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制造业的特点1:从总量数据看,“东风逐渐压倒西风”
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从总量上看是“东风逐渐压倒西风”。
第一, 1997年,中国仅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5.5%;此后一直快速上升,到2010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8.4%,超过了美国17.3%的增加值比重(见图1)。此后美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一直低于20%,而中国却一直在上升,到2015年,中国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6.7%。
第二,1995年以后,不仅仅是中国和美国发生了这种力量对比的转换,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发生了力量对比的变化(见图2)。
从经合组织(OECD)所代表的发达国家俱乐部来看,1995年OECD国家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所占份额是84.1%,从这之后一直在下降,到2015年已经降低到54.0%;而经合组织之外的非发达国家群体所占份额一路上升,到2015年已经达到46.0%,双方比重已比较接近。按此发展趋势,未来非经合组织国家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分析比较中美出口产品的结构(见图3)。
首先,分析中美出口产品中高技术产品的比重。
(1)、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本国制成品出口的比重。2000年美国的比重非常高,达到33.7%,此后逐年下降。而200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仅为19.0%,2008年已经接近美国,2009年超过了美国,目前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5%左右。而美国这一比例已经不足20%。
(2)、中美出口的前三大产品的比较。根据表1,中国2014-2016年的前三大出口商品,第一是电信设备,第二是数据自动处理设备,第三是集成电路。而美国2014-2016年出口量第一的是杂项产品,第二是石油制品,第三是汽车。当中美贸易争端刚起时,很多人对目前中美出口产品结构有所疑问,到底“谁是工业国,谁是农业国?”
(3)、制造业就业占整体就业比重。对于整个发达国家来说,无论是美国,还是传统的制造业强国日本、德国,或是后发展制造业强国韩国,从就业情况上来看,他们的制造业都存在一定的“空心化”现象。
从制造业就业占整体就业比重来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德日韩基本上一直在下降。韩国这一比例曾经有所上升,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降下来了。美国则下降得非常厉害,20世纪7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工人超过整体就业的20%,到2009年时则降到不足10%。这就造成像底特律这样的“锈带”,大量的失业工人对其国内政治造成了较大的压力。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时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以“用美国人,买美国货”为口号深得白人工人的拥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是在制造业总量上,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二是在出口产品上中国正逐渐往中高端发展;三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制造业就业比重不断萎缩,制造业趋于“空心化”。中美整体实力接近,中国开始进军制造业高端,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制造业的就业萎缩,共同构成了今天中美贸易摩擦的时代背景。
全球制造业的特点2:总体结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全球制造业的总体结构可以概括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在全球生产分工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很难说一个最终产品到底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比如某个零部件,可能在一个区域投入劳动与资本生产,形成一个中间产品,然后运到另一个区域进一步加工装配成为某个总成部分,这些不同地区、不同环节生产的中间产品再运到第三个区域进行最终组装,最后在所在国销售或者再出口。其中在每个地点和环节,都分别加入了劳动和资本。所以如何分辨这个产品到底是谁生产以及这个产品的出口贸易量到底算谁的,就成了一件复杂的事,并且产生了很多“国际官司”。比如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到底应该怎么算?这是很难精确计算。为解决这个问题,国际上正积极开展以贸易增加值核算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研究和一系列数据库建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苹果公司iphone手机的生产,它是在全球进行零部件采购与生产,最终在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完成组装,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其中富士康得到的增加值比例很小。如果把最终iphone手机的出口量全算成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算成中国的贸易顺差,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总体来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推动形成了一个全球的生产网络。OECD的一项统计研究显示,跨国公司等外资在全球的出口和产出中占了相当比例,这些比重从2000年到2014年基本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2014年,跨国公司等外资在全球产出中占12%左右,增加值占10%左右,在出口结构中已超过30%。
中国国内也做过一个统计,2005-2014年,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份额中,国有企业出口每个月大概是100多亿美元;外资企业一直都是我国的出口大户,出口最多,且数量上一直稳步上升,外资企业占我国出口的比重超过了45%(见图5)。民营企业2009年以来出口增长也很快。
对中国的进出口结构进行分析,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2016年,在我国的出口结构中,第一大项是机电产品,占比46%;第二大项是纺织服装类产品,占比13%;后面依次是金属制品8%,化学品5%,交通产品5%,其他产品23%。在进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占比39%,也排第一位,第二大进口品是矿产品,占19%;后面依次是化学品8%,交通产品7%,金属制品6%,其他产品21%。从进出口结构中可以看出,我国在机电产品、金属制品、化学品和交通产品这些领域,既大量出口,也大量进口。这种“大进大出”的方式,既说明我国和国外在同类产品的技术层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也说明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
全球制造业特点3:从价值链看,发达国家仍占高端
从价值链总体判断,发达国家仍占高端。“微笑曲线”是按环节分,整个产业链条分为上中下游环节,包括研发、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等,但增加值(利润)在各个环节的分布是不一样的,中间的生产环节附加值(利润)较低,两头的环节附加值含量(利润)要高一些。
WTO发布的《2014世界贸易报告》称,世界贸易发展正呈现四大新趋势,21世纪贸易仍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力量。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持续扩展,且发展中国家已经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哪些好处和风险?OECD曾针对非洲的发展现状做过相关研究,其好处是:第一,能够创造就业;第二,能够更好地融入国际贸易;第三,有利于吸引外资;第四,由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能够推动国内的生产网络向高端发展;等等。但与此同时,融入全球价值链也有不少风险。第一,容易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环节;第二,外国投资者的“外溢效应”有限,往往跟所在国隔绝;第三,容易把自己暴露于全球经济外延性影响的风险中;第四,所在国资源的消耗和外流。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利有弊,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来具体权衡。
在具体的价值分布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常占据了高端、拿走了利润的大部分。
我们分析前几年很著名的一个案例。我们生产一部iphone,都说是中国出口的,但其实就是由富士康组装的,中国没有赚什么钱。如图6所示,在整个苹果手机的售价中,接近60%(58.5%)都是美国苹果公司的利润;物料成本占21.9%;而中国得到的部分,是占售价1.8%的劳动成本。所以大部分价值都被美国公司拿走了,美国还在叫屈,说中国出口多了,贸易顺差大了,这就是强盗逻辑。据报道,科技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苹果手机一家的利润占到了全球手机行业利润的91%。
全球制造业的特点4:从产业链来看,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中国仍然薄弱
虽然中国在制造业增加值上居全球第一,零部件国产化近年来也有了长足进步,但我们在相当程度上还只是“世界工厂”,从产业链来看,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中国仍然薄弱。
以集成电路为例。从2014年到2016年,中国进口的前十大商品中,第一大商品就是集成电路,这几年每年都达2000多亿美元。第二是石油,2016年国际油价低迷,当年我们石油进口只花了1000多亿美元。每年进口的集成电路中,46%是处理器和控制器,5%是放大器,28%是存储器。这些都是我国尚不能生产或国内产量难以满足需求的。近年来媒体报道,日本福岛是电子产品生产重镇,福岛一出事故,国内电子产品就缺货、涨价;三星公司的内存供应紧张甚至断货,我们的手机内存也供不上,连华为公司也因此受牵连;同一款手机用了不同公司的内存芯片,导致运行速度不同,等等。最近的中兴通讯事件,更是说明芯片等关键零部件的缺失,导致我们的脖子被卡。
我们集成电路的自给率水平到底怎么样?近些年我们有了长足发展,但远远不能满足需求。2017年自给率估计是11.2%,2016年自给率是10.4%。在中兴事件之前,按这几年的发展速度看,到2020年自给率可能会达到15%左右(见图8)。中兴事件之后,社会上对芯片发展普遍重视,估计自给率会更快地上升。
在民用领域,我国核心芯片的自给率仍然很低。由于民用市场已经形成欧美公司占优的寡头格局,后来者要想进入和占据一定份额,难度很大。军用领域的情况可能相对好一些。
美国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主要靠科技实力与研发投资。1995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0.5%左右,此后逐步上升,到2015年超过了2%。但是1995-2015年,美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一直是2.5%以上,接近3%。韩国和以色列已经超过4%,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见图9)。一些国家早就比我们领先,而且一直还在持续投入。基础研究是应用技术的先导,而中国不多的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占比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很低。换言之,我们的基础研发还是很薄弱的。
如何客观评价中国的制造业?
第一,进步很大,这是实事求是。第二,关键环节仍有缺失,核心技术仍有差距。目前我们前有美国等发达国家围堵,后有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追赶。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的不断上升,有相当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在往东南亚搬迁。所以,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乐观。
展望全球制造业的未来,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全球化的趋势难以逆转。
中国的应对策略建议
根据前述全球制造业基本特点和中国目前的状况,我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应该有“四心”:
第一,要有雄心。大国和小国不一样,中国作为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拥有相对完整的先进的工业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特别在关键的技术环节必须自主可控,有自己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不能轻易让人卡住脖子。小国靠卖资源、发展旅游或集中发展一两个产业就可以实现发展,但大国不能。
第二,要虚心。尽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科学技术和制造业的很多关键环节还较为薄弱,比如半导体领域,从设计到生产,从关键材料到生产设备,我们都离世界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还需要长期追赶,不能动不动就自满自大,一定要虚心。
第三,要有恒心。回顾以往,我们曾经有过制造大型民用客机的第一步实践,本世纪初又再度下决心上大飞机。目标一旦确定,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随意改变决心。日韩在半导体产业上追赶的时候,初期也并不顺利,曾经亏损很多年,但后来持之以恒,今天的日韩在世界半导体领域中稳占一席之地。我国在这方面基础薄弱,追赶过程可能较为漫长,甚至出现波折或重大挫折,但一定要有恒心。
第四,要有耐心。从国家、从社会来讲,对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对相关的企业、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要有耐心,因为这种国与国之间技术实力的追赶,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三五年就看到显著成果,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全社会都要有耐心,给他们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不能急功近利。
从微观上来讲,在制造业追赶的战术上,“华为模式”是值得借鉴的,可以概括为“立足自主,开放创新”。
结合现实国情,在追赶的具体策略上应该是以我为主,立足自主,但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我们要开放创新。这些年我们科技上有很多进步,有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奋斗,但也应该看到,在国际交流合作中获得的知识外溢与思想碰撞很重要,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科技进步的规律;还有一些是国外技术的转移或者并购,这在国际上也很普遍;以及我国在海外学习工作的一些学者、华人回国创业,或者我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引进海外人才,国际人才的流动与利用也很正常。跨国公司近年来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利用中国的智力资源。如果我们自我封闭,就不可能发展这么快。
在处理独立自主与利用国外资源的关系方面,网络流传的任正非在2012年的一段讲话非常精辟。他说,“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 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同样的,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买美国的芯片。要尽可能的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前一段时间,网上有讨论“联想模式”与“华为模式”,即到底是“贸工技”路线好,还是“技工贸”路线好。我个人认为,在一个企业的发展初期,缺乏资金和技术积累的时候,采取“贸工技”路线是对的,企业首先要生存。一旦有一定基础之后,企业一定要转向“技工贸”。做贸易赚钱可能是快一些,但企业不可能永远靠赚快钱,一定要有长远眼光,适时转型,一定要有自己的研发和核心技术,才能有核心竞争优势,有持续和健康的发展。
华为公司为什么成功?华为公司最初是做境外交换机的代理,有所积累并对交换机有所熟悉后,自己开始研发交换机,后来研发出了C&C08交换机,逐渐开拓农村通话市场,再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国内走向国际,近年来更是在全球布局,在全球总共拥有36个联合创新中心和16个研究院(所/室),充分利用全球的智力和技术资源,成长为了世界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
华为公司对外披露,公司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究与开发。2017年,华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约8万名,占公司总人数的45%;2017年,研发费用支出为896.90亿元,约占全年收入的14.9%;近十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3940亿元。华为公司的研发投入水平,与国际大公司相比也不逊色。在欧盟统计的2016/2017全球研发投入最大的公司中,华为排名第六,是前十强中唯一一家中国企业。这种高强度的投入,高强度的研发,才能带来快速的技术进步,才有华为今天的世界地位。胜利不是空谈出来的,都是奋斗出来的。
【作者:贾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自《经济导刊》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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