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汇丰事件关乎中国的金融主权，关乎中国如何面临全球经济与金融保护主义，关乎中国建立战时金融机制的重大问题，应给予高度关注。

 

 

2020年3月31日晚，汇丰银行最终决定终止此次派息，且至2020年底，不分红，次日引发香港股市巨震。

 

然而，此前该行最新年报，说明其上年盈利状况良好，可持续派息。2020年2月27日， 2019年第四季度每股派息0.21港元，并除权，4月14日行权，具有法律效力。

 

据息，此一变更，是根据英国审慎监管局通知要求。

 

英资的渣打、莱斯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巴克莱银行、劳埃得银行等其他银行集团，也接获类似要求，均将按照监管要求暂停分红，并发布联合声明。

 

4月7日，香港为此发生中、小股东的游行抗议。

 

4月9日，汇丰大股东平安银行管理层在2019年股东大会上表示，“有一点影响”，因平安银行股价随汇丰下跌，这样轻描淡写，只是为了稳定自己股东情绪的绥靖办法，实为无奈之举。

 

这对已于2020年4月1日实施金融全面开放的中国提出的强烈挑战：已经并或于未来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主权，究竟属于外资银行的母国，还是中国。

 

汇丰（香港）银行目前挑战的就是中国金融主权的归属问题。

 

中国金融开放后的金融监管面临如下主要情况，凡大中华区获得主要利润的外资，可细分为如下几类，切须高度关注：

 

1、母公司在本国\地区或境外其他地方注册，分支机构在华注册，均明确听命于母公司所在国的政府与金融监管机构；

2、母公司在本国\地区或境外其他地方注册，分公司在第三方，支行或其名下变更名称的分支机构在华注册，均听命于其本国政府与金融监管机构；

3、母公司和分公司在低税率国家或地区（即所谓的世界众多的避税天堂）注册，分支机构在华注册，听命于其母国的政府及金融监管政策；

4、凡在本国、第三国及中国上市的一切类型外资金融机构。

 

凡上述注册地、经营地、上市地、纳税地分离的四类金融机构，隐蔽性非常高，通常可能与其主权国家的情报机构有密切关联。

 

它们还可继续细分成银行类、投资银行类、基金类、保险类、对冲基金类、共同基金类、能源基金类、副主权基金类等种类，对中国的金融领域构成了潜在的、严厉的、重大的经济与金融安全隐患。

 

汇丰（香港）根据英国监管当局的要求，将已公布的派息突然推翻，事先即没有向经营地与上市地的香港银行公会报备，也没有向香港金融管理局说明理由，违背了金融监管的属地\在地管辖原则（territoriality principle）。

 

尽管我们可视为，汇丰食言派息计划，是新冠毒下向英国本土的财政输血行为，且英国石油价格巨幅下调，布伦特原油于2020年4月1日下探至每桶24.52美元，远远低于同期世界银行、各投行、各研究机构的平均预期每桶35-45美元的区间，暂时处于亏损状态，财源少了，不过是欧美抗疫失败的应激反应，不可持续。

但是，以英国利益为第一，无视本国金融机构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经营地与上市地的属地管辖权，这也是对香港的金融监管权的无视，更是对中国金融监管权的挑战，是对中国主权底线的试探。

 

此例一开，将危及金融开放与金融主权归属。特此备注，要慎防中国的金融开放成为外资在华的高效提款机，成为不流血的金融掠夺对象，形成1840年后主动输送型的新庚子赔款机制。

 

 

对此，提供以下五项基本建议：

 

建议一，金融监管要采用对等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特别是对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

 

如汇丰银行在中国经营，在香港上市，当英国单方面要求在港上市的英资金融机构利润回流，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理所应当地按照对等原则，要求在伦敦的中资金融机构或其他企业拒绝向英国交纳利润。那怕这些中国企业的利润没有汇丰在华的利得高，没有形成对等数量，那怕只是向空中挥拳，这种相应的动作也要做。

 

这就是对等原则的具体体现，非常符合英文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的原义，礼尚往来。坚决回击他国在中国领土上实施“金融长臂管辖”，才谈得上中国拥有金融的主权与独立。中国越发展，越开放，越必须保持在金融监管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是维护国家尊严的必要手段。

 

建议二，中国的金融监管应无论其注册地在何处，均以经营所、上市地属地\在地管辖原则（territoriality principle）—在中国，以切实履行金融主权的实体责任。

 

凡在华盈利性金融机构，均应视为金融主权覆盖的被监管机构，境外金融机构的监管法则和规定，须与中国金融机构的监管接轨，凡有涉及在华外资金融机构，均须向中国相关金融监管机构知会、报备、备案，以及在中国政府指定媒体上，如《中国证券报》等提前一月或一周发布公告。

 

建议三，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应当高度重视此事，对口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银行公会提出相应的咨询要求，进行备案跟进，要求香港相关机构展开调查，彰显对特区金融监管的主权关注，

 

这并不防碍“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原则，原因是汇丰控股的盈利，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同时，中国外交部也要随时跟进，必要时以外交方式，一方面转达大陆及香港中小股东的不满，包括大陆在香港上市的汇丰大股东平安银行（持股14.19亿股，占比7.01%，按比应得红利3亿美元，折合21亿人民币，汇丰持有平安银行股份不到2%），另一方面要求英国的金融监管要与中国的金融监管相向而行，任何时候不能损人利己，彰显中国政府对国家整体金融主权与安全的关注。

 

建议四，中国尽快研究与建立战时金融机制（或称：“金融应急机制”），与对外开放形成辩证对应的关系，越开放，越要关注内外可能出现的极限条件。

开放超出低线，甚至毫无低线，越要有战时金融机制和金融应急对策。

 

金融领域的极限思维关乎国家金融安全，没有战时或紧急情况下的金融全面开放，必将犯颠覆性错误。美国从全球撤侨，欧盟要求成员国的金融机构停止派息分红等，不排除有战时金融的准备。战时金融有三条要旨：一，以本国物资准备为基础；二，对资金进出进行必要管制；三，对物资进出口进行必要管治。

 

建议五，中国不要指望香港中小股东的协会会在起诉中获胜。故更应综合使用上述四项建议，以维护国家金融主权与国家尊严。

 

至于英国国内的财政困难，那是另一回事，可以在对等原则下协商解决。香港的法院和法官以亲英美人士为主。近期香港的多项涉警案，对警察的不公判决，可以想见涉案主体为英资汇丰银行，那些大法官们会多么以法维护他们的利益。

 

当前，因应美国撤侨及欧盟将与美合作，战时金融机制（或称：“金融应急机制”））必须立即启动预案计划。

 

现时，中国超极限、超低线、超国际水准的金融开放，并没有配套好最基础的《银行法》，金融投资监管人才奇缺，整体水平较低，同时，没有战时金融的预案。

 

忘战必危！中国必须将金融开放与金融应急状态是辩证关系，金融领域的和平与战争、战略与战术长期并存，唯有将二者统筹考虑，才能辩证施策。在新冠病毒全球漫延，必将改变世界秩序和格局之时，中国金融准备不足，进入门槛太低，若不亡羊补牢，继续门户洞开，危之极矣。

 

中国的金融主权是中国金融开放的权柄，须臾不可失之。金融监管上的对等原则与属地\在地管辖原则，是国际上常态化的金融监管原则，无论和平与战时，均适用。中国要善用原则\规则与斗争相伴，方能剑在手，行有据，缚长鹰。

 

修订稿

2020.4.10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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