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期网上舆论看,各级地方债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形成的呢?仔细思考一下,可能与我们的经济考核指标GDP有着密切的关系!
GDP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考核系统,在西方国家是基本能够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与公民收入水平的。
1993年,我国正式取消国民收入核算,GDP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以来,这个考核系统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公民收入水平。但随着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深入地了解了GDP后,我们的GDP考核系统就逐渐地不能够真实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与公民收入水平的了。探究个中原因,虽然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实现GDP的增速与西方社会实现GDP的增速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社会影响GDP增速的主要因素是企业,政府的干预很少。我国则相反,地方政府可以随心所欲的干预GDP的增长。如贵州独山县原书记潘志立(江苏省援贵干部),为了个人的政绩,八年多的时间,举债400多亿来拉动GDP的增长和搞形象工程(2012 年至 2018 年这七年间,财政总收入 51 亿,固定资产投资高达 445 亿——未统计2010年10月到2011年12月的数据。)“崽卖爷田不心疼”,像潘志立这样的干部,不能说占了全部,县市委书记中超过95%应该没有问题。就位人民群众诟病的“马路牙子”工程,“拉链”道路……
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的GDP增长,不仅留下了地方债务的大窟窿,还加速了一次分配的不合理性,致使社会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大量的地方政府工程,催生了一批工程承包的暴发户,真正落到“农民工”手里的,可能不到一次分配的50%。这就是中央政府千方百计地想拉动经济、提振消费而不能收效的根本,因为人民群众基本上无法从国家巨量投资中获益,他们真的没有钱去进行消费,再加上“医改”、“房改”、“教改”这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群众为基本生存都绞尽了脑汁流尽了汗水,他们那还有能力去消费。而那些在一次分配中占尽了好处的大小“款爷”们,国内有限的供给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奢糜”生活的需要,不仅出国“消费”,而是移民国外了。通过国内金钱正规或不正规的输送,使他们在国外过着“奢糜”“惬意”的生活,拉动着当地的GDP增长。
还有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就是——腐败的温床。地方政府主导的GDP不止,利益输送就会不止,腐败的人、事,就会向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从媒体报道出来的那些贪腐之徒,无一不是在政府主导的工程上下手的。
要杜绝地方政府的恶性债务、剪断利益输送链条、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等,不能就事论事,必须在制度设计上入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我们是否可以设计一个“人民幸福指数(PHI)”来考核各级地方政府呢?
这个“人民幸福指数(PHI)”应该包括:衣、食、住、行、医、教、娱、服等八个方面。衣食住行医教就不用解释了。娱,指人民享受精神生活方面的,包括旅游、娱乐、体育等。服,指人民享受各级政府“服务”方面,是否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同的方面,给予不同的统计加权指数。
调查统计样本人群应该根据目前社会就业情况进行分类。包括:工人(大国企、外资合资、民营、农民工等)、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半从事农业生产、现代化农业生产等)、学生(本科以上)、商业(各种传统商业服务从业者、电商、直播带货等)、军队(各兵种、警察、消防人员、边检人员等)、自由职业者(个体小商贩、快递员等)、公务人员(政府官员)、事业单位人员(教师、科研人员、其他事业人员)、退休人员等,不同的统计人群,给予不同的统计加权指数。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应该分东、中、西,南、中、北。不同的地区,给予不同的统计加权指数。
以我们现在数以万计的“经济学家”,我想设计这样一个统计指数应该不难。
非不能也,而不为矣!
就看想不想做了!
作者:杜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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