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上流传一段梁晓声关于“今日之中国不缺批评家，缺少提出方法的人”观点的视频：

“今日之中国不缺批评家，我们14亿人中，有那么多已经成了批评家，还有那么多人准备成为批评家；也不缺分析家，关于中国的现存问题，中国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问题，我们有那么多人能分析得头头是道。换句话说，我们不缺意见领袖，我们只缺能够提出方法的人。今日之中国，甚至我觉得全世界一切的主义，一切的主张，一切的分析，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方法’两个字。请拿出方法来，可操作的方法，行之有效的方法。”

大家既然转发这段视频，说明赞成其观点。然而笔者看了这段视频，却认为其顶多只说对了一半。

且不论“我觉得全世界一切的主义，一切的主张，一切的分析，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方法’两个字。请拿出方法来，可操作的方法，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一句，搁五四时期，会不会被批判为等同于胡适之先生的“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单是现实中，存在的两个重要事实-----问题确实不少，确实需要批评家、分析家；办法也多得齐腰深，并不缺能够提出方法的人-----梁晓声并没有真正看清。至于和平时期，也确实较难有机会出现曹刿论战毛遂自荐等非常手段，致使少数人有办法却没有途径让人采纳，无用武之地，甚至无用文之地，更是梁晓声有意无意间没有视及的认识盲区。

更何况，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能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室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如果真能提出问题，能提出真问题，提出的问题足够真，即使一时还没想出应对之法，也同样具有建设性，算不得存心找茬、“指兔子给人撵”。

2023年5月7日合肥晚报刊有一篇题为《别夸我“清谈误国”——读刘勃<世说俗谈>》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

“清谈就是口无遮拦，畅所欲言，甚至能捕捉灵感的火花，所以，也有现代学者高度评价，认为玄学冲破了儒家思想的桎梏，开创了中国哲学的第二个高峰。‘如果说先秦是黄金时代，魏晋就是白银时代，从思想史的角度说，什么强汉盛唐，都及不上这一时期。’”

毛泽东曾指出：“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指出，要善于正确集中，把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意见提炼出来，作出科学决策。

对于“批评家”“分析家”的言论，我们不要急着作否定，只要其批评分析不存恶意（甚至哪怕是我们的敌人，只要其批评分析得有道理，也未尝不可以“拿来主义”；当然更容许梁晓声“今日之中国不缺批评家，缺少提出方法的人”这样的见仁见智观点存在），我们都可以以“子产不毁乡校”“察纳雅言”的态度善待之，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动辄求全责备，无异于堵塞言路防民之口。更何况，没有庞大的“批评”“分析”基数铺垫支撑，高质量的“方法”也出不来。

（作者：陶余来  合肥市包河区总工会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