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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实博士:如何理解当代社会的言论自由?
点击:  作者:徐实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  发布时间:2018-12-12 1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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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文科学者说话云山雾罩,说穿了是缘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形式逻辑不发达。他们对于自己所探讨的问题和概念,往往缺乏清晰明确的定义,所以经常弄出“狗咬尾巴”这样尴尬的循环论证。“言论自由”就是一个经常被误解和纠缠不清的概念——许多人喜欢探讨“言论自由”,却没想明白什么才是言论自由,被禁锢在别人的话语体系中而不自知。

 

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决定了信息的传播渠道,进而赋予言论自由不同的内涵。当代社会的言论自由,已经与20世纪以及更早时期的言论自由产生了重大区别。为了便于讨论,在本文中,我们以“当代言论自由”和“早期言论自由”分别指代这两者。

 

早期言论自由,其主要内涵是表达观点的权利。对表达权利的限制,通俗的理解就是“不能说”——说了就违法,祸从口出。例如,《大明律》中有以下规定:

 

“上言大臣德政者,斩”;

“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言惑众者,斩”;

 

以当代社会的眼光来看,就算说错了话,直接杀头的刑罚也属于不必要的残忍。就整体而言,当代社会对于表达权利的限制远少于古代社会,但是仍然存在。当代社会对于表达权利的限制,考虑的主要是社会稳定方面的需求,集中在以下方面:

 

1、违背人类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例如,法国、德国都立法禁止歌颂纳粹、否定二战期间的种族屠杀等言论。

 

2、违背所在国宪法的违宪言论。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一个国家最高等级的“政治正确”。在美国,对总统的批评倒是常见,但是“总统制”几乎是批评不得的。

 

3、煽动颠覆活动、暴力恐怖活动的言论。这在许多国家都被列入《危害国家安全罪》。

 

4、煽动民族仇恨和宗教极端思想的言论。这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

 

5、侮辱性、诽谤性以及造谣性质的言论。全国人大于2018年制订的《英烈保护法》,正是针对这类言论。

 

在上述负面清单之外,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已普遍给予公民充分的表达权利。作为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国给予公民的表达权利,并不比西方国家少:西方国家和中国一样有“政治正确”,只不过其“政治正确”的内容与中国不同。因此,试图从表达权利这个层面论证“中国缺乏言论自由”,显得毫无意义,不过是一小撮反华小丑的闹剧罢了。真正缺乏表达权利的,是沙特阿拉伯等封建色彩浓厚的国家,以及乌克兰等披着“西方民主”外衣的寡头政治国家。

 

表达权利既已普遍实现,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就不宜停留在“早期言论自由”这个层面。这就好比,大学设定录取标准时,在乎的不是考生的小学成绩,而是他们的高考成绩。与“早期言论自由”相对应的是内涵大大深化的“当代言论自由”。

 

当代言论自由,其主要内涵是传播观点的权利。表达权利(“早期言论自由”)是一个定性的概念,无非是“能说”或“不能说”,而传播权利(“当代言论自由”)是一个定量的事物——关键不是“有没有”,而是“有多少”。

 

在当代西方国家,表达权利一般来说不是问题,但是传播渠道几乎完全被私人资本所操控。就算你和别人同样拥有表达权利,但是对方有1000个传播渠道,而你一个都没有。最后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对方的观点广为人知、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你的声音却几乎没人听到。传播权利并不是平等的,现实中确实存在“一句顶一万句”的现象。完全可以这样理解:谁拥有的传播渠道更多,谁拥有的言论自由就更多;反之,缺乏传播渠道群体,其声音往往被边缘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从传播渠道来看,西方国家的“当代言论自由”处于什么状况呢?毫不夸张地说,传统媒体向民众展示的信息,都是私人资本想让民众看到的信息。其传播方式、传播内容要完全符合后台老板、即私人资本利益集团的喜好。比如,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发生的骚乱,被媒体定性为“暴民闹事”;乌克兰基辅发生的骚乱,那就成了“公民追求民主”的行为。俄罗斯出兵叙利亚,那叫做“扰乱中东局势”;而美军整日在海外穷兵黩武,就成了“维护世界和平”。说得直白些,传播渠道本质上是制造话语权的工具。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传统媒体,从来不会探讨劳动价值论,社会财富初次分配,以及如何消灭贫富两极分化等有深刻意义的问题。因为私人资本绝对不希望平民百姓思考这些问题,从而产生阶级觉悟。且不说有革命意义、进步意义的主张,传统媒体的主播和评论员,但凡出现一点“政治不正确”,就会立刻被解雇、丢掉饭碗。最近几年,类似的事情在美国已经发生多起,

 

其实,“媒体自由”纯属伪概念,它说穿了是私人资本通过控制传播渠道来制造话语权的特权。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意义上客观中性、不带有任何政治立场的媒体。许多媒体声称“嘉宾、评论员的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这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态——提供传播渠道本身就意味着对某一观点最有力的支持,否则为啥不将传播渠道给予其他观点呢?厚此薄彼难道不是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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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自媒体蓬勃发展,大有取代传统媒体之势。在微博、微信、直播平台等网络自媒体平台上,每个用户都可以自主发布内容。那么,网络自媒体会不会让人们获得更多传播渠道、从而使人们享有更多的“当代言论自由”?这个问题应当一分为二来看。

 

从绝对意义上看,个人享有的言论自由确实增加了。互联网自媒体的出现,使得传播渠道比起传统媒体的时代增加了不止一个数量级。20年前互联网在中国远未普及,当时除了电台和电视台,纸媒是传播观点最重要的渠道。舆论场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全国上千个报社、杂志社的主笔和编辑手里。你的观点若与他们不一致,便绝无可能得到传播的机会。想当年,许多给纸媒投稿的作者不得不哀求编辑们“高抬贵手”。

 

网络自媒体确实打破了传统媒体、特别是纸媒对话语权的垄断。个人或团队若有些写作爱好,大可办个微信公众号、微博认证账号,不仅可以天天发表文章,还能直接从受众获取打赏。微信平台影响力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些公众号,如咪蒙、占豪、后沙月光等,无不得益于此。与之对应的是,昔日习惯于“指点江山”的传统媒体人,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不断下降。虽然他们自己很不适应这种变化,但上述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曾作为一个学科的“新闻学”,只怕很快只剩空壳了。

 

从相对意义上看,即使网络自媒体增加了传播渠道,但是私人资本仍然能够通过控制自媒体平台来引导信息传播的走向。中国自媒体平台信奉的是“流量为王”——吸引流量意味着增加自媒体平台的影响力,而影响力最终可以通过广告收入等多种途径变现。因此,抖音、快手、花椒等直播平台,都在致力于打造小网红,然后和小网红签约,对观众打赏进行分成。认真观察一下,这些直播平台上流量排名比较靠前的账号,多是以发嗲为业的小女生,间或有几个美妆博主、游戏解说员,就没见过与科教事业沾边的。

 

而且自媒体平台还有“推送”这一功能,这明显意味着哪些信息会优先得到传播。谷歌旗下的Youtube是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在国外使用过Youtube的朋友,都遇到过一类糟心的事情:

 

只要Youtube识别出用户在使用中文版的浏览器,自动推送的视频里总有一堆邪教组织或袁腾飞等段子手的胡言乱语,令人不胜其烦。

 

由此可见,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谁掌握媒体平台,谁就能控制信息的传播权利,谁就能够决定哪个群体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在当代的历史环境下,应当以量化的观念,而非定性的观念来看待言论自由:纠缠于表达权利已经没多少意义,而传播权利才具有决定性意义。若以这个视角来审视,西方国家并非“言论自由”的楷模:虽然平民百姓拥有表达权利,却严重缺乏传播权利,使得许多合理诉求被人为压制,某些群体遭到有意的“边缘化”。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的学生贷款问题。最近十几年来,美国学生贷款的总额已翻倍,高达1.4万亿美元。学生贷款利率有的超过5%,以致许多人直到40多岁还在偿还大学时代的学生贷款。平民百姓对高等教育的昂贵颇有怨言,然而,在美国的媒体平台上,只有个别人谈及这类问题,而且内容只停留在“欠贷款的人过得挺痛苦”这个很浅的层次。你既看不到对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深刻质疑,也看不到对美国金融生态和金融体系的质疑——这些声音不是没有,而是被人为过滤掉了。平民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在私人资本看来属于“政治不正确”。平民百姓和私人资本利益集团的言论自由完全不对等。

 

相似的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近年来,普通群众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其实很高,这从劳资纠纷总数的迅速增长可以直观地看出来。但是在各路媒体平台上,却很少看到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讨论。恰恰相反,常有一些脑满肠肥、恬不知耻的所谓“专家学者”出来说话,鼓吹什么“中国还不够富裕,还不到谈收入分配改革的时候”。在他们看来,收入分配改革会触及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不开心就影响经济发展,而这种弱智观点早已被马克思和凯恩斯批判了无数次——劳动收入长期被人为压低,必然导致消费萎缩;生产和消费脱节的必然结果就是经济危机。

 

收入分配改革缺位必然爆雷的大真话,几乎不见诸中国媒体的报道。各路媒体反而充斥着湖畔大学、正和岛等私人资本俱乐部制造的鸡汤段子,基调就是“把政府当男朋友”——私人资本自己玩得爽的时候,就鼓吹“小政府”、“我的事情不要你管”;自己混得不好的时候,就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千万不能不救我啊”,“你为什么不管我?呜呜呜……”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的现状,就是私人资本利益集团的话语权远远超越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想要传播自己的观点、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已显得相当困难。如何改变这一不合理的现状,倒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资深生物制药专家;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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