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汉字简化改革，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改革的必然性和高效率、彻底性，也与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性质紧密相关。简言之，由于笔画繁简、学习难度的不同以及学成与否的经济条件的限制，简体字更受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文字改革之初，却更加认同繁体字的文化渊源，并已形成使用习惯，在情感上颇有不舍。以毛泽东、吴玉章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强调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立场，推动汉字简化改革，并通过一系列思想教育运动，帮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文字改革运动中，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完成个人喜好向人民群众立场的转变。文字改革在这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了深远、积极的影响，历史地位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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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国务院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向全国推行简体字，这是中国文字改革史上的重要事件。它终止了繁体字近2000年的主流历史地位，适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文化的需要，促进了我国教育、经济等事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汉字简化改革，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介绍了汉字简化的历史进程，分析了汉字简化的内在动因、原则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等相关问题，评估了汉字简化的历史贡献等。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是站在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去思考利弊得失，没有从新生人民政权的性质出发，进而阐述国家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强调、维护与汉字简化改革的关系，因而也很难说清新中国成立初期汉字简化改革的必然性、高效率和彻底性。

一、汉字简化改革对人民群众文化利益的强调

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新中国建立后，为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和新生人民政权推行了汉字简化改革运动。

1949年10月，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支持下，中共党员吴玉章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文字改革组织。1952年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主管文字改革工作的国家研究机构。1954年10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被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如果说，之前的机构以研究为主，那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成立，则标志着文字改革步人推行阶段。

人民群众的需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主要动因。1949年8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发起人吴玉章在给毛泽东的信函中，提到了文字改革大众化的原则，大众化即应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而言。1952年，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强调了“人民现在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迫切需要学习文化，因之文字工具问题急需解决……而要提高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文字障碍必须消除”。

是否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还需在实践中加以证明。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提出，1955年要发动全国讨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展开群众性的讨论，同时进行广泛的试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计的《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共收集了798个简体字。这些汉字简化的方法是笔画的简化和写法的简化，而主要原则是“约定俗成”，也就是“从群众中来”。笔画的多少和汉字的正别、字意的明晰与否等，都让位于人民群众的选择和需要。譬如“盌”的笔画比“碗”少，“砲”是正字而“炮”是别字，但因为人民群众的更多意愿，《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却选择了更多笔画的“碗”字和别字的“炮”字，等等。

1955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全国印行，各地的群众讨论陆续展开，有组织参加讨论的人员在20万人以上。这些人以工人、农民等基层群众为主，并对草案高度拥护。以江苏省为例，该省教育厅组织的群众性讨论，成员包括“工人、农民、中小学教师、学生、机关干部、部队战士”等，在63个市县的统计资料中，共获取13549份群众意见，赞成汉字简化改革的占90. 6%。

与群众讨论相呼应，部分拥护文字改革的学者以及官方媒体，也站在人民群众的政治立场，给予广泛宣传。1955年3月，史坚发文强调，让汉字改得易学易用，是“劳动人民迫切的要求”，而反动政权为了维护统治和压迫，故意使汉字神秘化，害怕人民大众掌握文字，懂得了道理，起来革命；革命者应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主张汉字的改革，以求汉字为人民所掌握。《学文化》杂志社也鲜明地提出繁体字、简体字的阶级性差异问题，认为繁体字只有“地主老爷和秀才先生们”“不劳动的……才有闲工夫咬文嚼字”，简体字是劳动人民习惯书写的，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却“不合法”，现在人民当家作主，推行简体字方案，“对于工农同志学习文化有很多方便。咱们工农一定会赞成汉字简化；全国人民也一定都赞成汉字简化”。

以基层人民群众为主的广泛讨论，加上以人民群众利益为依归的宣传，使得汉字简化改革的试验非常顺利。1955年9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大半年所收集的群众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改，提交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制成《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包含由54个简化偏旁引申而来的简体字约1200个，加上独立的515个简体字，共约1700多个，比原草案的简体字扩展了一倍多。吴玉章深受鼓舞，称“这是适应广大群众希望简化更多汉字这个要求的……充分说明了汉字简化有必要，有好处，并且是符合国家和人民的迫切需要的”。

由此，汉字简化方案加快推行。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参会人员包括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机关、军队等代表207人，这些代表一致同意并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促使国家下定推行文字改革的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简体字。强调人民群众利益，是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一致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的重要原因。会议第一天，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发表关于政治形势和文字改革的重要讲话，强调要从国家还有大量人民群众是文盲及在此基础上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来看待文字改革，并坦言“共产党是主张革命的，如果在文字改革上主张保守，这是很大的矛盾”。随后，吴玉章发言，以教育部公布的2000个常用汉字为例，指出平均每字11.2笔，有211个字超过17笔，“确实成为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和扫盲工作的沉重负担……严重地妨碍人民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强调“文字改革的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而最能体现新生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言论，当属人民日报社的社论。该社论指出，繁体字对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是严重的妨碍，强调国家领袖毛泽东对汉字简化的支持态度、改革汉字“是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的一环”，要求“每一个在使用语言文字方面有影响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的工作”结合起来，在汉字改革中“有一份工作可做，有一份责任要尽……早日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虽然，在文字改革的过程中，郭沫若、吴玉章等人也提出了一些其他理由，譬如：汉字改革和简化，白殷商甲骨文以来就一直延续；汉字简化可以让汉字更容易认记、书写、阅读和印刷，“节省在使用文字时所需要的劳动力”，等等。但总的来说，1955年的文字改革倡议，是以人民群众识字、扫盲等实际需要为主要根据，强调党和政府将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尊重群众的意愿，推进汉字简化改革。

二、新生人民政权组织知识分子公开讨论文字改革

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完毕，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上通过。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包括三个表格，汉字简化第一表230个字，已经大多数报纸杂志试用，白2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通用，除古籍或特殊原因外，原来的繁体字在印刷物上停止使用：汉字简化第二表285个字和汉字简化偏旁表，各方讨论认为合适，先行试用，并责成各省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征求意见，在3月底前报告国务院。

在强调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氛围中，异议者大多保持沉默。与此相对应的是，吴玉章、王力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成员及其支持者，加大了对文字改革宣传解释的力度。譬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录吴玉章、曹伯韩等人文章，结成文集《文字改革和汉字简化是怎么回事》，在全国印行；王力、叶恭绰等人发文《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等。

这些文章，继续强调文字改革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和人民政权的历史使命。王力认为，文字是为“全社会的人民服务的”“必须为群众所掌握”，当文字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时，就必须改革，否则“会严重地妨碍人民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吴玉章肯定“中国人民很早就有实现文字改革的愿望”，让文字改得容易认、记、读、写，当“全国人民已经掌握政权”的时候，这个愿望才能逐步实现，强调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文字改革的重视，希望中国的语言文字学者、教育工作者和一切热心改革的人士，为完成文字改革的任务而奋斗，等等。

为消除部分知识分子对文字改革的疑虑，这些文章还涉及一些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关于简体字的审美和艺术性，叶恭绰认为，书法艺术中的草书就是对原来繁体字简化又美化的结果，现在的简体字和草书类似，之所以让人觉得破坏了汉字的“完整性和艺术性”，是“没有看得惯”的缘故。关于民族文化的传承，王力等认为，文化与文字是两回事，文字改革，只是让文化的传承换了一种载体，而文字改革以后，更多人民可以读书，自然更加关心古代文化遗产。关于古籍文献中可能存在简体字、繁体字同时共存而带来的阅读困难，叶恭绰认为，可以在文献中附上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对照表加以解决，等等。

1957年，中共中央发起整风运动，为文字改革质疑者提供了一次公开发声的机会。整风运动是在党内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5月4日，毛泽东要求各省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党组等，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党的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如果不便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也可以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决定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先后邀请陈梦家、周亚卫、俞平伯、茅以升，马学良、胡庶华、唐兰、陶坤、翁文灏、高名凯、张德庆、曾世英、翦伯赞、钱文浩、萧璋、王伯祥、江超西、李长之、周祖谟、袁翰青、杨晦、艾青、陈定民、袁家骅、楚图兰、谢无量等党内外人士26人，于5月16日、5月20日、5月27日举办了3次座谈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委胡愈之是召集人和座谈会主席，他在座谈之初就提出：“今天开会就是听取各位的意见，从原则到具体问题都可以谈。我们的工作有不少缺点，希望听取各方面的批评。”在5月27日的座谈会上，胡愈之承认“文改会工作本身是有缺点的，特别是不够集思广益……对于全国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还没有普遍征求意见，或者对他们的意见重视不够”，并再次诚恳请求出席者对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提出批评。

这3次座谈会，为各方人士特别是工人、农民等基层人民群众以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发表对于文字改革的不同意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如参加者陈定民所言，党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对文字改革不同的意见都逐渐发表出来了，这是好现象”。参与讨论的学者，对汉字简化改革的不同意见，主要集中于以下四点。

第一，批评汉字简化方案，没有经过大众讨论，特别是没有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翦伯赞、陈梦家、周祖谟、高名凯等认为，简化方法要多走群众路线，更广泛更深入地征求意见，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还做得不够：陈定民不仅指出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不够，对工农群众方面的意见也欠缺关注，等等。

第二，对汉字简化方法和《汉字简化方案》中的部分简体字，提出异议。唐兰、翦伯赞、陈梦家、萧璋、高名凯、周祖谟、杨晦等认为，汉字简化要照顾汉字演变的历史倾向和对字义的影响，不能纯粹考虑笔画的繁简和多少，部分简化不好的简体字要取消，尤其不能创造新简体字，“类推的方式并不恰当”，实际上反对《汉字简化方案》由简化偏旁引申而来的类推简体字，对第一表、第二表的部分简体字亦不满意等。

第三，反对以行政命令推进《汉字简化方案》。翦伯赞、陈梦家、高名凯、周祖谟、王伯祥、陈定民等认为，文字改革是社会现象，是社会运动，政府可以帮助，但不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翦伯赞还特别指出，繁体字不宜强制废除，以更好地保留民族文化遗产；高名凯建议，简体字应该经过实践后再加以肯定，现在国务院推行的时间有点早。

第四，提出古籍必需繁体字的印刷问题。古籍文献某些人名、地名等必须使用繁体字，简单地以简体字加以代替，将带来字意的混淆，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按照《汉字简化方案》，古籍仍可以使用繁体字，但在现实的出版体系中，“绝大多数的印刷工厂只有简体字而不再有繁体字可以排装书版”，带来印刷的困难。

在唐兰等学者的不同意见中，有些是对文字改革的若干工作不完全了解而产生的误会，需加以解释说明，譬如文字改革有没有经过大范围的民主讨论等；有些确实是前期工作的缺点或疏忽，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譬如部分汉字如何更好地简化、古籍必需繁体字如何印刷、不能随意创造新简体字等。相对来说，这些都是枝节性问题，部分支持改革的学者也给予一定的回应。楚图南承认，从“力求完善、妥当”的要求出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做得还不够，但说《汉字简化方案》等没有经过协商讨论，“那也完全不是事实”；并称自己就收到过征求意见的小本本，而范围最大的一次是征求全国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曾召开过几次规模大小不同的会议。曾世英提出，推行简体字，不意味着繁体字的绝对禁用：古籍繁体字的印刷困难，可以设立专门的印刷厂加以解决，等等。

唐兰等最为关键的不同意见，是质疑政府大力推进文字改革，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颁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合理性。对此，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傅东华以及楚图南、曾世英、艾青等积极支持文字改革的学者，再次肯定简体字对人民群众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希望质疑者多从六亿人民识字需要的角度去考虑，表态支持文字改革。傅东华还进一步指出，今天的中国，群众创造文字的盛况空前，“我们的政府不能不继承历史而担当起统一文字的责任来”。艾青也赞成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这样的政府机构来推进文字改革，否则“一年改十几个字，那二百年也改不完”，等等。

总体来看，因整风运动而发起的文字改革座谈会，让质疑改革的知识分子畅谈了自己的观点，部分问题譬如文字改革有没有经过广泛讨论等，也得到了良好的沟通和交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多是从学理或情感上质疑汉字简化改革，通过这3场面对面的座谈会，加深了对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利益而推进汉字简化改革的认识。

三、新生人民政权促使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转变

文字改革座谈会召开后不久，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通过机关刊物《文字改革》，再次邀请相关人士展开笔谈。为了促使大家进一步思考，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明晰文字改革的是非，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还拟定了几个笔谈题目，并将“汉字要不要改革？为什么？”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放在第一位。先后参加笔谈的知识分子包括唐兰、萧璋、马学良、周建人、汤用彤、赵树理等70余人，其中，部分学者最初对“文字改革了解不够，因而表示疑虑”。经过5月份的文字改革座谈会，唐兰等学者在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及有没有经过广泛的民主讨论等问题上，已得到良好的沟通；未参加座谈的汤用彤等人通过《拼音》（《文字改革》杂志的前身）杂志，也了解到5月份座谈会的详细内容。这些都有助于他们向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方向转变，进而赞成文字改革。

唐兰等人的发文，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承认文字要不要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笔谈者皆承认，应当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赞成文字改革。其中，周新武明确提出：文字改革的主要标准，“应该是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以至全体学习和使用起来是否方便”，其他的标准只是次要的标准，“使文字为人民群众的多数人以至全体人服务，或只为少数人服务”，这是文字改革中的大是大非问题。萧璋认为，文字改革应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是否符合汉字发展规律，另一方面是否可能，进而指出“第一点是目的性问题，最主要，应首先考虑”。

第二，承认党和政府推进汉字简化改革，是人民赋予的历史任务。笔谈者赞成汉字简化采用人民群众“约定俗成”的原则，对已经采用的简体字，鲜有异议。尤为重要的是，部分笔谈者提出了党和政府简化汉字，是人民赋予的历史任务这一命题。马学良通过观察社会各界对汉字简化改革的反应，肯定“赞成汉字改革甚至惟恐改之不速的，绝大多数是广大劳动人民，少数反对的多半是知识分子”。萧璋认为，汉字简化早已有之，但“过去的政权不是人民掌握”，无法实现这种人民事业，现在“政权已经归了人民，并由共产党领导”，可以保证文字改革的顺利实施。吴研因认为，共产党一切为人民考虑，在文化方面也是为便利于人民、便利于普及教育着想的，新中国成立后，改革文字的历史传统和任务，当然应该由党和人民来承袭而予以发展。

第三，总结知识分子质疑汉字简化改革的思想根源。笔谈者认为，知识分子质疑文字改革，是因为“心里面有疙瘩，所以不愿意支持这件好事”，具体包括对繁体字的习惯和偏爱考虑得太多、对繁体字的深厚感情、不甘心重新学习简体字等。部分笔谈者还以自己为例，加以说明。汤用彤承认在理论上同意文字改革，但在感情上总有一些抵触，因此，一提到文字改革，首先想到的是种种困难和借口，然后加以批判。赵树理也提到自己对繁体字的感情因素，“不写成这种字，老觉得不洽于心”，对于汉字简化改革，自己“在道理方面是满意的”，但一使用简体字，“总觉得上边产生了一点什么缺陷”，自称是一种惰性。

第四，提出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对于那些不愿改革的知识分子，部分笔谈者希望他们能够认真地考虑“我们的工作为谁服务”、“文字是专为少数已经学会用汉字的知识分子用的呢，还是供大多数人民用的呢”这一根本性问题。曾世英认为，“知识分子也应适应广大群众的要求来改造自己”，学习人民群众所乐于采用的简体字，和群众一起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唐兰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称“在党的教育下，我对于文字改革的方法和步骤的意见，不断在改变”，号召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必须白我改造，“才能过社会主义的关，不前进就会落后”。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组织的笔谈，并通过《文字改革》杂志向社会各界公开，促使知识分子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积极投身到文字简化改革的行列中，取得了很大成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58年初的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会上，肯定了笔谈者支持文字改革的言论，鼓励大家“汉字简化既然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知识分子就应该积极支持这个工作，而不是消极对待。我们应该从六亿人口出发来考虑文字改革的问题，而不是从个人的习惯和一时的方便来看这个问题”。

四、结语

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之一。从工具属性上来说，简体字相对于繁体字，要更便于学习、阅读和书写，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也正是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并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讨论，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起了文字改革运动，帮助知识分子进一步思考“我们的工作为谁服务”这一根本性问题，极大地推进了简体字在全国范围的宣传、普及工作。

汉字简化改革的实践证明，简体字在人民群众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对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一直起着有形的和无形的作用，其功绩就包含在国家的各项成就之中”。简体字可以说使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代人从中受益。根据21世纪初的国家调查数据显示，89. 58%的人选择阅读相同内容的简体字印刷品，95. 25%的人平时主要写简体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能够顺利认知繁体字或有些困难但能读懂的人约占58. 69%，但仅有2. 23%的人选择阅读相同内容的繁体字印刷品，0.92%的人平时主要写繁体字。

进入21世纪以来，陆续有政协委员等提议恢复使用繁体字、分批废除简体字，在社会上引起热议。对此，原国家语委主任许嘉璐认为，已经推广全国的简体字是占理的，“占的是符合社会和语言文字发展演变之理，是代表了全国人民长远而根本的利益之理”。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就要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推动文字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党和政府在新时代推动所有改革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 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