 

总之，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要求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服务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目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使我国的各项制度建设更加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习近平强调，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14]】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科学地理解和解读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才能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更加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不断增强。这次疫情“大考”更加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检验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应对危机和化解风险的能力，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重大危机面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世界示范意义。

 

高永，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堡骏，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此文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