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的论述中《刁 涵｜也许俄罗斯自始至终都只有普京？（上）》，笔者指出了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东罗马-东正教传统、蒙古-内亚史观与欧亚主义意识形态、“西欧党”与“斯拉夫党”的政治冲突等一系列历史地理因素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形成的影响，以及这些特征在普京个人身上反映出来的具体情况。但在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叙事构建中，乔治·奥威尔的名言仍然发人深省：“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正如当下的俄罗斯人亦面临此种危机，过去的俄罗斯承载了世界列强的丰厚遗产与苏联超级大国的自豪历史，但现实情况却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只能以二流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国际面貌参与种种国际关系与政治活动。在欧美日益强大的媒体宣传力量渲染下，俄罗斯人成为了欧美叙事中常见的反派角色，而曾经主宰半个世界的苏联也被反复抹黑与污名化，连击败纳粹法西斯，解放半个欧洲的伟大贡献亦几乎不再被认可。21世纪初刚刚手握权柄的普京，面临的乃是要撑起俄罗斯民族历史的重任，而这又不得不回到当代俄罗斯面临的国际政治危机，因此本篇对普京形象的分析，将立足于本世纪以来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国际问题与普京的应对。
当代俄罗斯联邦诞生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废墟之上，而1991-2000年这十年间的混乱与衰落证明了俄罗斯联邦不但未能解决那些苏联时期就已经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帝俄时代）的国际地缘问题，反而使得局势更为恶化。近代以来，俄罗斯国家横跨亚欧大陆，广阔的面积在奠定了其作为世界大国基础的同时也使得其面临来自多个方向的地缘政治问题。自战胜拿破仑之后，俄罗斯帝国便正式崛起为欧洲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对欧洲事务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即便是在与英法两国角逐近东地区主导权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之后，俄国在中欧南欧与近东地区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觑。一战前夕，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提出“陆权论”的观点，即世界权力的重心取决于“世界岛”的主导权，而这一权力争夺的核心即是欧亚大陆腹地的平原地带。“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应当说，马汉的“海权论”对近代以来海洋强国的战略发展指明了方向，但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陆路交通运输和沟通成本不断下降，意味着通过陆地延伸政治影响力的成本亦在下降，故而对陆权的争夺从未淡出各强权大国的视野。因而无论是意欲维持“大陆均势”的英国还是意图称霸欧洲的德国与俄罗斯都对东欧地区的主导权十分关注。
除前三者外，亦有希望在遏制德国的同时削弱英俄的法国、努力压制民族独立的奥匈帝国、借力他国遏制俄罗斯的奥斯曼土耳其，和南欧一众东正教小国参与其中。可以说对东欧地区主导权的争夺是俄罗斯国家长期以来的战略核心与根本利益所在，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苏联抑或是如今的俄罗斯联邦皆是如此。继续向东，在高加索及其以南的广大中东地区曾经是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与波斯（伊朗）进行战略博弈。自进入石油工业时代之后，这一地区又被世界各方强权关注，成为了堪称当今世界国际局势最为复杂的战略地区。在中亚地区，传统俄罗斯帝国凭借其对蒙古-内亚传统和哥萨克边疆拓殖运动不断扩张，征服了当今的中亚五国地区，并以阿富汗为缓冲与英属印度展开博弈。俄罗斯帝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较量主要是围绕着争夺战略不冻港和内亚土地与中国、日本、英国展开的。上述四个方向的地缘战略问题在18世纪左右俄罗斯成为欧亚大国时便已存在，尽管国际局势风云变化，但地理位置的固定仍使得普京和其他任何一位俄罗斯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面对。除此之外，二战以后，苏联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对峙，则使得美苏（美俄）权力矛盾上升到其主要的战略问题。与上述四个地区性战略博弈不同，美苏争霸在欧洲、中东、南亚、东亚、拉美、非洲等几乎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俄罗斯国家在成为超级大国时面临的全球性冲突。这五个关键的地缘政治问题和相关的战略博弈延续至当代俄罗斯联邦，仍然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所在。而当代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核心国际危机，正是苏联阵营解体带来的大幅战略退却。在中东欧与近东地区，原本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欧地区，以东西德为前线的俄罗斯影响力因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大幅后退到了俄罗斯联邦与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国家边界，几乎丧失了半个东欧的势力范围。尽管独立之初，俄罗斯联邦通过“独联体”系统将地缘力量控制在了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但2014年的乌克兰政变，直接将俄罗斯的战略前线推进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人口中心地带。从力量的此消彼长来看，俄罗斯不仅几乎丧失了影响欧洲局势的能力，更使得自身的核心利益地区完全暴露在欧美的锋芒之下，可谓悬在俄罗斯国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在中东地区，苏联时代对埃及纳赛尔政权和其他阿拉伯民族政权以及伊朗的影响力几乎消失殆尽，战略前线因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独立而被直接限制在了高加索山脉以北，连苏联时代的自身的核心产油区，巴库油田都再难控制。在中亚地区，中亚五国的独立亦将俄罗斯联邦的直接影响力限制在了哈萨克斯坦北部，而美国对阿富汗的入侵更是使得俄国中部草原腹地被美国威胁。在远东方向，中国在20世纪初经济力量的增长和两国历史上的边界矛盾亦令俄罗斯感到不安。二战后彻底沦为美国傀儡的日本也被再武装化，威胁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缘安全。在全球范围内，俄罗斯联邦丧失了苏联时代庞大的势力范围和与美国争夺世界主导权的力量，被美国一再打压，似乎已无力翻身。结合以上情况，在国际地缘层面，21世纪初的普京所面临的战略危机可以说要远超俄罗斯成为世界大国以来的任何时刻，衰弱的国力与来自欧美势力全方位的威胁，是普京作为俄罗斯这样一个世界大国的领袖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因而当我们以俄罗斯国家与民族在当代的视角去看待普京时，便不难理解为何这样一个政治形象能如此受到俄罗斯人民与各方政治力量的认可。面临上述五大国际地缘问题，普京做了什么？首先是在东欧与近东地区，北约集团的东扩和独联体的不断瓦解迫使普京必须与欧美和解还是奋起反抗的抉择。正如在上篇所说，执政之初的普京不得不以亲西方的面貌制定俄罗斯国家战略，在俄罗斯内部，大量的亲西方寡头瓜分了苏联时代的经济产业，俄罗斯国家经济一再萎缩，而政治上普京所能依靠的是其政治导师索布恰克为他留下的西化派力量和叶利钦过渡而来的政治合法性。内部的衰弱亦表现在对外关系上，俄罗斯只能选择与德法等欧洲经济大国展开合作以求稳定国内环境。同时寻求加入北约以缓和与欧美集团的关系，但这一想法很快便随着北约一再违背不会东扩的举动而彻底作罢，但俄罗斯国力的衰弱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情况到2014年仍是如此，对乌克兰政变问题，俄罗斯选择与欧美集团妥协并签署《明斯克协议》，但克里米亚半岛仍被掌握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俄罗斯仍然为黑海舰队争取到了传统上俄罗斯塞瓦斯托波尔基地的控制权，但乌克兰局势对俄罗斯的不利仍是显而易见的。直到2021年，普京在完成了对国内亲西方寡头的洗牌（打击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等七大寡头），重新调整了俄罗斯国家经济政策（任命新的央行行长埃尔薇拉·纳比乌琳娜），并储备了大量黄金外汇时（自2014年以来，黄金在俄罗斯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增加了一倍多——到2023年底从12%增加到26%），决心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这一冲突一直延续至今。此外，普京通过与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就两国传统上的历史联系和当前国家利益基本达成共识，使得白俄罗斯得以避免乌克兰式危机，稳固俄罗斯在东欧中部的力量。而在内部政治力量上，普京对梅德韦杰夫的亲西方观点一直有所保留，直到俄乌冲突爆发，梅德韦杰夫所代表的摇摆力量别无选择地站到了欧美北约集团的对立面，米舒斯京等新政治人物逐渐成熟，普京在国内政治上面临的危机才稍有缓和。同时，与土耳其关系的缓和也是俄罗斯打开黑海地区封锁的重要一步，在土耳其政治强人埃尔多安面临政变时予以及时提醒，建立俄土黑海输油管道，使得土耳其尽管身为北约成员国但仍与俄罗斯保持了较为暧昧的关系。就实际效果来看，尽管俄乌冲突为俄罗斯带来了各种负担，但却以直接果断的手段遏制了欧美北约集团对俄罗斯核心利益地区的直接威胁。在中东地区，普京努力推进对高加索三国的影响，不惜以军事战争的方式巩固在格鲁吉亚的势力范围，并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领土争端中进行调停。而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举动则是直接派遣军事力量介入到叙利亚内战中，有效遏制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此外，俄罗斯改善了与伊朗伊斯兰政府的关系，在对抗美国问题上结成了实际上的同盟，俄罗斯的政治影响力得以再一次延伸到中东地区。在中亚地区，俄罗斯努力维护与中亚五国的关系，在2022年哈萨克斯坦爆发的颜色革命中，俄罗斯强力介入并迅速平定了西方支持的反政府势力，避免了乌克兰局面的再次出现。在远东方向上，2006年，俄罗斯与中国划定了双方有争议的领土边界，并积极与中国展开经济合作，发展远东地区经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美国威胁的日益扩张，中俄两个世界大国的共同利益日渐增加，双方进一步结成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应对各项国际问题。面对作为美国傀儡的日本，中俄坚决抵制其军国主义势力抬头，两国在远东地区开展密切军事交流与合作，抵制小北约体系的威胁。
此外，在普京时代，俄罗斯还注意恢复与社会主义朝鲜之间的传统联系，就抵抗美国威胁和能源开发、军事研发等问题达成共识。除上述周边地缘应对外，俄罗斯还积极开展全球外交活动，利用瓦格纳雇佣兵等特殊方式在非洲重建了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与军事影响，与美国、法国的在非力量进行战略博弈，近年来相继推翻了数个由欧美北约集团扶持的傀儡政府，推动非洲独立自主的形成。在拉美，俄罗斯与巴西总统卢拉的左翼政府及委内瑞拉、古巴等反美中坚力量建立联系，威胁美国的战略后方。经由上述分析，总的来看，普京执政时代的俄罗斯正在逐渐应对和解决后苏联时代面临的国家地缘危机。在东欧与近东以武力维护俄罗斯核心地带安全，争取斯拉夫三国力量的整合。在中东团结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伊朗伊斯兰政权、利比亚武装力量等反美势力，使俄罗斯的政治影响力再次越过高加索三国回到中东。在中亚地区时刻警惕西方颜色革命的威胁，巩固俄罗斯国家与中亚五国历史的传统联系。在远东地区，俄罗斯与崛起中的中国达成战略互信，共同对抗美国主导的亚太封锁，并共同建设亚欧大陆桥沿线，稳定“世界岛”的局势。除周边地区外，普京还在非洲和拉美取得了影响突破，使得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恢复和增强。可以说，在普京执政的二十五年，俄罗斯由一个不断衰落的二流国家重新崛起为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大国，不仅有效遏制了欧美北约集团的威胁，更不断动摇着美国霸权体系的根基，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已经成功渡过了后苏联时代最为危险的存亡时刻。尤其在面对俄罗斯联邦综合国力相较于苏联大幅下降的情况，普京一改苏联时代的霸权主义作风，在北约体系中分化匈牙利、土耳其等国，在中东团结地区强国伊朗，在远东与中国开展全面战略合作，用全球第十一位的经济体量支撑起了一个国际影响力前三名的世界性大国，其意义不可谓不大，其成就不可谓不显。受任于危难之际的普京，在俄罗斯历史与现实的呼唤中，再次登上总统之位，本就是俄罗斯地缘政治危机下，俄罗斯民族与国家的选择。（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万邦图治区域国别学苑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万邦图治区域国别学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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