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以《中企海外劳资纠纷谁之过？》为题刊发于昨天（2017年6月14日）《环球时报》，发表时删节较多，这里发出原稿全文。

《纽约时报》报道的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之间的争端，让赴美投资的福耀玻璃再次走到聚光灯下，这并不令我意外，因为无论是赴海外直接投资，还是单纯的对外货物出口和工程承包；不管是在美国、欧洲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在秘鲁、赞比亚、柬埔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资关系摩擦早已已经成为中资企业在海外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如何应对，是正雄心勃勃力图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无可回避的挑战。

对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尽可能以销售取代投资设厂生产，满足企业员工合理要求主张，……这些都是应对海外劳资关系问题的必要功课，但首要的任务还是正名，为中国模式正名，占据理论和道义制高点，否则根本不可能摆脱被动。

多年来，在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被涂抹上了“工人低工资、低福利、无保障”的油彩；相应地，中资企业在海外遭遇的劳资关系冲突普遍被先入为主地视为中资企业之过，前些年，西班牙记者胡安·巴勃罗·卡德纳尔（JuanPabloCardenal）和埃里韦托·阿劳约（HeribertoAraújo）在其所作《中国的沉默大军》（China"s Silent Army）一书中就如此评价：“对中国公司来说，其他人必须适应他们的标准——无论是雇佣条件、工资水平还是对环境的破坏，中国公司不会想到去适应当地人的标准”。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只要冷静、客观、中立地审视，就会发现，中国企业和中国制造绝不是“低技术”的代名词，因而并非只能支付不合理低待遇；中资企业在海外市场遭遇的许多劳资关系摩擦实际上是先进高效的中国模式与落后低效的东道国模式、勤奋的中国人与懒惰的东道国人之间的摩擦，正确的做法不应该是谴责先进、高效和勤奋，并强迫其向落后、低效和懒惰看齐，而是相反。

且不提被许多美国企业家指为“懒惰”的法国等欧陆国家，且不提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却早早拷贝了太多欧式劳工保护和福利制度的非洲、拉美国家，即使在美国这个以新教伦理立国、公认为欧美国家中保留自我奋斗精神最多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济南二机床集团等中国企业也早已深刻体会到了其工会体制的严重缺陷。

毫无疑问，济南二机床集团及其产品不属于“低技术”行列。2011—2013年间，该公司作为总包商先后三次拿下了福特美国本土工厂6条大型快速智能冲压生产线，这是福特汽车近20年来首次采购非德国生产的成套冲压装备，也是济二赢得的当今国际最高水平的成套冲压装备订单。这个项目是交钥匙工程，作为总承包商，济南二机床要承担全部安装调试工作，正是在与美国工人接触打交道较多的安装调试过程中，先进高效的中国模式与落后低效的东道国模式、勤奋的中国人与懒惰的东道国人之间的摩擦暴露无遗。在所有这些摩擦中，最大教训之一就是美国工会体制和劳动薪酬体制已经严重异化，奖懒罚勤作用极为显著，沦为懒惰不思进取者的保护伞和妨碍美国经济效率的肿瘤。

在现行体制下，美国工会掌握用工权力，却不承担提供具备相应知识能力工人的义务，致使中国合作方工作效率受此拖累而大大降低。不仅如此，在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现行劳动薪酬体制下，对工人普遍实施计时工资，工人工资取决于工种和工作时间，与完成的工作量没有关系，导致工人工作效率普遍较低，加班加点以求尽快完工投产的情景很难想象。而在美国现行工会体制下，工会干的事情就是全力以赴保护工人们磨洋工、耗日子的“权利”，自己不干，也不许别人干。在这种垄断性工会体制下，济二集团甚至遇到了设备运到工厂大门却被拒之门外的情况，因为驾驶运输车的司机不是当地工会签约职工，当地工会要求再办理相关手续才能让设备进厂，宝贵的时间就这样在本可避免的人为扯皮中流逝。

曾经独步天下的美国汽车、钢铁等产业为什么没落？这些产业的工会组织不能辞其咎，其中就包括这回与福耀玻璃冲突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即使美国社会自己，对此问题的研究分析也屡见不鲜。正因为如此，我一再强调，我乐于见到特朗普经济学奏效，因为只有一个基础扎实、宏观经济稳定的美国，才是我们可以长久持续开发的大市场，而特朗普重振“美国制造”的雄心成败，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改革美国福利制度与工会制度的结果。正因为中资企业在海外市场遭遇的诸如此类的劳资关系摩擦可谓多矣，所以我无法认为这回的摩擦曲在福耀玻璃，我更希望山姆大叔能静下心来改革劳动法规、工会体制中早已不合时宜的成分。

事实上，德国能有现在较好的经济表现，离不开当初施罗德不惜牺牲自己政治生命对劳动法规的改革，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当初在经济部长任上就大力推动劳动法改革；那么，从美国到中国直接投资正在迅速增长的印度，正在努力争取中国投资者的东道国们能否汲取这些经验教训？（2017.6.13，仅代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