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与西方社会面临的既是一场疫情危机，也是一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实质是合法化危机。所谓合法化危机，是指政治系统的存在及其命令失去了正当性与合理性，社会成员不愿意服从政治系统的命令、不认同政治系统的理念和行为，从而造成社会矛盾、冲突、动荡的危险状态。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合法化源于对宗教特权与封建王朝君权神授的一次革命，它以契约取代了以身份地位成为社会的法律基础，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核心是法制下的民主与法制下的自由。在这一体系中，国家是中立的，既不偏向少数富人，也不偏向多数穷人，其职能是对内维护法制，对外抵御入侵，同时提供社会的公共品，比如修建道路等基础设施。但是，从一开始它的合法性就受到质疑，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偏向少数富人，偏向资本。对此就如马克思揭露的那样，整部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先是奴隶主剥削压迫奴隶，封建贵族剥削压迫农民，然后是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所谓自由只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剥削的自由，政府只是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其次，所谓自由契约实际上掩盖了现实的不平等，因为就契约而言，真正的自由要求缔约双方之间大体上平等。反之无所谓契约自由。比如就童工问题，自由契约的原则就是不适用的。如果儿童是无助的，那么成人的处境是否就好得多呢？事实上，弱者表示同意的方式，就好比一个失足掉进深渊的人同意把他的全部财产送给那个不肯按其他条件扔进一根绳子给他的人，这不是真正的同意。所以，在不平等基础上进行所谓平等的竞争，结果只能是富者愈来愈富，穷人愈来愈穷。对此就连经济学家凯恩斯也说到：“说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定互相一致，这一点并无根据，上天并不是这样来统治世界的。说是两种利益实际上互相一致，这个说法也不正确，在下界并不是这样来管理社会的。”

可以说资本主义与老自由主义的合理性与合法化在19世纪中期就遇到了危机，这场游戏已经玩不下去了。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人们认为自由放任是不合法的，而国家干预才是合法的，合理的。对此西方有学者认为这是西方社会合法化基础的一次大转型，其意义堪比300年前的宗教改革。这次大转型的结果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二战后出现的20年大发展与大繁荣，迄今令美国与西方人恋恋不舍，认为那是民主与繁荣的天堂。

但是，好景不长，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与西方社会又遇到了一次合法化危机。人们认为自由放任才是合法的，国家干预是不合法的。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国家实行干预政策，违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保护个人首创精神和信奉企业自由的合法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福利国家的产生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西方文明的复兴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可以说这是美国与西方社会合法化基础的一次大逆转，结果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但是，结果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

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方社会的潮流又要转变了，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它标志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么，民粹主义会成为美国与西方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吗？抑或民粹主义只是原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结果和表现呢？法国19世纪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说到：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遗忘，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不了多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魅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作者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