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的“警告”、“不可能”，报道中还用了“威胁”一词，描绘出一个咄咄逼人的中国，“逼迫美国工商界游说美方收敛反华举措”。

这与实际情况存在不小的反差，根本不存在“警告”，“威胁”，还有什么“逼迫”。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那场交流中的发言，早已公开发布，整个现场气氛是坦诚友好的。中方“希望”美企为中美关系止损企稳仗义执言，在场美国商界人士也都认同经贸问题不应政治化。

西方舆论在报道中国时夸大其词甚至歪曲抹黑，都是常有的事。但谢锋当天说了那么多话，独独一个“闷声发大财”，被卫报捕捉到了，并做了发挥，这并非是偶然的，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

坦率地说，在这一轮中美关系的恶化中，美国工商界发挥出的正面作用是令人失望的，没有像它们曾经表现得那样，实际上阻止了华盛顿对中国的非理性打压。

也确实存在只想“闷声发大财”的情况，更有甚者，还有个别美企出于短视的一己之私，推动华盛顿加强打压中国。

如此，谢锋的话就有针对性了。

一

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有着对这场交流更详细、更客观的报道。

11月3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与美国工商界和地方州市代表进行了一场视频交流。

随文附带的照片上，谢锋面带微笑，态度谦和。整篇发言给人的感觉也是友好深入，在寄望美国商界为中美关系止损企稳“发声出力，仗义执言”时，都是坦诚之言。

谢锋说：中美经贸合作不是发生在真空里，必然受中美关系大环境影响。“大树底下好乘凉”。大环境好了，经贸合作就会更顺畅。反之，两国关系恶化，商界也不可能“闷声发大财”。

无论谢锋这次发言还是之前中方历次表态，也都明确强调加大开放，打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让包括美企在内的国际商界安心放心”。

在11月30日的视频交流中，美工商界代表当即表示赞同经贸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认为对华加征关税不符合美中任何一方利益。

在场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提到，他们今年8月就曾联名近30家美国商协会致信拜登政府，敦促降低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9月2日，纽约时报曾以“美国商界敦促拜登推进对华贸易政策”为题，报道商界对拜登政府对华态度“越来越失望”。

报道说，拜登不但没有取消特朗普时施加的对抗性政策，还放大了一些举措。在华美企对这种做法日渐失去耐心。商业团体也抱怨他们的成员因关税而处于竞争劣势。

二

其实，在促进中美关系尤其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美国商界一直以来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资料总结说，与中国保持相对密切联系的美国商界非政府或带有一定政府色彩的组织，主要包括美国全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四个机构。

11月30的视频交流，其中两大机构都参加了。一个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另一个是美国全国商会，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就是它在中国的两大主要分支机构。

美国商界这些机构的共同点，就是它们囊括诸多商界和政界精英，通过“旋转门”或游说机制，对美国政府高层具有强大影响。这些机构的负责人每年都会定期拜访美国国会山，与议员交流。

一位国际经贸问题学者对此也是印象深刻。他着重提到1990年代早期，中美关系出现剧烈震荡的时候，美国商界曾经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尤其是在克林顿政府期间。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对外开放力度较大，对外资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当时中美关系紧张，而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就在进入中国市场方面占了先机。

当时的美国商界向政府施压，劝说不要撺掇“人权”等议题，还是要维持甚至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不能让欧日企业占了便宜。

一定程度上，克林顿政府正是在美国商界施压下，放弃了将人权和最惠国待遇挂钩的政策。后来中国入世等事件，背后也有美国商界的影响。

克林顿时期，被认为是美国商界对中美关系发挥作用最大的一个时期。

三

但是，美国商界的对华态度并非完全一致，他们的具体利益诉求有着明显分化。

看待中美贸易关系时，纺织业、钢铁业等的态度比较负面。而在中国有着巨大利益的飞机、汽车等行业，则力主美国缓和对华贸易关系。

比如，特朗普政府2018年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铁加征25%的关税。等到拜登上台，美国钢铁行业与工会组织赶紧呼吁，继续维持加征的关税，因为“解除或削弱这些措施只会导致钢铁进口再度激增”，那将对国内钢铁生产商与工人造成“毁灭性影响”。

飞机行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飞机采购市场，它未来10年的采购量预估将占到全球商业飞机销售量的1/4。

然而，自2017年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以来，直接来自中国买家的订单只占波音公司新订单的1%。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对此很是着急：美国航空航天业成绩的好坏取决于中国订单，“现在是时候指出与中国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了”。

既然如此，为何美国商界对推动中美友好的态度远不如以前积极主动了呢？

一个客观现实是，美国商界对华盛顿的影响力出现了明显下滑。

转折点出现在特朗普时期。特朗普虽说是个商人，但他和商界的关系并不密切，商界与白宫的沟通渠道也就不太畅通，商界的影响力下滑在所难免。

由于特朗普的持续毒化，即使拜登上台，美国国内形成的贸易问题政治化氛围已经积重难返，中美经贸很难被只当作经贸问题来看待。

而且，在中美经贸问题上，一些美国商界人士本就对我们有些看法。

一位中美经贸问题专家告诉补壹刀，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们对外资企业的政策有所调整，尤其是逐渐取消了诸如税收优惠等很多措施，不再区分内资外资。有些外资由此出现心理落差，觉得不像以前那么受重视了。

当然，这也和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有关系。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逐年下降。2007年是吸收外资的一个高点，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26亿美元，占当年GDP的近2%。2020年吸收外资1630亿美元，占GDP的1%。

单看绝对值，吸收的外资这些年确实有了不小的增长，但它的增速明显赶不上我国GDP的增速。

第二，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日子不如原来好过了。

这些年，中国企业成长很快，对外资形成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他们被迫走出舒适区，不再能躺着赚钱。他们还感觉自己受到歧视，在中国市场面临“不公平竞争”，尤其是有关政府采购、产业政策、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问题。

虽然我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0年，已经连续4年修订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减少近2/3，但是有些外资企业仍然觉得还不够。

它们的心理很好理解：钱赚得少了，竞争还很激烈，只要没法再像以前那样舒舒服服地赚大钱，那就有各种不满。

这就容易理解，为何在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时候，没有多少美国企业去游说，其中一些人还偷偷揣着幸灾乐祸的心思，甚至不乏个别美国企业在背后推动怂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一语中的地说，还是因为个别外企以前在中国的日子太好过了，不管美国政府如何冒犯我们，它们都觉得损失不到自己头上，还可以继续赚钱。

必须说，这是非常短视的，或者说是很糊涂的。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短视而糊涂的外企，不仅存在于美国，还存在于日本、欧洲……它们会因此付出代价。

中国已经成长，中美双方力量发生变化，导致中美关系进入深刻的结构性调整时期。过去一些变通性做法将不再生效，有些玩法也必然会发生改变。

华盛顿不惜动用强大的政府力量，把900多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各类“实体清单”，打击、阻断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正常经营。我们考虑要不要使用“不可靠实体清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中美关系如果进一步恶化，必将殃及美国工商界。这个道理对中日关系、中欧关系同样适用。从这一点来说，谢锋的话也算苦口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