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上午，俄共中央政治学习中心创新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举行《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程恩富选集》理论研讨会，会议由俄共中央书记、俄共中央政治学习中心主任С.Э.阿尼霍夫斯基主持，来自俄共中央各部门、俄列宁共青团中央各部门、俄共莫斯科党、团组织负责人以及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人文大学（原苏共莫斯科市委党校）、莫斯科总统学院（原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莫斯科财政大学、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原红色教授学院）的67名人员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经俄共中央新闻处同意，现将阿尼霍夫斯基同志讲话稿编译刊发如下。
发言中涉及的《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程恩富选集》一书（«Китайский новаторский марксизм: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Чен Эньфу» ）系由冷西同志翻译、俄共中央资助、俄罗斯Алисторус出版社于2021年8月出版（12月上市）的程恩富教授最新理论专著。
另，俄罗斯学界称程恩富教授为院士（академик），实际按我国称呼应为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未建立院士制度），但为不影响全文阐述，按原意译出。
如何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程恩富同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在程恩富同志最新著作《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程恩富选集》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主席团委员、历史学博士、教授、苏联海军少将
社会科学、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在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面临的十分重要的课题首先是由世界舞台上所发生的急剧的变化所决定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在新冠疫情的条件下的战略性颓势的态势十分明显。程恩富同志的这部书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诞生的。第一，程恩富同志在斯大林的基础上推动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阶段论是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的巨大贡献，甚至可以说是继约瑟夫·维萨尼奥诺维奇[1]以后的首次重大理论突破。我们知道，在苏联被政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提出过三种可能的发展前景——后工业社会、去工业化社会、彻底灭亡。历史实践证明，所有上述观点都是错误的，只有一种理论可行和对当代这些伟大的答卷做出了真正的科学回答——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它使人们得以了解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动力、它的深刻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线和加速器，它能缩短我们带领人民走向新的社会现实的路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减少人们的牺牲。现时代的主要矛盾已经在实际上演化成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其决定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性质和动力。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主义阶段论就具有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指明灯式的意义。程恩富同志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此——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将社会主义从总体上细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并清晰的在产权制度、分配制度、调节制度等方面规划了社会主义的每一个阶段和未来的建设蓝图。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使许多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和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革命过渡的必然结论。社会主义国家指出了人类的未来以及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显示出了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进步的坚定步伐。1961 年通过的苏共第三个纲领宣布到1980 年完全过渡到共产主义——毫无疑问，共产主义的确是全人类的未来——然而不可能立即通过文件转换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Н.С.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掀起的“去斯大林化”运动后的又一次灾难——其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和苏联本身的解体。资产阶级反革命对我国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甚至直到今天还没有克服。实际上，只有俄罗斯向社会主义过渡，才能结束当前的危机现象和使人民摆脱困境。资本主义实现了生产的大规模的社会化，但是其却从而使这种社会化同私有制的占有形式——同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尽管因为科技进步等因素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却已经接近因为这个社会经济制度范围内的矛盾的限制而出现的临界点。新冠疫情以来的资本主义各国的危机和经济衰退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反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病入膏肓的证明。正如程恩富同志在其最新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市场调节存在功能上的缺陷……市场主体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的考虑，很难做到关心全社会的宏观经济整体目标和长远利益……很容易导致极端的贫富分化。”第二，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样才算实现社会主义——程恩富同志为我们规划了一个清晰的判断标准和考察要素——以生产力变化为间接标志和最终标志，以生产关系为直接标志。我们可以很简单地用这套标准来校准我们的政策纲要和指导思想以及培养我们的党员和青年团员。例如，久加诺夫同志就因此不仅应该强调将重要行业的私有制企业国有化，而且还应当强调将整个经济中的产权制度的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体。第三，同时还应当指出的是，程恩富同志是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真正的思想家和时代的良心。例如，今年八月，在北京召开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大多数参加会议的学者的观点的实质都是折中主义和被冲昏头脑的狭隘民族主义，在分析新冠疫情下的使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面临严峻危机的复杂矛盾时没有提出任何的真知灼见。一大部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暴露出来的对人类理性能力的失望，绝非偶然。这种失望是由其本身的意识形态底色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多地不是倚重于人的理性，而是倚重于人的本能。这也可以从侧面解释各国人民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脱节——由于这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无能，实际上纵容人实际上处于了机器人的模式——是机械文明社会的原子。而其由此产生的对进步思想的失望和对政治的冷漠又反过来对资本主义政权尤其有力。另外，各国社会中的“身份政治”的崛起，也是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墨守成规、缺乏创新的表现之一，而这正是因为程恩富同志这样的具有能够在客观上创新发展理论的学者过少的缘故。现代社会正在遭受极其深刻的精神危机，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犯罪率的增长、缺乏理想和精神上的额空虚、暴力和吸毒的盛行、身份政治导致的冲突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我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促进这个局势向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和发展的转变。
2021年11月30日
俄共中央新闻处
[1] 译者注：即斯大林。
（翻译：冷西；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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