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深刻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孕育，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和实践中创造，建构了以“人民中心论”“中国特色论”“文明协调论”“模式多元论”“和平发展论”为鲜明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发展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并在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较量中超越。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方面，深刻地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标注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高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站在世界历史制高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问题作出了完整、系统、科学的概括，形成了完备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在新的历史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阐释可以发现，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不仅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符合中国国情，也是由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时代超越，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世界现代化理论的一次伟大术语革命。

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现代化并不是一种抽象、干瘪的普遍属性，或是标注人类社会进步的形而上的范畴，而是将人作为社会主体，在人的社会活动中所生发出的历史性产物，是人类文明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之中的具体表象与历史承载。因此，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必须厘清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现代化的个性中理解共性、在共性中寻找个性，特别是从现代化的历史创造活动与既定历史条件的辩证关系中审视作为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现代化；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具体文明形态（存在方式）来把握现代化，现代化无疑始终奔涌在历史长河中，并不断地从应然转化为实然；从人的历史性活动维度考察现代化，现代化又是处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们，基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国情所作出的一种历史性选择。由于历史、文化、国情迥异，人们对现代化道路、模式、动力等必然有着不同的选择，现代化必然在共性、普遍性中展现不同的存在样态。换言之，现代化不可能有“定于一尊”的固定模式，更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元化标准。

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反思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孕育

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反思，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并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历史地说，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便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作用下，资本主义现代化“开拓了世界市场”有着历史必然性。然而，这样的世界历史进程绝不是以抽象的形态存在于世的，而是按照资产阶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并“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换言之，在人类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同根、同源的。伴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互方式、情感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崭新的价值诉求和价值观念得以成型，从而改变了从前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使得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变革程度逐渐加深，针对现代化、以及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与现实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了诸如经典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等众多理论学说体系。以上理论学说体系成为阐发现代化与探索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尝试从多角度、多方面、多维度研究与解决关于现代化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从而说明和解释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发展成为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成因和文化背景；相反地，又有许多国家却步履蹒跚，游走在现代化边缘甚至远离现代化，并试图给予那些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以实现现代化的合理方案。

世界上，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观点虽然千差万别，更在其逻辑演进中花样翻新，但有一个观点是共同的，即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似乎成为后发或欠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奉行“现代化即西方化”观点和主张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实则忽略了那些欠发达国家在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上的可能空间。新自由主义思潮就是一种经典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典型代表，其核心思想和鲜明特征表现为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可以将其理解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一种政策要求和理论主张，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福山不仅奉新自由主义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圭臬，而且曾经在这种主义支撑下大肆兜售所谓“历史终结论”，认为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一度相对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通过除了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现代化模式而创造自身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国门打开，西方现代化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开始传播，对改革开放有过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影响，以至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理论界产生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盲目崇拜现象。关于这样的问题，邓小平曾指出：“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总结和分析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探索现代化方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全力遏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大肆蔓延。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由此，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立场上的坚定，始终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理路，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并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接续探索中，成功创造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内在本质规定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定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世界上那些推崇西方现代化理论、效仿和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几乎无不陷入绝望之中。长久以来，西方一直宣称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现代化，但这种论调在我国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面前破灭了。纵观当今世界现代化发展现状，虽然许多国家都在尝试发展现代化，但能够真正全面建成现代化的国家却屈指可数。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枉顾自身发展的国情实际和历史根基，教条地全盘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使得自身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极为艰难，甚至危机不断、停滞不前，长期陷入政治社会动荡的漩涡之中。

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上下求索，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境界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突破，可以得出，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拓展世界现代化版图，正是因为我们所创造的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克服“西方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此外，从中国式现代化所描摹的时代主题和承担的历史使命来看，其是能够指引国家发展、回应人民期盼、观照世界前途命运的现代化模式，表现为理论性与实践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独立性与包容性、原创性与开放性的高度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即是在批判反思西方现代化理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中搭建的，创造了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世所瞩目的重大理论成就。

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建构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开启了对现代化的探索与创造。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解与把握，必须将其置于近代以来的历史境况和现实境遇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在19世纪50年代，通过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方式作过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国人民“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展开了对中国现代化的苦难求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中国人民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历史阶段，完成了在精神上、思想上、理论上由被动向主动的华丽蜕变。

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确立，与此同时，党和国家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朝着“四个现代化”目标进发，在此过程中搭建起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可以说，我们党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成功探索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前期基础。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打开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新局面，唤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蓬勃生机活力，制定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绘就了奔向全面小康的画卷，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此阶段已初步成型。在新时代十年中，我们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年目标，基本实现工业化，全方位改善人民生活，写就中国式现代化新的时代篇章。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和拓展提供了新的时代场域。在这样的潮流大势中，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制度体系日趋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的影响也日益深远，“中国式”已然成为我国现代化道路和文明形态的名片。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接续奋斗，为成功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前提、打牢了制度基础、提供了物质条件、增强了精神力量。

纵然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实现双重突破，同时在认识上和战略上能够打牢相对扎实的前期基础，但完备、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还没有真正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接续历史使命，从新的国情实际和时代要求出发，在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过程中，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不断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续发挥党的领导的统领作用，认识到坚强的领导核心所发挥出的凝聚作用、感召作用、动员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为有力、强大的保障。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和世界发展现状，展开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探索，标定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的时代主题。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将促进人民群众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现代化最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自觉维护人民群众主体地位。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奏响“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和谐旋律、深刻领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远蕴意。立足新发展阶段，要求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意义和实践要求，从历史出发、从时代出发、从现实出发，承接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使中国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完成从“今天”向“明天”的跨越，永葆不断地迈向更加崭新“明天”的伟大希冀。要求科学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规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合理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要求“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秉持“真正的共同体”理念与“和合”思想观念，致力维护世界多极化、均衡国际力量、创造稳定国际秩序，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承担新使命，以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在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原则的同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蓬勃发展，而不是停滞不前的；是新益求新，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把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特色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理论、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原则理论（包括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理论等）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相对完整的框架体系。中国特色理论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样式问题”展开，主要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使人类文明蒙尘的历史追溯和现实窘境，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冲破压制、从属、贬抑的裹挟，创造出一种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理论侧重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的问题”，从根本上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独有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的外化表达，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所逐渐显露出的超越性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决定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是其重要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理论致力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怎么办的问题”，即如果不能够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当作感性直观来理解，而是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人的实践来理解，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对象化”的基本条件。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背景下，我国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局面。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我们要直面我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及未来仍需面对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不断强化忧患意识，切实增强应对来自各领域、各方面风险和考验的信心与能力。由此，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在新的历史起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同心协力将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方方面面，确保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航定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我们既要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又要牢牢掌握主动权，坚决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既要完成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突破，又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停歇地向前迈进，以实际行动验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上。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回应了当前乃至更长时期对于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时代命题。需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开放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步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激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脉动，不断地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做出新成绩、达成新目标、取得新成就。需要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更是在新时代建设新伟业的力量支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增强志气、骨气、底气，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奋力开创新征程的崭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成果充分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是将科学认识与把握人类文明前进规律、中国国情实际、世界发展大势作为前提。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中华民族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既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涵养和现实路径，又为人类文明交相辉映提供科学有效的方法论指导，分别从理论和实践角度验证其是产生于时代、又服务于时代，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现代化模式。由此，中国式现代化驱散了“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的迷雾，不仅为世界上渴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了中国方案，同时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和突破，极大地丰富和扩充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宝库，为人类的全面发展、为世界的全方位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表达自身历史逻辑的同时，也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展开的百年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展现出强大、深厚、周密的理论逻辑，以此彰显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目的与过程相统一的重要理论价值。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新的伟大斗争中完成了前进与超越，构筑成具有鲜明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在为全世界、全人类走向现代化开辟新道路、提供新方案的同时，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以“人民中心论”超越“资本中心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其理论根源和创新动力生成于中国共产党对“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历史追问和时代关切之中，更重要的，是生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历史与实践证实，脱离人民的现代化理论是苍白无力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始终秉持“人民至上”根本立场，将人民的所需、所盼、所求作为发展现代化的目标、尺度、标准，构建了以人为本的现代化，也向全世界展现出了一种到达至高境界的现代化模式——不仅聚力实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世界人民奔赴现代化带来了更好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因其坚持“人民中心论”，使得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颠覆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理论核心的历史性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延伸。这种丰富与延伸有着历史上的必然性与现实上的可能性，它向全世界全人类展示出，中国如何完成从落后的农业国向世界第一工业产出大国的蜕变，以及如何在现代化道路上摆脱“西方化”禁锢、从而确立“中国化”，以及如何将中国式现代化可能带来的光明前景在不断地努力奋斗中变成现实，从而在世界现代化版图中绘就了从现代化“落后国”到“创造者”的历史画卷。从价值取向、实现路径、理想追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在真实的实践与斗争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建立在暴力、霸权、占有、剥削基础上的所谓的“现代化”，完成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名与标榜，昭示着其必将推动人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走向光明。

以“中国特色论”超越“历史终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无论哪个国家、民族、地区都将走向现代化，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大势，但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模式应是多种多样的。然而，一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学者、政要大肆鼓吹“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唯一模式、唯一选择，任何国家、民族、地区试图通过其他道路、模式、选择实现现代化都是完全的梦呓。然而，考察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规律可知，人类文明的演进与现代化的发展绝不是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就可以实现的。走自己的路、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摸索、付出沉重代价后得出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百多年走过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由此，中国式现代化开辟出了源发于“中国历史”的现代化模式，这一现代化模式是独特的、是不同寻常的。同时，虽然现代化的发展代表着人类的实践活动已经进入到了相较于过去一个历史阶段的较高层次，但是有些所谓的“进步”，并不伴随某种现代化模式的演进而表达出向前、发展、开化的真正意义，或者说，不是每一种现代化模式都能达到“进步”的合理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独具的“中国特色”所展现出的历史逻辑、时代思维、未来眼光，使其实现了真正的“进步”，标榜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昭示着以“中国特色论”超越“历史终结论”的大势所趋，以及向世界宣示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模式、选择，不是世界现代化的“唯一”，而是“之一”。

以“文明协调论”超越“物质主义论”。统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人类文明发展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判断。“文明协调论”，即是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整体来考察，在整体性视域下赋予各类关系内部以系统性、统一性、协调性等特征。纵观人类文明历史进程，文明系统内部协调性的强弱是衡量一种现代化模式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准，而能否做好提升文明系统内部协调性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工作则预示着该种现代化模式的未来前途。从当前世界发展状况看，资本主义现代化“利己主义”的文明内核和本来面目始终没有改变，在利益驱动下实则造成了各种文明关系的严重割裂，进而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系统内部协调统一的现代化模式，它促成了各种文明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相互成就的协调关系，使它们互为前提、互为目标、互为途径，体现着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达成了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文化事业进步、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美丽中国的和谐统一局面，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已经让人类文明蒙尘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而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以“模式多元论”超越“西方中心论”。现代化是一种世界性潮流和历史发展大势，昭示着迈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的必然趋势，是各个国家、民族被“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过程，是民族史、地域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纵观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在树立其现代化“领跑者”形象同时，也使现代化具有了“从属”、奴役、掠夺等代名词。1840年以后，中国被迫卷入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体系，在探寻现代化之路上艰难求索，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新中国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尤其是新时代10年来，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正在初步开始改变“西强东弱”格局，让“东升西降”初现曙光。在艰难开启现代化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冲破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元模式裹挟，从“一穷二白”走向了繁荣富强，从文明蒙尘走向了盛世曙光，向全世界全人类诠释何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引领人类文明前进方向，深刻地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进程，呈现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以“和平发展论”超越“强国必霸论”。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保护文明多样性，亟待符合当今时代发展趋势的崭新方案提供破题之道，进而标定人类社会前进方向、指引世界发展趋势、推动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属性与其发源的历史、文化、制度呈正相关关系。由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葆有民族性、历史性的特征，同时兼具时代性、世界性特征，它既能够秉持自信、自觉、自强的文明态度，又强调文明的普遍性，客观看待文明的特殊性；尊重文明的差异性，反对文明优劣论；倡导“美美与共”的和谐精神，冲破“各自为营”的桎梏枷锁，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汲取，所谓返本而开新，在此基础上形成结构完整、叙事充分、特征鲜明的崭新现代化模式。从而，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体系和价值取向可以得出，崇尚和平、维护正义是其内在属性，也是和其他现代化模式相区分的鲜明标识。中国式现代化致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已经在秉持和平理念或是独善其身中作出了选择，即在坚持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前提下，不断地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保护世界文明多样性贡献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些重要论述旗帜鲜明地阐发出中国式现代化所坚持的“和平发展论”，从而表明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的决心。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既坚定地行走在人类文明大道上，充分汲取人类文明养分，又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超越；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又实现了人类发展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既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又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作者简介］田鹏颖（1963—），男，辽宁沈阳人，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来源于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