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炳祥：被颠覆了的政治经济学亟需一场正本清源的革命

点击：作者：屈炳祥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3-07-21 10:18:14

【摘要】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其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过去长期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党有着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浓厚风气与良好传统。政治经济学也同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一样成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然而当今，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思想理论阵地却长期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占领，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逐渐被颠覆，失去了它本来的面貌与魅力。因此在我国，亟需来一场政治经济学正本清源的革命，重新占领长期被西方资产阶级霸占的经济学领地，光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使我们的思想理论重新回到真理的轨道。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宏大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其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年，恩格斯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他指出：德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内容都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1]525 因为有了政治经济学，才得以把一切唯心主义从最后的避难所赶出，对历史领域的全部传统观点作了彻底否定，因而，才有了新的唯物史观的确立。因为有了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学说）和新的唯物史观，才完成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与扬弃，才有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由此，才有了马克思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自觉地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的必修课，认真学好、用好。

我们党历来都十分重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并且在不同时期都对此作出过创造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反复阅读与研究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以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他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重要文献，而且还留下了大量学习笔记与谈话纪要，对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作了富有创见的阐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原理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为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带了一个好头，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培养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强烈欲望、良好学风与优良传统。

时光荏苒，逝者如斯。几十年过去，当今的情况怎么样呢？对此，笔者不先作结论，而只是想请读者看看以下的基本事实。

一、被颠覆的政治经济学

众所周知，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些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乃至其全部理论体系中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科学范畴，本应是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该有的起码常识。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许多的朋友，包括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乃至那些被称上“家”乃至“大家”的经济学人，对此却懂得不多、理解不深，甚至不甚了了。

生产一范畴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认为，它是政治经济学的直接“对象”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2]18 因此，不论是以往的还是当今的经济学家在阐述自己的学说时，都必须对此作出说明。

那么，在我国学术界到底是如何解释这一经济学范畴呢？笔者利用现代网络工具对此作了搜索与查询，得到的结果是：所谓生产，就是指“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活动，或是将生产要素进行组合以制造产品的活动。”① 这里，把生产解释为一种“制造产品的活动”，粗一看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然而须知，这里所说的“产品”，不是我们常人所理解的那种具有一定物的形式的产品即物质产品，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产品”，即除了这种意义的产品之外，还包括那些不具有物的形式的各种服务性劳动或劳务。对此，由我国著名学者夏征农与陈自立二位先生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大辞海》（经济卷）对此作了注释。其中指出：所谓生产，“指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投入又称为生产要素，常见的有土地、劳动、资本和原材料等。产出指产品或劳务。”②　这就是当下我国学术界对生产一范畴所作的规定或理解。这种解释实际上只不过是把生产理解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种提供效用的活动。

近代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创始人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先生认为，所谓生产，就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自然物的形态或结构，使之适合自身需要与欲望的某种效用的活动。他有一句名言说：“与其说人们在生产物质，不如说是在生产效用。”③另外，当代全球赫赫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保尔·萨缪尔森在其最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是这样规定的。不过，他说得更具体，其中虽然没有讲到效用，但是他提到了各种形式的产品与服务。他指出：“现代经济拥有丰富多彩的生产活动。农场使用肥料、种子、土地和劳动，将它们变成小麦和玉米。现代工厂使用能源、材料、数控机床和劳动投入，生产出拖拉机、电视机或牙膏。航空公司使用飞机、燃油、劳动，以及由计算机网络控制的订票系统，向旅客提供从国家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的快捷的旅行服务。会计事务所使用铅笔、计算机、纸张、写字楼，还有劳动，为客户提供审计或纳税审报等各项服务。”④

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也是最权威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生产一范畴的解释。上述可见，我国学术界对生产一范畴的理解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规定如出一辙，毫无二致。不过，笔者认为，不论是我国学术界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生产一范畴的理解都是欠妥的，是背离马克思的科学原理的。

第一，它们不把生产理解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是把它理解为提供效用的活动。虽然它们其中也涉及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但是由于它们也把各种非物质资料形式的服务囊括其中，所以，它们所说的“生产”实际上不过是提供效用的各种活动而已。笔者认为，这般理解生产是欠妥的。因为如此一来，就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给混淆了，进而也把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与资产阶级庸俗的效用价值理论给混淆了。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范畴主要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斯密首先指出，“生产劳动”是能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劳动。后来，他觉得这样规定“生产劳动”有些偏颇，于是又补充了一点，即生产劳动还是生产物质产品或商品的劳动。这样综合起来，斯密的所谓“生产劳动”就是那种既能为资本家带来利润，又能为社会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相应的，那种与此相反的，就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斯密的意见，将他关于“生产劳动”的二重规定作了调整，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作了新的规定。即“生产劳动”就是那种既能为社会生产物质产品，又能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可见，他把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作为“生产劳动”的第一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如果整个过程从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3]205 他又指出：这是我从“物质资料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定义”。[3]556 马克思这里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定义”也是他关于“生产劳动”的最一般或者第一的规定，因为在这一规定之外还有另外的规定，即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而“非生产劳动”则是那种性质与之相反的劳动。具体说，就是那种既不生产物质资料、也不创造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劳动。不论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其物质规定性总是第一的或最基本的规定。

我们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一些朋友不仅把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当作生产，而且还把那种只提供服务而不生产任何物质产品的劳动也当作生产，这在理论上除了造成“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混淆之外，还会导致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的效用价值论的混淆。

众所周知，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即本质属性。所谓价值，无非是凝结或物化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或活的一般人类的抽象劳动。这表明，只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即生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那些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如服务部门尽管也有劳动耗费，但是由于它们不生产物质资料，因而是非生产的，其所花费的劳动不能物化，不可凝结，所以，它不创造价值。这就是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则认为，不论是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还是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因为它们都提供了效用，满足了人类的某种欲望与需求，并且也得到了价值实现。这就是那个人所共知的效用价值理论，这是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完全不同、根本对立的。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么，那个比这个更庸俗的要素价值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效用是由所有生产要素共同提供的，所以，价值也是全部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这样一来，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就被彻底排除了，否定了。

这样两个混淆除了理论上的荒谬外，还给我们现实生活带来了许多混乱。首先，最突出的就是“生产劳动”的泛化，即把那些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如旅游与商贸（其中为商品价值实现服务的部分）、科研与教育、体育与卫生、文化与艺术、银行与保险等部门的劳动都变成了“生产劳动”，使它们的服务也变成了产品。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早已形成了一种嗜好或时尚，习惯于把一些非产品的东西称作产品。如旅游公司热衷于将旅游服务项目称作旅游产品，银行热衷于将自己的理财项目称作理财产品，保险公司热衷于将自己的保险服务项目称作保险产品，甚至更为奇葩的是那些专事诈骗的贼也热衷于把他们的骗术称作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如此等等，使人啼笑皆非。其结果，使一些本来不是产业的领域变成了“产业”或“产业化”。不仅如此，再加上一些媒体的大势炒作与推波助澜，最终还导致了我国非生产领域的活动普遍商业化、市场化更或资本化，走上了惟利是图，甚至为富不仁、伤天害理的邪路，背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公共事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另外，由于把各种形式的非生产部门变成了“产业部门”，于是也就扭曲了我国国民收入的真实水平。现在，我们对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不再采用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而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用的所谓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方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核算方法，前者只计算当年国民经济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所生产的全部新价值（V+M）,而后者则除了（V+M）之外，还要加上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所转移过来的旧价值（C）和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所转移过来的部分价值（P）,甚至还会有大量在流通、消费领域转移过来的劳动者必要劳动的价值（V）。显然，这是一个偏离国民收入不知有多么远的数。这样，就使我们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失去了一个准确的把握，从而影响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计划与决策。这些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各地区、各部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个所谓的“生产劳动”之说应该是难辞其咎。

第二，它们所说的生产的最要命的一点在于他们丢掉了生产中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个最重要的内容。马克思认为，生产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包括生产关系的生产，它是这二者的有机统一与融合。历史与现实一再表明，生产、包括生产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定生产关系的所谓生产与再生产。众所周知，凡要进行生产，人们必须首先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生产关系的指导与保护下才能与自然发生关系，创造财富，发展社会生产力。相应的，每次生产的结果，使人们得到的不就只有物质产品，而且还有人的生产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人的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才保证了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连续性与不断更新，才保证了社会生产方式、乃至整个社会机构的的正常运转与健康发展。相对而言，这比起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如果不重视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生产得再多，生产力发展再高也没用。因为这些最终都会成为异己的、他人的。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知强调多少遍的真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样如此重要的原理，我们现在的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一些被称得上“家”乃至“大家”的经济学人却懂得太少，甚至一无所知。

我们的一些朋友除了不懂生产之外，他们对生产力的理解也是不明不白、似懂非懂，即使有些了解，大多也只是一种概念性的，并不真正理解它的本质规定与发展规律。所谓生产力，自然就是人们在一定生产关系的指导与保护下，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生产物质财富的一种能力。现在，人们认识生产力总是从它的构成要素方面作机械的理解，就只知道它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或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管理，更或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管理+科学技术等，如此而已。

笔者认为，如此理解生产力是不妥的。因为生产力是劳动者能动作用融合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而形成的一种创造性功能，并不是这诸要素的简单加总；并且所谓“管理”和“科学技术”都不是构成生产力的独立要素，不能与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平起平坐、并列存在。另外，在对生产力的规定中，见物不见人、尤其不见精神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确认，劳动者的精神状态也是决定和促进生产力的一个重要要素。恩格斯在他那“天才的经济学大纲”——《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明确指出：“在一个超越利益的分裂……的合理状态下。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还指出：“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4]67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还做过实证研究，并指出：“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产品要多得多。”[3]362-363 这就是劳动者的那种积极心理与良好精神状态对生产力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当然，尽管人的精神状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正如“管理”与“科学技术”一样，它并不是构成生产力的一个独立要素，而是与人的生理机能结合在一起、并通过人的活动体现出来的。这一点，必须明白，不可不注意。

对生产力也不能只是当作一种静态的东西来理解，而要或更要看到它还是一种动态的、社会的规定。比如，在协作与分工存在的条件下，除了存在一种个人的生产力之外，还会产生一种“集体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产生。就协作而言，马克思这样写道：“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3]362

马克思认为，不仅协作出生产力，而且分工也出生产力，尤其是在高科技与大协作基础上的分工。他在《资本论》中对此曾做过深入分析，告诉人们：分工的好处首先是更有利于劳动者积累经验，使其劳动技艺更为娴熟、生产效率更高；其次，分工使劳动者的劳动或操作更加专业，可省去许多因操作、位置与工具的变换而节约大量时间，增加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密度；另外，分工在使劳动者更加专业化的同时也使生产工具更为专业化，其工作效能与效率得到更大提高。总之，分工不仅提高了劳动的主观生产力，而且也提高了它的客观生产力，成了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效途径。

上述可见，对生产力的确不能作简单机械的理解，它不是诸要素的简单加总，也不是其机械作用的结果，而更是一种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可升华、可加强的社会力量。在协作、分工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生产力的各要素在运动中可从社会方面获得巨大能量，比静止与孤立状态下所起的作用不知要大多少，并且还不费生产当事人一分一文的代价，这完全是社会对生产力的一种无私的奉献与赏赐。

另外，生产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种最活跃、最富生机的力量，它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特点与固有规律。总的来说，不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近现代，生产力总是循着由落后到先进、由分散到集中、由小生产到大生产等这样一种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升华的方向发展的。因而，先进淘汰落后、集中取代分散、大生产战胜小生产总是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总的趋势。除此之外，最根本的还是生产力能在自身的每一发展中能引起生产关系的一定程度的调整、改进与完善、乃至变革，找到与之相匹配或相适应的社会形式，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与广阔前景。

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许多的经济学家对于生产力的这些基本知识却知之甚少，他们讲发展生产力，只注重人财物方面量的投入，而不重视其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这其中，不是鼓励和支持技术先进、集中度高的大生产，而是本末倒置、搞逆淘汰，无限制地发展小私有经济，以为“小的才是最美好的”。于是乎，小厂、小店、小作坊、小门点铺天盖地，占据了我国国民经济大片大片的领地。同时，发展生产力也不注重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作用，而是片面强调发展私有制经济。因为在这些人看来，私有制经济更符合所谓人性，更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它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怎样理解生产关系，在学术界有“四环节说”与“三方面说”两种意见。⑤ 不论是“四环节说”，还是“三方面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始终是其中的核心或精髓，总是决定整个生产关系的根本前提，是事关劳动者生存与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生产资料所有制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从广义上理解，它就是生产关系自身，包含着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马克思曾经指出：要“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5]180 其意就是如此。如果从狭义上理解，它也包含有丰富的内涵。

⑴ 生产资料为谁所有。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有一个法律的认定，凡握有法定所有权的人对生产资料拥有实际的或终极的所有权。生产资料的实际或终极所有权又可以体现在对生产资料的物质形式与货币形式这两种形式上。

⑵ 所有权的具体实现形式，即生产资料的经营权为谁所有。在现代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往往并不直接从事具体的经营活动，而是把它转交给那些专门从事经营的人，这样，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实现就与它的法定所有者发生了分离。于是，所有权就派生出了一个经营权。

⑶ 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的社会形式。所谓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的社会方式，指的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谁的手中“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6]44 问题。这其实质就是生产资料的经营者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这里所谓“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指的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在平等、自由、自主的条件下自觉地结合，还是在非平等、非自由与非自主的条件下通过强制或暴虐的方式实现的问题。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实践中的具体的与活的体现。

⑷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最终经济实现，即产品的分配方式。产品分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最终实现，因而分配是检验或衡量所有制是否真实存在的一把尺子。如果产品最终不归或是很少归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有，那么，说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发生了变故，需要作出矫正。

上述诸点，都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中最基本的东西，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对此却理解得非常肤浅、非常有限。

首先，他们只注重终极所有权或法律上的所有权，而忽视其实际经营权到底归谁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往往有大量这样的事情发生，如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其法定主体所有，并且其最终的经济实现也得到了落实，但是，生产资料经营权转让出去以后经营者究竟会作出些什么、给他人乃至社会带来些什么问题却无法预料、无法知晓。其实，不论是我们耳闻目睹的、还是各类媒体披露的大量违法犯罪的事情都是在生产资料经营权被转让出去以后发生的，如制毒贩毒、卖淫嫖娼、藏污销赃、聚众赌博等，不胜枚举。这说明，仅仅抓住终极所有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管好经营权。无论是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都必须十分关注这个问题。

其次，就生产资料的终极所有权也是多关注其价值形式，而忽视物质形式。在我们一些经济学家的意识中，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价值形式较之其物质形式显得更重要或更有价值。比如，在我国理论界曾经盛极一时的所谓“不求所有，但求所值”、“不求所有，但求所得”与“不求所有，但求所获”等种种奇谈怪论就是典型的例证。再比如，我们目前对国有经济的管理从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变成了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又进一步变成了对国有资本与国有股权的管理。这些都是只看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价值形式而忽视了其物质形式的表现。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假如发生价值革命、货币贬值，或者遇上金融危机、市场恐慌，那么，再多的价值也买不来机器设备，形成不了生产线，变不成企业，进而也生产不出任何物质产品。这样，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由谁来保障？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由谁来主导？不可想象！

另外，关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的社会方式问题。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经济学家们很少考虑它，他们只考虑企业是否有人经营或谁来经营的问题，至于这其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从来不过问，或极少过问，一味地强调所谓与国际接轨，把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创造的令一些世界大公司都认可与效仿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给抛弃了，一心一意要与所谓国际范儿接了轨，结果搞得既缺乏中国特色，也没有了社会主义的本色。于是，在我们的许多企业出现了对劳动者高强度的剥削、奴役乃至暴虐等违法的情况，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

最后，产品分配问题。时下，经济学家们谈分配只是就分配谈分配，从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以为分配与此无关。其实，这种认识大错特错。对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曾有过多次忠告与批评。他认为：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包括个人消费品在内，是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事情，它直接决定于产品分配之前的生产要素的分配，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因而，“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 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7]23

马克思的这种忠告与批评似乎就是针对我们今天的，好像他早就预料到在100多年后还会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今天，我们真的碰到了分配上的大难题。分配问题本来只是我国改革中的一个局部性与阶段性的问题，为什么变成了一个事关全局的跨世纪的难题？原因就在于我们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都只是就分配谈分配，在一些非本质方面想办法、找出路，而回避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根本。不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就会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结。

生产关系不仅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整体，而且还是一个不断运动的生命有机体。它会在物质资料生产持续更新的过程中不断地再生产自己，并且还为其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准备条件。所以，马克思在谈到如何评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并不仅仅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一把尺子为标准，而是以比这具有更多内涵的尺子为标准。他在《资本论》中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8] 925-926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可以说就是我们评价一切生产方式合理与否、进步与否的科学标准；在今天，也应当是我们衡量一切工作成功与否、得失如何的科学准则。否则，那就只能把人们引导到邪路上去，背离我们党的宗旨，背离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如今出现的大量有关信仰缺失、诚信危机、官民矛盾、劳资冲突、两极分化、阶层固化、道德滑坡、环境污染等社会乱象，无不都是因为我们长期单方面追求生产力发展而忽略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结果。

上述可见，生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如此简单、又如此重要的问题却很少能被我们的经济学家所理解，至于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宏大理论体系，那就更是一塌糊涂。如中央党校教授董德刚先生说：“劳动价值论也有缺陷。”还说：“由于劳动价值论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所以，剩余价值理论也存在不足，”如此等等。⑥　

事实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已经被颠覆，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来面貌与魅力。

二、政治经济学被颠覆的背后

本来，一个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浓厚学习兴趣、且卓有学习成就的国家，如今为什么会使它遭到了如此的不幸？其问题何在？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现阶段之所以落得这般境地，其背后的原因大致是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从主观上讲，首先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放松了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其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一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的，其生产力很不发达、科学技术非常落后、资金和人才更是稀缺，再加上文革10年，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当然，在生产关系方面我们也有着许多解决的问题）。为了尽快解决这种矛盾，缩短这种差距，在我们进入新时期以后党和国家立即将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上。我们党和国家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在实现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以及这之后，我们未能处理好“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在思想上出现了一定的片面性。“一心一意搞建设，千方百计谋发展”，这是我们的良好用心，结果在客观上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的某些松懈，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内。同时，由于过去多年过多的政治运动以及日常政治学习中的形式主义，使人们厌恶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这样，经过一两代人的延续，结果就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政治经济学在内越来模糊、越来越陌生了。

第二，在西方“颜色革命”的策动下，我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冲击了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其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点，曾长期得到坚持，丝毫没有动摇过。但在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我国的颜色革命，大肆推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观，企图颠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在我国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应运而生，有的大肆散布什么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没用”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等各种谰言；有的以总结历史为名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作用，把过去几十年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于马克思主义；甚至有的著书立说，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叫喊“中国必须再儒化”，公开主张要“以儒反马”、“以儒化马”，企图“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克思主义”⑥，如此等等。

这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泛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信念与信心，冲击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随着时间的流逝，使人们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了，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与荣誉感渐渐地冷却了。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变得越来越稀罕、越来越不为人们所理解了。要是有谁读《资本论》、读《共产党宣言》，学习马克思主义，反而会使人感到不可理解，被人认为是另类，甚至怀疑有精神毛病，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还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吗？包括它的政治经济学？除非是那些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生命，铁了心、不计后果而至死追求的人。

第三，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遭到排斥与摒弃。由于反马克思思潮的泛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一时陷入困顿与迷茫。就在这困顿与迷茫之际，冷不防，大批原来被严厉抵制与批判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迅疾像潮水一般涌了进来。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是一部被当今世界认为所谓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的教科书，从1979年开始进入我国，并且不断地印刷与再版，到2010年已经出版了10个版次，总共出版数百万套。事情还不至于此。除了萨缪尔森的之外，还有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和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以及其它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同类教材也纷纷抢滩中国，一样地被一版再版，抢占我国的思想理论阵地。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如此汹涌、猖狂的进入，迅速地占领了我国高校课堂。高校课堂的被占领，就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断地遭到排斥与摒弃，逐步退出了课堂。现在我们的高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仅理工科不开，而且就是一般文科专业也不开，而仅仅只限于那些经济类。其实，即使是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其内容之寡、课时之少，也是史无前例的，少得简直没办法开下去。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更是没有了生存空间。一些从高校毕业的学生说：若说上世纪70、80年代要走进经济学的科学殿堂，必须有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才行的话，那么，现在则只要有一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就足够了。这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当下的境遇。这可以说，既是一个世界之最，也是一个中国之耻。萨缪尔森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说过：“直到最近，甚至不向专攻经济学的学生——不健全的人除外——讲授任何有关马克思的东西，这实在是一件丢脸的事。”⑦ 如果说这是萨缪尔森针对当时西方一些国家的情况所发的一种感慨，那么，到今天可以说，这正是对我国高校教育所作的一种猛烈抨击。这实在是令我们羞愧难当！

不仅我们的普通高校，就连我们的党校也是如此，包括中央党校在内。比如中央党校曾发生的，一位姓王的经济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的课堂上，不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讲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不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不讲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而是津津有味地大讲特讲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所谓“三个假定”与“三个原理”，公然鼓吹“人性自私论”⑧，甚至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中的庸俗理论作为驾驭我国经济的指导思想；一位姓周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竟然提出关于在我国高等学校取消马列主义教育的建议；还有那位曾经的党建研究部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十大教育英才获得者王某某在课堂上大放厥词，惹得全民怒骂；以及其他类似的种种，充分说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被西方资产阶级侵蚀的严重状况。面对如此不幸，令人悲哀与愤慨！

不仅我们的课堂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霸占，而且我们的经济学学术评价机构也完全被它们所垄断。凡是明白人都会知道，我们现在各高校经济学院的领导与学术带头人大都是醉心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教授，有的甚至是花百万年薪引进的有欧美留学经历者。另外，我国的一些科研院所、学术评价机构，也几乎全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所把持。看一看最近中国科学院评价研究院公布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专家委员会“经济综合”专家委员会名单，足可让人大开眼界。在这些所谓经济学家的把控下，我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必须一律以西方经济学为标准，一律向西方经济学接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环境下，还会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存余地吗？

萨缪尔森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我能为一个国家编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会在乎是谁在为它制定法律，又是谁在为它起草条约。”⑨ 事情正是这样。就是这30-40年，正是我们新生代成长的关键时期。他们所受的教育，除了我们的一些正面的因素以外，大多都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庸俗理论，尤其是经济学方面的庸俗理论。他们从知识结构到思想观念、思维方法与语言习惯等，都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给玷污了，在他们的脑子里，自然也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气息。他们看问题、想办法、出主意、订政策，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套。这些人正活跃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其他各方面、各领域，把控着我国各领域的话语权、决策权，影响巨大、深刻与广泛，并且已经或正在改变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

三、政治经济学亟需来一场正本清源的革命

上述事实表明，我们现在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已经完全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把控了，不仅把控了我们的思想理论阵地，而且还广泛深刻地影响与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因而，亟需来一场正本清源的彻底革命，使我们的思想理论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轨道。这不仅是一场思想理论战线的革命，而且也是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要想实现政治经济学正本清源的革命，必须从头开始，再来一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普及教育。由于有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学习了，特别是在这几十年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还是一张白纸。因此首先是扫盲，做好启蒙与普及工作，使之获得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常识，比如政治经济学对象与方法论体系的理论、生产与生产力理论、生产关系及其生产与再生产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生产劳动与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及其历史趋势理论、资本流通及其生产总过程理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等等。

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普及教育，在有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之后，再继续努力，原原本本、认认真真地学好马克思的经典文献，尤其是他的鸿篇巨著《资本论》。《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而且还是马克思宏大理论体系的集大成。要想获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懂得它的真谛，就只能老老实实地读好《资本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恩格斯晚年针对当时一股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曾有过明确的表示，要求人们“根据原著来研究马克思的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9]697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也曾说过：“只有从那些开创这些哲学思想的人那里，人们才会领受到真正的哲学。谁想学哲学，谁就得读原著，要在那神秘的圣地，去找寻大师的英灵。这种真正的哲学家在其光辉篇章中展露的洞见，是那些拙劣的转述者所作的啰嗦冗长的的报告罕难匹敌的。”[10]57 我们要通过这种学习，真正把握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变为我们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变成我们做人、做事及践行改革开放发展的基本功或“看家本领”。

笔者认为，当下要读好《资本论》，首先必须解决好《资本论》的当代适用性问题。如今，有些人、甚至是那些被称为“家”、乃至“大家”的经济学人（包括那些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学人），他们著书立说、或报告演讲，有意无意散布一些什么《资本论》已经“过时”、“没用”了的言论，甚至有人更是鼓噪什么《资本论》充满“阶级偏见”、“缺乏科学性”等。对此，笔者认为，非也！凡是说这种话或持这种认识的人，就一般而论，要么是那些根本就没有读过《资本论》的人，要么是那些虽读过但没有读懂的人。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国近几十年能坚持研读《资本论》的人实在是不多，能读懂《资本论》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少得出奇了。即使是那些被称得上“家”、乃至“大家”的经济学人也没有多少读过《资本论》。这种根本就没有读过或虽读过但没有真正读懂的人说这种话，完全是他们个人的一种主观臆断，根本不符合事实。另一种，则是本来就是一些“非马”与“反马”的人，这种人持这般态度、说这些话，是另有用意和企图，是他们的立场、秉性使然，不足为怪。不过，这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关于《资本论》于我们今天是不是“过时”了、“没用”了的问题。这一点不能由某少数人说了算，而需要有充分的理论论证与实践的检验。笔者认为，在今天，《资本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有大用。

说《资本论》没有“过时”，仍有大用，这首先表现在它为我们提供的科学方法论上。众所周知，马克思著述《资本论》时，首先并且始终坚持运用的是由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它的产生，不仅带来了人类社会历史观的革命变革，而且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科学的革命变革。马克思主义科学唯物史观自诞生到现在过去了100多年，这期间，社会虽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它的基本原理依然具有绝对真理的权威性与旺盛的生命力。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是一个由生产力、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构成的生命有机体的原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原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更替的一般规律及历史总趋势的原理，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原理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难道说这些基本原理与核心理论已经过时了吗？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科学唯物史观仍然是我们今天观察、认识、理解社会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与方法论基础。任何一个信奉科学、追求真理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无半点疑惑。

此外，《资本论》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其它的研究方法，如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方法、抽象及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数理分析及实证分析方法，如此等等。这些方法是否也已经过时了呢？没有！不仅那些信奉科学、追求真理的人们相信没有，即使是那些西方学者也不会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比如，我们在许多西方学者的论著里不也可以发现他们一样地在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数理分析以及实证分析方法分析问题吗？可见，即使是从方法论的视角看《资本论》也没有“过时”，它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

另外，说《资本论》没有过时，仍然有大用，还表现在它为我们阐述的一系列科学原理上。笔者认为，《资本论》所阐述的科学原理具有永久的真理性，不仅现在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不会“过时”，因此它会永远有用。去年，笔者在纪念《资本论》出版发行150周年曾作过一篇拙作对此作了说明，不妨将其结论部分转述如下，给那些对《资本论》持怀疑与否定意见的人一个明确的回答。

“《资本论》以其特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不仅考察和研究了马克思所设定的那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向人们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而且还考察与研究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因而它是一部关于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百科全书。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资本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各个阶段所共有的本质规定与一般规律就不会过时，因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必然会予以遵循；只要人类要生存、要发展，人类就必然要进行生产与再生产，所以，就必须遵循《资本论》所揭示的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定与共同规律，在商品经济还存在的条件下，还要遵循它所揭示的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和一般原理；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资本论》所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运行规律、发展趋势与历史结局的基本原理就不会过时，因而它仍然是我们今天抵制、批判与战胜资本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只要我们还是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建设社会主义始终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与远大理想，《资本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学说，必然永远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与始终遵循的行动指南。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存在着雇佣劳动制度，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现象，存在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意识形态，存在任何必然王国对争取自由的人的统治与奴役，那么，《资本论》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主张必然永远是全世界劳动阶级争取解放与获得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总之，《资本论》以其从诞生到现在150年的辉煌历史向人们证明，它是一部可与人类同呼吸、与社会共命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世代相传的千古绝学与万世圣典，具有永恒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永远值得人们信仰与遵循。”⑩

上述就是笔者对《资本论》当代适用性所作的一个简单的阐述。笔者的阐述，客观地说，不仅符合《资本论》的实际，而且也符合当今现实社会。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不破哲三在1990年代初就曾说过：“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代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在这个社会的现状和动向当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规律，还是起作用的。”[11]20 10年前，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不仅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而且也带来了一场席卷整个西半球的《资本论》热潮。刹那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界、青年学生、政府要员以及公司老板都竞相购买与捧读《资本论》，成了《资本论》的粉丝，由衷地感到《资本论》的伟大现实意义。如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约翰·哈特尼克如是说：“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剖析。目前西方发生的经济危机，更证明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解析，尤其是关于信用及虚拟资本产生的阐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合实际。”⑪德国哲学家汉斯·海因茨·霍尔茨也说道：“马克思还活着，因为他的理论今天依旧适用，其思想对我们的鼓舞并未停顿。马克思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为我们照亮了当代社会，指明了未来的道路。”⑫

上述可见，《资本论》至今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仍然没有“过时”，仍有大用。那种所谓《资本论》“过时”了、“没用”了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

要想获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经，把握其真谛，除了研读《资本论》外，还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其他重要文献。如：马克思的诸经济学手稿（即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篇、社会主义篇）、《论德法农民问题》，列宁《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第5章）、《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论合作社》，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等。

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还要与学习我国当代领导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因为我国当代领导人的一系列重要文献有对当今世界、当今中国问题的深入分析与判断，鲜活、实际，可以为我们的学习提供指导与引领，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理解与把握。

笔者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正本清源，在其本来意义上讲，不仅是一场光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深刻激烈的社会思想革命，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建议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端正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夺回被资产阶级长期占领的政治经济学领地；调整政策，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更多的有志者从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培养他们健康成长，尽快建立一支可信赖、有战斗力的理论队伍；根据长远需要，搞好必要的适合各种层次需要的教材建设，如此等等。笔者坚信，只要坚持党的领导，依靠全体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从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志士仁人共同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完成我国政治经济学正本清源的革命，使我们的思想理论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轨道。

注释：

① https://zhidao.kunlunce.net/question/1050183332960409819.html

② 夏征农、陈自立：大辞海（经济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

③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著、彭逸林等译：经济学原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９.

④ 保尔·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文第18版） [M]. 北京：中国邮电出版社，2008.

⑤ 由于人们的生产过程包括生产（直接生产过程）、流通、分配与消费等环节。因此，生产关系自然也就是由这四个环节人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对于生产关系，人们往往或比较通行的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形式这三个方面来理解。这样的理解也是正确合理的，它符合马克思的基本思想。

⑥ 董德刚：劳动价值论也有缺陷，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05月09日

⑦ 蒋庆、陈明、康晓光、余东海、秋风所著《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6年出版。该书是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五位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文化论集，集中展现了当代儒家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及主张，它也是新儒家集体吹响的复兴儒学、回归道统、儒化中国的集结号。

⑧ 转引自郭广迪《从萨缪尔森的评价看马克思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经济纵横》2008（04）

⑨ 作者在《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2004年6月6日《文汇报》）一文中如是说：经济学假定“人是自私的。为什么要这样假定呢？因为事实即是如此。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他甚至断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总结，是一个浅白而又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⑩ 肖琛：《经济学》第19版译者序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9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⑪ 屈炳祥：《资本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的至圣经典，《社会科学辑刊》2017（09）

⑫转引自吴易风《西方学者“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哪些理论？》，《红旗文稿》2014（09）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