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美国是最仇视共产主义的国家。然而，他们反而把《共产党宣言》当作他们高中生的必读书目，不管出于何种需要，这都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

我们是举世闻名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按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时过境迁，有一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期，人们似乎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越来越淡薄了。不说是高中生，就是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国家干部、党员领导，都不把《共产党宣言》当成“必读书目”了，而对美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理论，却崇拜得五体投地，一股脑儿搬了过来，当成“皇上的圣旨”，一一照办不误！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一则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一外商到某省一大企业考察合资事宜，听到厂长介绍该厂人才济济，便要与这些“高知”攀谈。第一个前来攀谈的是一位高级政工师。外商虽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还是想听听他的政治见解。谁知“高政”第一句话就使外商目瞪口呆：“法国人马克思说得好……”外商以为自己听错了，请他再说一遍。他还是“法国人马克思”怎么说。“连马克思是德国人都不知道！”外商心中很不是滋味。接着来攀谈的是一位高级经济师。外商出一题：“有人说，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是一大发现，你是怎么看的？”“高经”答曰：“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的理论，我们社会主义一般都学社会论。”两位“高知”的回答，使原来满怀希望的外商头也不回地走了。

当然，如此令人嗤之以鼻的“高知”，在我国自然是极个别的，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看问题。但是，毋庸讳言，淡化政治、轻视马列以至不重视整个文史哲的现象，却的确是我国一段时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1994年，复旦大学计划招收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逻辑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各2名。结果前两项报考人数均为0；后两项报考人数也均为1。这一情况，不正好反映了当时人们轻视马列乃至整个文史哲学科的现实么？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前苏联《真理报》主编维·戈·阿法纳西斯，在苏联解体后写了《〈真理报〉总编辑的沉浮》一书，进行了沉痛的历史思考。他在书中回顾了原苏联“在理论、思想和理想方面，我们几乎总是匆匆忙忙，像救火一样不由分说地加以‘改革’——我们取消了研究苏共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共产主义等等学术机构和教研室。然而与此同时，在美国，所有这些都依然保存着，许多相应的教研室、研究中心仍在工作”的教训。他写道：“我们遇到了惊人的悖论。事情竟然走到了这样一步，即我们的思想敌人在那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之免遭我们这些‘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攻击。”“我不止一次地会见过西方社会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问我：你们为什么剥夺人类的社会主义选择权，你们为什么相信资本主义的不可动摇甚至永恒，而忘记了发达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活下去和正常呼吸，不过是因为它接受了许多社会主义原则，如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科学进步进行规划、调节、程序控制，给人提供社会保障，国家给教育、保健事业、科学和文化、农业以资助等等。”然而，可悲的是，当西方思想家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前苏联的一些“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冷漠态度，甚至进行肆无忌惮地攻击，从而首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于是，“这些危害极大的游戏把我国引上了‘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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