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莫言先生在挪威奥斯陆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穿起了燕尾服，打着领结。当时看这段电视画面时，觉得他的形象、气质与这套行头相当协调，莫言先生意气风发，俨然是二、三十年代上海租界里一位事业达到顶峰的大堂领班。

屈指一算，莫言先生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但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件事情似乎过去了很久，已经是某种陈年往事。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原因无他，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时代变迁”。

因为，虽然没几年，但舆论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已经使莫言先生像一位被时代列车遗忘在站台上茕茕孑立的乘客那样，渐行渐远。

由于气候适宜，风调雨顺，莫言“文学”得以野蛮生长，著作等身，获奖无数，并被颁授“最高”的诺贝尔文学奖。

说莫言生不逢时，则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这顶桂冠，对他来说来得有点晚了。

如果他是在新世纪之前被加冕，可以想见在当年弥漫全社会的“诺贝尔奖情结”影响下，会掀起怎样的狂潮！

但到了2012年，由于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欧美媒体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指鹿为马的拙劣表现、西方利用“和平奖”、“文学奖”做政治工具经常图穷匕见等因素，“诺贝尔文学奖”在国人心中已黯然失色，莫言获奖，在为他增加光环的同时也为他涂上了一层诡异的色彩。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无论如何，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莫言先生可以说是殿堂级的人物。

殿堂级的人物也愿意搞自媒体，与草根网民直接沟通，这不妨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亲民之举。

所以，对莫言先生的公众号“莫言日记”，我还是抱有相当期待的。

但是，看了莫言先生昨天发的一篇内容为“体验了一下开收割机的快乐”的“日记”后，觉得相当失望。

“文学”水平不去评说了，但就见识而言，莫言先生并没有超过前几年活跃的“公知”平均水平。

莫言先生的“日记”文字不长，我对其中关键的几段略作点评——

“我曾经是一个农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年。”

“我曾经有七八年的时间，面朝黄土背朝天。”

“但受限于低效率的生产资料，那个时候我们付出了很多汗水，但收获却很少。”

“当时主要的大生产资料，就是牛和骡马，以及铁犁、铁锹等一些延续使用了数千年的工具。”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的农民朋友杨树林，他是1967年出生的，他在胶州承包了4000多亩土地，用来生产苜蓿和这种做饲料的玉米。”

“他还在东营承包了7000多亩土地，也用来生产这种饲料。”

“同时他还在哈萨克斯坦承包了30万亩土地，也用来生产上等的喂养马牛羊的饲料。”

“这样一个农民，我想在过去也是不可思议的。”

“今天这样一次短暂的劳动，对我也是很好的教育。”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高度一万五千米”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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