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实现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而且是具有显著优势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动性现代化，是主动擘画蓝图、规划战略、制定路线图，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鲜明时空压缩特点的跃迁式现代化，我们既重视空间的区域规划，又重视时间的效能利用，把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加大社会流动性发展防止阶层固化的活力性现代化，通过教育、就业以及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使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快，有效防止了社会阶层固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性现代化，既创造了人类政党新文明，也创造了人类政治新文明、工业新文明、城市新文明等。

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为全世界都在关注的热词，因为它将深刻改变人类现代化的世界版图，深刻冲刷人类现代化固有的旧河道，为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未来冲决出新的河床和水岸。2023年3月10日，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专家理事会俄方主席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在“今日俄罗斯”通讯社举办的莫斯科-北京视频连线中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给全人类的礼物。塔夫罗夫斯基说：“中华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在馈赠人类，其中最著名的有火药、造纸术和指南针等。现在中国人又展示了另一件礼物，那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像火药一样，现代化是在历经无数次实验后诞生的。中国通过反复实验，找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正确剂量，将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之下。”塔夫罗夫斯基表示：“正确的‘火药’为制造第一级‘火箭’——‘改革开放’——提供了可能，这级‘火箭’把中国送入了工业强国的轨道。下一级火箭叫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使中国跻身世界领导者之列。”塔夫罗夫斯基指出：“现在宣布启动最新一级火箭‘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阶段主要利用国内成就，不仅致力于帮助实现中国梦，而且还向全人类展示中国模式的效率。”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三级火箭”的比喻是很形象的。当然，我们这“三级火箭”是综合推力，中国式现代化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把改革开放作为其活力和动力。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主动性现代化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释了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他特别强调：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这是一个关涉中国式现代化兴衰成败的重大论断。

第一，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首先，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性质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选择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决不能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为少数资本家服务的现代化，是由资本逻辑决定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抑或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要求我们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其次，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靠什么？靠现代化，靠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靠什么？靠现代化，靠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现代化，在中国是决不会成功的。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如何实现的？就是因为我们走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华民族之所以如此接近于伟大复兴，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后，党的信仰信念和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这一远大理想，在当代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信仰信念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党的政策主张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党的一切政策主张都是为了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使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第二，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一以贯之，一代一代地接力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到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再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张蓝图一张蓝图绘就的过程。我们不仅绘制蓝图，而且始终接力推进蓝图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我们一步一步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克服了无数艰难困苦，避开了很多国家掉入的陷阱、泥沼，接力解决了实现现代化的根本社会条件、根本政治前提、理论准备等问题，还解决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以及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等重大问题。

第三，我们党勇于改革创新，不断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我们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出基础性作用，而且我们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这一基础上，改革给人们经商办企业更多便利和空间，2022年底企业数量超过5200万户、个体工商户超过1.1亿户，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6亿户，是十年前的3倍，发展内生动力明显增强。在深化改革进程中，我们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扩展到还包括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创举”。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改革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党领导人民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解决了一系列难啃的硬骨头，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险滩，不断把改革推向纵深。我们还深刻认识到，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关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我们解决了法治领域很多复杂的问题，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走在法治轨道上。比如，一些黑恶势力长期进行聚众滋事、垄断经营、敲诈勒索、开设赌场等违法活动，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我们通过依法打击，解决了这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使现代化建设的民意基础更加扎实。

第四，我们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在新时代，我们紧紧抓住人民群众需求从物质文化到美好生活的历史性转变，不仅实现着更高的物质文化需要，更是满足着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求；不仅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还在解决诸如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好不好”的问题，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更加强大。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共同来完成，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业的完成更需要人民群众的力量。我们党坚信：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使人民的江山更加宏伟秀丽的事业。“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中国式现代化要走出弯道超车的力道，就要汇集和激发出14亿多人民的磅礴巨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鲜明时空压缩特点的跃迁式现代化

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就是在运用资本的特性不断用时间压缩空间的进程。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抓住了现代化时空压缩的特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重视资本的时间性，他讲：“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马克思还写道：“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就是通过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化、交易手段的迅捷化等使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和交易方式极大改变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不断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交通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出行速度不断加快。早在201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印发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基本形成，人民满意度明显提高，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能力显著增强；拥有发达的快速网、完善的干线网、广泛的基础网，城乡区域交通协调发展达到新高度；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旅客联程运输便捷顺畅，货物多式联运高效经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先进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结过去五年的成绩，高速铁路运营里程从2.5万公里增加到4.2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从13.6万公里增加到17.7万公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不断加速度。从20世纪80年代初火车每小时40—60公里，到90年代的每小时120公里，到2008年前后的动车每小时200公里，再到新时代的复兴号每小时300公里、350公里，今后还会有每小时400公里的高铁、每小时6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等等。这使中国人的出行速度大大加快，过去“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梦想已经实现，过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历史已经终结，相隔几千公里的城市，一天之间都可以来个往返。中国式现代化时空压缩的特点更加明显。

第二，数字经济、网络经济、平台经济蓬勃发展，交易方式突破了过去物理空间的限制。在数千年前的黄帝时代，中国的交易是“日中而市”；再后来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到今天则是24小时的交易，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购物交易。我们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发展“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增加到14.5亿户，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15.8%提高到27.2%。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数字中国建设体系化布局更加科学完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数字化发展更加协调充分，有力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此，在今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专门提出建立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这将使中国经济社会更加数字化、网络化。

第三，政府自我革命、国家治理现代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特别是节省了人们经商办企业的时间成本和创业成本。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的五年中，我们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一步释放市场和社会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历程可以看出，党政机构属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层建筑就要适应新的要求不断进步改革。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国务院持之以恒推进触动政府自身利益的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多年来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1000多项，中央政府层面核准投资项目压减90%以上，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从60类减少到10类，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压缩到不超过120个工作日。改革商事制度，推行“证照分离”改革，企业开办时间从一个月以上压缩到目前的平均4个工作日以内，实行中小微企业简易注销制度。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加大社会流动性发展防止阶层固化的活力性现代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分化过程，也是原有社会阶层和群体不断产生新诉求和新需要的裂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对现代化造成消极和负面影响的问题：其一，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需求在已有体制和组织架构下无法满足，因而就会在体制外溢出，产生一种冲击已有制度堤坝的横流。换句话说，就会产生大量的街头政治行为。其二，已有社会群体和阶层的需求与新阶层新群体的新需求之间会发生利益冲突，同一时间段内只能满足一部分阶层和群体的要求，甚至会以牺牲其中一个或者几个阶层和群体来满足。这就造成阶层之间的不相容性。其三，一些社会阶层和群体具有很强的社会资源占有能力，有可能阻断其他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向上流动性。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断催生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过程。2013年11月19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的文章指出：“认真研究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政策诉求，包括注意关注蚁族、北漂、海归、海待、散户等社会上新出现的人群，分析哪些是共性需求、哪些是个性需求，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新技术的应用、对外开放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变迁速度加快，出现了许许多多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截止到2020年年底，全行业卡车司机达到1728万人；截止到2021年年底，全国保安队伍达到了640万人；截止到2022年7月底，全国有300万快递人员和1500万外卖平台注册的外卖人员，也就是说，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一共1800万人；截止到2022年年底，全国网约车司机已达到570万人。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新的社会群体涌现。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重视农村“三留守”问题，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对“三留守”还是挂在心上，他指出，要补齐农村社会福利短板，加强对农村老年人、儿童、“三留守”人员等特殊和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2015年6月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朱耀垠讲到：据推算，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已超过6000万，留守妇女达到了4700多万，留守老人约有5000万，这部分人在生产或者生活当中都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维护好这些群众的合法权益是一件大事，加强对空心化的留守人员的关爱服务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我们不仅有农村“三留守”，还有众多的新社会阶层人士。2015年5月18日，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如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等专业人士，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成长起来的社会群体。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网络人士大量涌现。在这两个群体中，有些经营网络、是“搭台”的，有些网上发声、是“唱戏”的，往往能左右互联网的议题，能量不可小觑。这些新的群体的出现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在其发展中要把新出现的社会群体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包容进来，而不是把他们甩出现代化列车之外。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14亿多人整体迈入现代化，一个民族、一个人都不能少。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把各个社会群体的诉求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加以实现。我们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家作主，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要求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反映。我们坚持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效凝聚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都能够进行充分协商，能够相互配合，形成整体力量。我们努力建设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保证了决策符合包括各个阶层和群体在内的人民利益和愿望。

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性现代化

2023年2月7日，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怎样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一，创造了人类政党新文明。首先，这是一种能够靠自身力量、靠自我革命消除各种腐败的纯洁性的政党文明。如何实现权力的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大难题。自我革命锻造了我们党强有力的筋骨、风骨。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我们党在自我革命中进行的锻造是人类政党史上绝无仅有的，“自我革命就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其次，这是一种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纯洁性的政党文明。我们党特别警惕政党亡党的利益集团因素，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它产生了利益集团。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后来失败了、解体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我们一直强调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的代理人、代言人。我们依靠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成为这些集团、团体、阶层同伙的人开刀。可以说，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使我们党形成了一种独到的政党新文明：其一，能够消除西方政党的公司化倾向。2006年，英国议会政党资金特别委员会对西方政党的变化发出了如下警告：“维持了过去一个世纪之久的政党体系已经崩溃。党员资格不再有任何意义，政党越来越依赖于私人捐款进行竞选。”国际著名财经专家、意大利学者纳波利奥尼甚至认为，西方的政党已经成为政党有限公司，谁给捐款就为谁服务。其二，能够真正做到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第二，创造了人类政治新文明。首先，这个文明新形态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其次，这个文明新形态体现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创造，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最后，确立了衡量国家政治文明的新标准。一个标准是“八个能否”：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八个能否”涵盖了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另外一个标准是“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则是强调了政治权力运行全过程的判断问题。这两个标准是有机统一的，为评判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了新的科学标准。

第三，创造了人类工业新文明。中国的工业新文明体现在：首先，用物美价廉的工业品极大地改善了世界人民的生活。中国每年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提供数万亿美元的工业产品，使很多国家的民众享受到质量上乘、价格低廉的物质产品。其次，用独立的工业体系避免了被规锁、被钳制，避开了依附性陷阱从而有力地压缩了西方以工业自由为名对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剥削空间。列宁曾经在1902年写的《怎么办》中指出：“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是人们曾经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最富有抢掠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劳动者。”以工业自由为名，1818—1836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殖民当局规定，英国输入印度的货物只收极低税，甚至免税，印度纺织品在本国销售，却要交极高的内地税。在英国控制下，印度棉织工业急剧衰败，著名纺织业中心达卡，人口从15万减少到3万—4万人，无数手工业者因此破产，挣扎在死亡线上。1828—1835年担任印度总督的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这种灾难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的现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暴力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用坚船利炮抢掠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毁灭发展中国家的文明、奴役人民，使发展中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失去发展的能力和主动性。历史真相就是如此。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文明的沃土中汲取着无穷的营养，终将长成参天大树；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既从目标追求根本上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新社会的先进本质，又从蕴含的独特价值观上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作者：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文章来源于当代中国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