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邱文平：伊斯兰世界高度关注中国，未来是否会逐步世俗化？

点击：作者：张维为邱文平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21-11-23 07:00:09

“整个伊斯兰世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中国，他们关注中国的成功，关注中国的经验，关注中国模式的方方面面。”

“历史的真相不是谣言和谎言能够遮蔽的，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友谊源远流长。”

“我国应该如何预防一些国外的极端宗教势力借机进行渗透和侵蚀？”

在东方卫视11月15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21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宗教学研究室主任邱文平，通过分析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和宗教，探讨新时代下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

【张维为】

今年8月份，美国从阿富汗狼狈撤军，使整个国际社会都开始聚焦阿富汗今后选择的道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整个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世界面临的挑战。

从历史上看，伊斯兰世界对于现代化的态度往往呈现两个极端，一个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阿富汗塔利班政权20多年前执政就是一个例子，他们追求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权”，“纯而又纯的伊斯兰”。

塔利班在1996年攻占喀布尔之后，在阿富汗照搬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治理方式和生活方式。男人要留胡须，妇女必须穿戴布卡罩袍，要在直系的成年男性亲属陪伴下才能出门，女孩不能上学等等。

如果说这是“复古派”，那另一个极端就是“西化派”，阿富汗自己也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富汗的查希尔国王统治时期，他制定了宪法，允许妇女接受教育，允许私人办新式学校等，但他的做法招致了很多人的反对。之后阿富汗内部各种军事抗争此起彼伏，后来发生了政变，他被废黜。

“西化派”认为伊斯兰文化导致伊斯兰世界落后于世界现代文明，他们要用西方的一切来改造阿拉伯文化，这方面做得最彻底的应该是土耳其。

土耳其开国领袖凯末尔把国家定性为“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把土耳其文字从阿拉伯文字的字母改为拉丁字母，取消了一夫多妻制，让男子剃掉胡须，让妇女摘下头巾。但后来土耳其出现过多次的反复，现在这个埃尔多安总统虽然是西装革履，但在西方许多人的眼中，他还是一个“复古派”。

另外一个“西化派”的代表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伊朗巴列维国王，他高度亲美，领导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全面西化，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不低，但贫富差距巨大，贪腐非常严重，结果遭到底层社会的反抗和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弹。

最终在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被赶出伊朗，两周之后，伊斯兰精神领袖霍梅尼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伊朗，受到两三百万伊朗民众的热烈欢迎。

我们还是回到阿富汗，从表面上看，今天是“复古派”塔利班再一次掌权，但从塔利班迄今为止表现来看，它显得比较的温和理性。

有人说塔利班政府可能现在受到高人的指点，在8月17日攻陷喀布尔之后的首场记者发布会上，塔利班的发言人表示，我们和二十年前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他说“塔利班不想和任何人为敌”，他希望与其它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同时妇女也可以工作学习，“将在伊斯兰教法的框架下来活跃地参与社会活动”。他还承诺说塔利班不会寻求对前阿富汗政府的工作人员或军人实施报复。

回望阿富汗过去数十年的历史，它经历了原教旨主义“复古派”的失败，也经历了美国模式下“西化派”的失败，还经历过苏联模式的失败，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它已经经历过了正反两方面甚至多方面的教训，理论上，它应该悟出许多道理，甚至可能走上一条比较顺利的发展道路。

但实际上，我认为一个国家要能够真正找到自己的成功之路谈何容易，比方说它能不能产生有远见、有勇气、有智慧的领袖人物，它能否提出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战略，它能否产生正确的思想组织路线？

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阿富汗，有人把阿富汗塔利班这次摧枯拉朽式的胜利比作人民解放军1949年占领南京，应该说这只是看到一些表面类似的现象，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高度成熟的政党，它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改天换地的政治革命，而且是一次改变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极为深刻的社会革命。

阿富汗的国情非常复杂，特别是族裔矛盾、宗教矛盾，长期混战积累起来的恩恩怨怨，还有美国西方势力的破坏和干涉，这种破坏和干涉是不会停止的。

即使有高人指点，即使现在的塔利班政权已经从过去的经历中悟出了很多道理，但它能否带领全体人民找到走向成功的道路，现在还真是很难预测。也许可以这样说，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肯定是非常曲折的，有一点是肯定的，阿富汗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中国，他们关注中国的成功，关注中国的经验，关注中国模式的方方面面，所以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几段经历。

两年前的12月，我在广州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议主办方就跟我说，阿富汗的前总统卡尔扎伊想和我聊聊中国发展模式，后来我们就一起共进晚餐，卡尔扎伊听说我来自上海，马上就说上海是他最喜欢的中国城市，非常现代，有一种令人着迷的国际化氛围。

关于中国模式他问了我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模式能否容纳中国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活力，我说中国模式最大特点之一是它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所以中国对于技术革命的态度比西方模式要更加开放。

中国模式特点是如果认定一个新的技术代表未来、代表大趋势，我们一般都是顺势而为，然后在发展过程中来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卡尔扎伊说他也注意到了中国新技术的应用比西方国家更快更广。

他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干部选拔制度的历史渊源，我就给他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察举制度、科举制度以及它们对今天中国干部制度的影响，我们还聊了一些其它问题，卡尔扎伊对一些媒体把他称为“美国的傀儡”耿耿于怀，但他毕竟是美国占领阿富汗后的第一任和第二任总统，他说：“我不是美国的傀儡”。

他说现在的加尼政权是美国的傀儡，与美国合作是因为塔利班政权当时的所作所为损害了阿富汗人民的利益，后来他与美国分歧越来越大，他认为美国以反恐的名义杀死了太多的阿富汗平民百姓，这是美国不能用“简单的误伤”这么一个说法就可以搪塞过去的。

美国军人不懂得尊重生命，他多次呼吁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甚至都惹怒了美国人，他也希望中国能积极参与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

他估计中国政府有点担心绕过加尼政府与塔利班对话不一定合适，他说中国直接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符合阿富汗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建议中国不要太在乎加尼政府说什么，推而广之，整个伊斯兰世界今天都高度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

我在2016年1月应邀去埃及开罗书展，当时我的这本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这本书的译者，埃及的汉学专家白鑫，他的阿拉伯名叫艾哈迈德·赛义德，他跟我说这次书展正好是“阿拉伯之春”五周年的纪念，“阿拉伯之春”发生于2011年，大家都在反思阿拉伯世界这五年来所经历的跌宕起伏，他特意把我五年前和“历史终结论”提出者福山的辩论编入了书的译本。

当时我和福山辩论，我首先预测了“阿拉伯之春”不久会变成“阿拉伯之冬”，今天应该说伊斯兰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我的判断，那天我在开罗书展做了一个演讲，我讲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够找到一条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而不是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

【2011年，张维为与福山（右）辩论。】

对于一个非西方国家，特别像中国、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我想成功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中国在这方面总体上做得比较好，所以国家就迅速崛起了。

这三个关系是什么呢？第一点，现代化与本国文明传统的关系。我介绍了中国自己的经历，在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上，我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

从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中国国门被打开之后，当时中国被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军事力量所震撼，导致很多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的文明失去了自信，甚至产生了“中国需要全盘西化”的这种呼声。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文明传统，其实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极为宝贵的资源，我们可以自信地坚持中国文明本位，同时汲取他人之长、与时俱进，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第二点，现代化与本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关系，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推翻了原来的政治制度，照搬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但很快就出现了水土不服，中国最终陷入了一盘散沙、军阀混战的局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一个新的时代，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但我们持续不断地探索，最终找到一条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现代化成功之路。

第三点就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因为西方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以他们习惯了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待整个世界，甚至有一种冲动要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但中国人对世界的研究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大都以失望或者失败告终，甚至是绝望告终。

1988年5月的时候，一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来北京，他见到邓小平，希望邓小平谈一谈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当时邓小平这样说，他说“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

邓小平还补充了一句：“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应该这样”，这位总统接着又询问邓小平应该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小平回答说四个字“趋利避害”。

中国在自己现代化的进程中，从西方借鉴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推动了自己的进步，但中国在借鉴西方经验的时候，是以我为主，绝不盲从，借鉴是有选择的借鉴，绝不照搬。对西方经验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我们要加以克服和超越。

实际上，把我论述中国模式作品最早翻译成阿拉伯文的，是阿联酋的战略研究中心叫ECSSR，这是阿拉伯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智库之一。他们早在1996年就把我当时用英文发表的一本关于中国模式的小册子，翻译成阿拉伯文，可见阿拉伯世界关注中国模式由来已久。

我自己走过不少阿拉伯国家，包括多数的海湾国家，历史上，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这些年情况开始出现了变化，用阿联酋的政治学者阿卜杜勒·哈利克·阿卜杜拉的话来讲是这样的，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越来越少，对中国的信任开始增多，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军事和战略上，而美国对此已经无能为力，背后是中国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中国已经成为海湾地区石油的最大买家。

海湾国家新一代的领导人已开始掌舵，他们的现代化意识比较强，大多支持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寻求华为等中国公司提供的技术产品，来建设5G、电信网络、智慧城市等等。

中国的无人机、医疗保健项目、可再生能源项目等等，在这些国家广受欢迎。另外这些国家有个特点，他们对伊朗都比较戒备，由于宗教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对伊朗具有影响力，虽然多数海湾国家希望在美国与中国之间保持平衡，但他们确实越来越关注中国的一切，从产品、技术、文化交流到现代化路径，到治国理政的经验到中国模式等等，我想这也是整个伊斯兰世界今天非常关注中国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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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平】

张老师系统分析阿富汗和伊斯兰世界的演讲十分精彩，我就发挥一下历史的专长，通过历史的角度来剖析一下伊斯兰世界的复杂背景和中伊之间的互动，当然这个是比较高难度的挑战，因为伊斯兰世界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之所以可以称呼“伊斯兰世界”，是因为伊斯兰教是这些国家人民主要的信仰，他们自己也认同这种称呼，以显示其团结和统一。

但是伊斯兰世界由于种族、地理和历史的缘故，又分成几大集团，相互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有些还有不共戴天之仇。

我们以前已经提到过，伊斯兰教诞生以来，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后，伊斯兰世界一直处于和基督教世界永无休止的帝国争霸的历程之中，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但是说“一神教”体系下它共有的一个思维体系是什么呢？是零和原则的帝国争霸，是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共有的一种历史观，当处于弱势，伊斯兰世界基本上处于严重的安全隐患之中。

因为在它们的世界观中，国际体系就是一个弱肉强势的丛林社会，而且是基督教国家处于掠食者顶端的一个丛林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们就看每个国家对于安全感是怎么样追寻的。沙特就像一个抱着金砖走在大街上的孩子，没有超级大国的保护，随时都会有亡国的危机，这一点和以色列是非常像的。沙特在建国之初到现在为止，就是在美国保护下成立的一个国家。

伊朗当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了，它的政治观念是什么呢？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有伊斯兰，就是说我们不要西方的民主制，也不要社会主义，我们只要自己的伊斯兰国家，所以它就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但是它的神权国家和别的国家是不一样，它非常特殊在于政教合一，在于宗教民主政权，所以在美国霸权和严厉制裁之下，伊朗的安全感是更加不足的，因此它不得不转向了东方，和中国达成了二十五年的协议，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

土耳其对于安全的关注，选择了另类的方向，这是我们重点要提一下的，因为在新疆的方面，“泛突厥主义”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刚才张老师已经提到了埃尔多安鼓动的“宗教回潮”，这个“泛突厥主义”其实是奥斯曼帝国在面临绝境和灭亡的时候开发的一种政治理论，意图抛离靠不住的阿拉伯国家，将突厥语国家团结在土耳其身边，形成一个大突厥帝国，其梦想囊括阿塞拜疆到新疆的广大领域，这种帝国末日的狂想当年都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今天居然再次重现，我觉得是个非常大的讽刺。

现在土耳其就像中了魔咒一样，近年来支持阿塞拜疆发动战争，打造“突厥语国家联盟”，意图构建一个新版的突厥帝国，对中亚各国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同时对华敌意浓重，向中国新疆输出“泛突厥主义”思潮，伪造历史，为民族分裂势力制造理论根据，容留“东突”分子，鼓动民众非法偷渡，在国际上制造和传播了新疆的谣言，对我们中国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埃尔多安这种大突厥梦想是将土耳其从“西化派”转向“复古派”的巨大改变，这种梦想与其国家实力是严重不成比例的，造成的后果非常清楚，土耳其四面树敌，看似长袖善舞，实际上同时得罪了俄罗斯、美国和中国。

巴基斯坦的话，从建国以来是个亲美的国家，对于我们刚刚讲的丛林社会来说，只有最强的国家才能保证巴基斯坦免受印度的侵略。

在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发现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关键时刻根本靠不住，所以在和中国的往来中，巴基斯坦认识到中国是很值得信任的国家，它逐步完成了从反华到亲华的历程。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非常喜欢“巴铁”的称呼，说中巴友谊“比山高比海深”。巴基斯坦从官方到民间对华态度都非常友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国家。而阿富汗其实是“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的最后拼图。

纵观中亚的地理和国际关系，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阿富汗是连接西亚、中亚、南亚和中国的交通要道，在阿富汗稳定之后，整个地区的关键节点就被打通了。中亚五国、伊朗和巴基斯坦通过阿富汗完全连接在一起，“一带一路”才能够真正的落地生根，造福整个地区的人民。

而阿富汗塔利班已经接连不断地向中国政府发出信息，希望中国能够帮助阿富汗的经济和民生建设，在阿富汗保证不输出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前提下，我个人认为，中国和阿富汗的合作是大有可为的。

下面我们谈一下中国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

第一点，反美是伊斯兰世界的民心所向。尽管伊斯兰世界同样存在大量的欧美制度的信仰者和代理人，但是曾经灿烂辉煌的伊斯兰文明有其自身的特殊魅力和骄傲，广大穆斯林民众对西方文明和制度的丑恶和虚伪有着最深刻的认知。

这不是脸书、推特上那些亲美言论可以“洗地”的，因为美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犯下的累累血债都是由人民来买单的，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所以欧美这种“十字军东征”版的翻版，其实遭到了伊斯兰世界的普遍痛恨和反感。

第二点，伊斯兰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它们认为中国你就是个超级大国，对于习惯于弱肉强食的伊斯兰世界来说，它们很希望中国可以抵消和对冲美国霸权的影响，借机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

第三点，对于十几亿穆斯林来说，最核心的一个羞辱是美西方扶持的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嘲弄和侮辱了整个伊斯兰世界近八十年，这是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奇耻大辱。

而五次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世界实际上只能无奈地抛弃了巴勒斯坦地区。这种安全和荣誉的双重羞辱，让很多阿拉伯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对抗西方的霸权行为。

随着实力的衰退，美国在中东地区开始收缩力量，进行战略东移，对强权非常敏感的伊斯兰国家立刻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中东媒体近年来对于中国的讨论非常火爆，但大多数还是将中国视为“另一个帝国”，是“填补权力真空的一个新玩家”。

伊斯兰世界曾经基本上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和过去的中国一样，深受西方强权政治和意识形态舆论霸权的影响，对国家关系和文明关系存在深刻的等级观念。

平等只存在于相同的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体系之中，对于不同的文明和制度怀有比较对立的态度，所以对中国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他们其实相当难以理解的，我们习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讲话中，专门提到了“中国人没有对外侵略的基因”，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来证明中国这种大同思想的。

当然，同时也需要在对外宣传和理论建构上达成与世界共振的频率，这更是需要有不断的实践来证明。

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伊斯兰世界，知识阶层长时段地被侵蚀同化和吸纳，伊斯兰国家知识界普遍对中国的制度文明抱有一种怀疑的观点，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而这种意识形态污名化是渗透进伊斯兰国家方方面面的，比如说伊斯兰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对中国的记述基本上依从西方史学界的观点，不假思索地就将“专制独裁”“宗教灭绝”这些污名化的词语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写入了教科书，从而导致了伊斯兰世界、知识界有很强的反华倾向。西方制造的各类新疆谣言在伊斯兰世界畅通无阻，与此是有关联的。

这种西方话语霸权在发展中国家刻意制造的隔阂和仇恨是需要我们长期艰苦努力才能加以净化的。然而历史的真相不是谣言和谎言能够遮蔽的，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友谊源远流长，而当代中伊关系的良好状态是源自于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真正践行了外交五原则，真正做到了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相待。

中国这种言出必行的外交原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伊斯兰世界都获得了好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才得以被广大亚非拉兄弟“抬进了联合国”。

所以我们要提到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不是一句虚话，它是中国文明特色和制度特色凝聚的结晶，它必将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圆桌讨论】

主持人：这些年来伊斯兰世界不少国家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因为它们也在考虑发展这个命题。

张维为：应该说都在探索怎么走向现代化。他们经历过“复古派”，经历过“西化派”，效果都不好，甚至很糟糕。

那么中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它们是发自内心地感兴趣，背后还有一种文化上的亲近感，毕竟《古兰经》里有一句话，最经典的翻译就是“寻求知识可以远到中国都没有关系，要把知识找到”，所以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和中国文化交流是源远流长。

另外坦率讲，面临西方的压迫、威胁，阿拉伯世界有一种非常强的屈辱感。所以看到中国能够顶住美国的压力，它们特别高兴，这就是真实情况，所以它们对中国的很多方面都非常感兴趣。

过去十几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包括到处都有的华为，它们的新一代年轻人、新的领导人都觉得这个产品只有中国能够提供、愿意提供，而且价钱合理，这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好奇。

主持人：伊斯兰国家的个性化差异挺明显的，对于这些不同的国家来说，比较快能看到的或者能用起来的有哪些？

邱文平：这个我认为没那么快的，因为我一直搞“一神教”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伊斯兰世界和现在的“复古派”“ 西化派”和中国本质的区别在哪儿？就是伊斯兰世界是“政教合一”或者宗教信仰为主的世界，它的整个世界、国家体系和人民的核心是真主安拉，就是它以“神”为中心进行生活。

西方世界是围绕什么？马克思当时评价过“西方的上帝就是金钱”，而中国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核心是围绕“人民”的概念，是以人为本的，这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民本”思想、今天的社会主义、我们特有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确定的，所以这三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以“神”为主的，一个是以“金钱”为主的，一个是以“人”为主的。

所以说“西化派”和“复古派”在伊斯兰世界都蛮头疼的，你转向“西化派”以金钱为核心，这个现代化的后果很严重，大家都看到了。其实它在两者之间不断地反复，在我看来，是否能够将世界从“神”回归到“人”才是最重要的。

张维为：想要找到伊斯兰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不太容易，实际上德国很有名的一个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讲过一个观点，他说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特点是要世俗化，一个相信“神”的国家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人的努力是没有用的，是神决定一切的。

世俗化就是人通过自己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国家的命运、改变家庭的命运。中国文化一直相信人的努力，所以现代化相对容易一点，但是宗教国家它的“神”还是第一位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实现现代化遇到阻力，所以它们要探索。如果我们参照其它国家的经验，是不是要经历一个宗教改革，但这个好像在伊斯兰宗教传统当中还没有形成气候，实际上，传统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反现代化的，这是一个问题。

主持人：伊斯兰国家可能对西方有一些比较强烈的情绪在里面，西方对它们的一些观点、理念、社会生活有产生影响吗？

张维为：西方文化对阿拉伯世界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它们的精英阶层，海湾国家几乎所有的精英阶层都在西方接受教育，所以他们对西方非常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是“西化派”，他们骨子里还是非常伊斯兰的，而且对美国批评得非常尖锐。但总体上，“西化派”的影响在很多国家是非常大的，但这两派斗争得非常尖锐。

【问答环节】

观众：在未来伊斯兰国家是会逐步地向世俗化迈进，还是说会长期处于一个原教旨主义的状态？如今的原教旨主义是否会对伊斯兰国家和中国在未来的合作与关系产生影响？

张维为：我觉得任何宗教变成原教旨主义都会产生麻烦，对它本身也不好，对其它国家、中国也不好，包括把民主作为一种信仰，变成原教旨主义，也要出大问题的。伊斯兰教也是一样，否则的话，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我有不少朋友是穆斯林，他们跟我讲，清真寺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卫生条件很差，到清真寺一定要洗手洗脚，这是当时最好的卫生条件，因此去除了很多疾病，他们讲了很多这样的非常通俗的道理。另外，我觉得我们可以适当跳出“世俗化”还是“原教旨主义”的框架，从中国成功的经验中给阿拉伯国家一些启发。

邱文平：我们很多人不了解中国的宗教政策，中国的宗教政策就是宗教中国化，就是说摈除这些不符合现代化发展和不符合本国文明的东西，就像“天使和魔鬼”一样，它其实各有一半，像政治极端主义对其他人歧视屠杀，这其实是非常恶劣的一种东西，但它很多原始教义上是有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就是将这些去除掉，要将它最美的一面留下来，和我们中国文化相结合，就变成一种很美的宗教。

张维为：我觉得中国宗教传统中有一点是非常了不起，我在欧洲美国都讲了，你们欧洲历史严格讲就是个宗教战争史，一千多年打来打去，中国“儒释道”可以共存，互相包容兼容，甚至互相借鉴。

实际上，甚至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从明末清初开始，一大批的学者就研究叫“回儒”，回教和儒家结合在一起，有相当的成就，甚至可以说是“儒释道回”，它最大特点就是宗教变成一种文化一样的生活方式，一种信仰，但是不干预政治，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所以一定要坚持宗教中国化的方向，中国数千年没有宗教战争，值得全世界借鉴。

主持人：您说值得全世界借鉴，那么伊斯兰国家能不能做到放弃原教旨主义？

邱文平：我觉得完全有可能，首先解构“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他们用伊斯兰教这个大概念把所有国家框在一块，其实每个国家民情、语言统统都不一样，你框在里面它就会强求一个统一。

当你不强求统一，说我这个国家按照我自己做好，他们就不会有这种干涉的行为，你只要有自己国家，有自己主流的信仰，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国家。

所以，我们的新疆进行的实践非常重要，在一个伊斯兰教影响比较大的地区，实现一流的现代化，这对于其它受伊斯兰教影响比较大的区域和国家，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做到了。新疆按这个方向走，我觉得非常好。

观众：我们和阿拉伯国家有非常多的经贸往来，自然与它的文化、宗教交流也愈发频繁和深入，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应该如何预防一些国外的极端宗教势力借机进行渗透和侵蚀，哪些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重视？

张维为：阿拉伯人是很好很有名的的商人，他们也说中国人是天生长于经商的，所以在做生意方面大家可以合作地很好，我觉得防止其它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这工作太重要了。比如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报道，我们国家内部的“两面人”，新疆的前教育厅厅长十几年用维吾尔文的教材，里边鼓吹“疆独”，搞极端主义，甚至宣扬突厥主义等等，这要非常警惕。

比如，我们知道的维吾尔族的姑娘过去都是能歌善舞，穿得漂漂亮亮的，但怎么突然开始穿黑袍子了，现在经过教育和思想解放又变回来了。

他们自己都说这就是思想解放，现在才是正常的生活。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深入人心之后，随着去极端化、打击“三股势力”，我相信新疆会越来越好，我们其它地方也可以比新疆做得更好。

邱文平：之前我们有很多误解，现在我们的政策也一直在变动学习，之前很多宗教极端分子进来，打着旗号说我们要蒙面之类的，刚开始我们觉得可能这就是你的宗教信仰，后来发现他在蛊惑、煽动极端宗教恐怖主义。

在这种学习过程中，我们制定在中国必须依从中国的法律，2017年新疆出台了《反极端化条例》，把这些充满极端和恐怖主义的东西都列为极端主义。

还有就是我们的“宗教中国化”理论，我们在宗教战线中做了非常巨大的努力，有无数的基层工作人员和我们的思想宣传人员一起努力，中国在这点是非常重视的。

观众：我国历来是只走经贸合作，不寻求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同盟，伊斯兰国家大部分处于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半岛，跟我们同属一个亚洲，近年来双方之间在各方面的合作日益紧密，这是不是代表着新的亚洲共同发展的一个新开端？

张维为：我们现在跟阿拉伯世界的合作，如果涉及亚洲区域的话，主要还是上海合作组织，还有就是“一带一路”。在上合组织的成员国中，包括中亚的五国，或多或少也可以算是伊斯兰教影响比较大的国家，合作还是不错的。

我现在看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额一年已经是两千四五百亿美元，这是相当大的数量了，过去上合组织主要针对“三股势力”，现在经济合作也是重要的一个板块了。

“一带一路”的面就更广了，但我们现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主要限于东亚、澳大利亚，会不会以后再扩展到西亚，这个恐怕还有待时日。

只要事情做起来了，我们“一带一路”陆地加海上的国家，基本上把亚洲国家都连在一起，只要这些国家贸易能够做起来，大家都重视发展，我觉得这个对亚洲整个崛起都是很有帮助的。

（主讲嘉宾：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邱文平，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宗教学研究室主任。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东方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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