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近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界讨论的一大热点问题。本文以经济学为例，从其知识生产的内在特性来分析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应如何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文章指出，以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为名目的两种理论是经济学的两种理论范式，这两种范式的竞争并不仅限于纯粹的知识与学术体制，而是内嵌于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霸权。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被西方经济学所绝对主导已成学界共识，如今美国经济学更是日渐征服世界，但这种理论范式却缺乏历史变迁的视野，也无力回应诸多现实的世界经济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学界需要一套能够“内外兼修”的知识分析能力，将经济学的内在特性与现实世界中政治经济霸权的变迁动态联系，才能同时超越学院教条与简单的意识形态批判，构建符合知识建设内在机理、指导与回应现实的学科知识体系。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4年4月号，原题为《经济学知识生产的内在特性——兼论中国经济学往何处去》，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经济学知识生产的内在特性

——兼论中国经济学往何处去

2023年岁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一封关于《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情况统计表》的通告，在国内经济学界受到广泛关注。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就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很有争论，至近期愈趋激烈；更重要的是，现实上经济变革、社会发展的探索亟须知识指引，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又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外部视角”：政治经济学的呼吁

按照中国高校和学术界的学科分类，理论经济学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二级学科，前者实际上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者则被收窄为英语世界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两者之外的其他经济学流派基本上占不到位置。所以，在数量比例意义上，这两个二级学科的关系是此消彼长，调查政治经济学的现状，其实就等如要厘清整体“中国经济学”的现状。

大约是自新世纪初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行其道，政治经济学则处于边缘化状态，表现为高校有关课程设置，以及学术期刊论文和研究课题的消长。这个情况其实明显不过，是经济学界近乎共识的认知。学位委员会上述通告的源起，是资深政治经济学者、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的一个学术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学界已被西方经济学绝对主导了，强调这种状况是“本末倒置”，背离了现实上的社会主义导向变革。这同一话题和主题也在国外引发注意，例如最新一期的英文《现代中国》学报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贾根良教授的一篇论文就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已经是新古典经济学近乎垄断一统，而且是其中最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版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著名的华人经济史家、美国加州大学黄宗智教授进而断言，这个情况甚至比美国还要远为极端，是学术上的“自我殖民化”，与现实上中国政治经济的多元、混合特性严重脱节。

荣兆梓、贾根良、黄宗智三位学者的论述，都是倾向于凸显一种“外部视角”，即将焦点放在塑造知识的制度环境，而较少阐释知识本身的特性。而稍早前美国学者Steve Cohn发表在英文《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的另一篇论文，更是将“外部视角”的镜头大大拉远拉阔，不再限于针对学术制度，而是认为根源在于整体政治经济环境的演变。在此之外，这些学者或多或少都认同知识发展有其特殊规律，需要学术界自身的探索和塑造，毕竟整个政治经济环境的变革道路也处于探索中。因此，他们所反对的主要是单一学术范式的垄断，呼吁的主要是学术多元化，反对学术官僚主义对多元化的已经是近乎绝对的压制。

▍“内部视角”：经济学的知识特性

既然知识发展有其特殊规律，有赖于主体性创造，这就意味着，着眼于制度环境之余还需要有知识本身的“内部视角”。就是说，需要尽量厘清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理论特性，包括其构建前提、逻辑、演绎、历史适用性和社会含义，唯此才谈得上建设中国所需的经济学。

英语世界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版本和诸如新制度经济学、新凯恩斯经济学等扩展版本，以至于试图征服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基本定义不离“个人化理性选择及其竞争性均衡”，其追求是要建立一种最优或“（相对于其他可行选择）较优”的制度安排。这是一种建立在公理、普遍化假设上的理论范式，以“理性个人”概括最根本的人类本性，让理性得以实现的理想状态是“帕累托最优”，即众多理性个人的自由选择所达至的竞争性均衡。显然，达至或趋近“帕累托最优”是资产阶级的理想，而既然理论范式所追求的是跨历史时空的普适性，这也就是要将资产阶级的理想说成“历史终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诸如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结构主义经济学、老制度经济学等流派的理论，其构建基础则是对现实的抽象或归纳，所追求的是解释特定历史，同时也就着重于揭示现实的内在不稳定性甚至于危机倾向。这里没有任何“历史终结”的意味，即使论述“较优”制度安排也是强调其暂时性，更主要的是试图阐明克服不稳定性、消除危机所需要的根本性变革。

马克思曾指出：“人类社会各种经济形态之间的根本区别，譬如说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社会与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社会的区别，在于各不相同的对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榨取方式”。由此可以引申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根本特征：一是对理论的知识特性的界定，明确界定所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社会形态；二是对所研究对象的特性的界定，明确界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客观体系，而与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必然是特定的历史存在；三是理论所阐发的，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的承载着阶级矛盾的生产方式，必然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和危机倾向。

两相对照，当新古典经济学延伸到对特定历史的阐释和指引时，一方面其出发点仍然是“理性个人”的自由选择（而非外在于个人化选择的客观社会），另一方面其“历史终结”观意味着理论无须顾及现实的特定性。在全球化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知识干预现实的主要体现是新自由主义，倡言“理性个人”的自由选择将导致全球范围的制度趋同，向“自然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即号称反映人类本性的自由主义民主-自由市场模式趋同，由此进而承诺全球走上“自然的发展道路”。这里没有任何由“自然”产生的不稳定性，仅有的，是将全球化40多年来现实上作为世界范围主导趋势的危机、发展失落说成是背离“自然”所致。

总括而言，上述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为名目的两种理论范式，都有强烈的倾向，要将对方视为特殊情况理论。主流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对方并非立足于公理性假设，因此不具普适性，也因此不“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非主流经济学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往往不符合现实，因此无法解释、指引特定历史，同样也是因此不“科学”。显然，这是两个虽有重叠但是毕竟相异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术体制上以一方的标准去规范另一方，结果必然是垄断一统，与多元化的追求背道而驰。

▍学术是社会形态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种理论范式在学术规范的相对地位，在纯粹的知识创造和传播的环境中，或许可以透过自由竞争判定优胜劣汰来确定。然而现实并不是这种纯粹环境，上文提及的一众学者从“外部视角”得出的判断，就是明确否定了将现实等同于理念上的纯粹环境。

知识就是权力，对现实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是很容易观察和感受到的，所以，学术系统一定程度上是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已有社会形态的再生产的必要因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因为现实上的政治经济的多元、混合特性，学术系统一定程度上成为争夺对象，知识发展必然是与政治经济共同演化。而这个共同演化的推动力不仅在国内，而且还在世界范围，在知识发展上甚至往往出现以后者为主导的迹象。

而现实世界不是纯粹知识环境，在全球化年代，经济学界有几个相关事例足以引人深思。一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导致世界经济大衰退，当时英国女王在伦敦经济学院提出质询，为什么高度发达的经济学界竟然无人预见危机，对此经济学界无言以对，最终是以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放言“理论没错，不对现实承担责任”收场。二是20世纪90年代原苏东集团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指引推行改革，结果却是“转轨灾难”而非获得所承诺的“成为西方”，对此，以国际货币基金为代表的华盛顿建制及其相关经济学界，在承认失误的同时却又辩解说这是因为全人类的知识局限（所谓“当时没有人认识到市场经济必须有适当的制度基础”）。三是整个全球化年代的世界范围的发展失落，而且是在普遍深度融入世界市场的背景中的发展失落，这是被经济学界干脆无视也不提了。

这个“经济学界”有其特殊所指，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世界范围处于绝对主导、绝对压制异议的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作为政策指引的原教旨版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经济学的（主要是美国制造的）顶级英文期刊仍然可见为数不少的非主流传统的论文，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此后就很突然也很彻底地消失了。与美国经济学本身的单调化同一进程的，是全世界的经济学向美国趋同，或者说美国经济学趋于征服世界。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欧陆和日本经济学界，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传统即使不是主导，比起新古典经济学至少是不遑多让，此后却是逐步衰退直至近乎消亡。同一情况见于英国，作为经济学强国并以多种传统并立著称，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却也与其他各国一样走向美国化；当时的标志性事件，是作为非主流经济学重镇的剑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在新推行的管理主义学科评估中得到低分，之后几年就大换血，非主流学者离开，全部换成新古典经济学学者。

如此看来，所谓现实上经济学的单调化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体现，这很难令人信服，反而更有可能指向制度环境的畸形性质，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霸权。必须系统考察物质现实的特性，即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特性，才有可能透彻理解这种霸权的内涵和意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在其名著《理性的毁灭》中，试图以“内部视角”透视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的知识特性，将之联结到透过“外部视角”所剖析的物质现实，古典帝国主义也即“不列颠治世”走向极致而毁灭。那么，今日的帝国主义“美利坚治世”正处于极致而呈现衰败迹象，与意识形态霸权、与具体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学规范的塑造，又是一种怎样的联结？

▍“中国经济学”与不忘初心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学界无论是哪一方，确实有一个近乎一致的共识，即“中国经济学”的规范，必须是经济学的普适性和中国现实的特殊性并重，唯此才能有突破性发展，并走向世界前沿。

这个共识意味着，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学界，其对知识与现实的关系的认识水平，远远超过了曾经肆虐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后者的极端体现是所谓制度转轨的“休克疗法”。在制度转轨年代，原苏东集团各国的经济学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是毫无保留地强调新古典经济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以至于所主张的转轨政策、改革措施，都是与任何强调历史因素、现实特殊性截然对立的。

然而这个共识应该被超越，因为今日的现实是分歧比共识更为深远，关于普适性和特殊性的相对比重，以及谁比谁更根本等。甚至可以设想，能否倒过来，将新规范概括为中国经验的普遍性与经济学的特殊性并重，也就是立足于（世界范围视野中的）中国现实吸收、改造、构建经济学？这就取决于所依靠的是哪种经济学的基础特性了。

今日中国经济学的状况，反映着中国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学界自21世纪初以来在重塑范式上的阶段性探索，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实的变革在探索中犹有初心，而经济学却呈现愈益背离现实的垄断一统局面，这是必须改变的了。

作者：卢荻 ；来源：文化纵横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