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观的源头和基础，是英国人弥尔顿1644年提出的“出版自由”思想。其核心观点，一是认为出版自由乃“天赋人权”，是个人的绝对权力；二是这一思想成立的理由或前提，是出于理性和良心，即人们在全面了解事物的前提下，会根据自我的“良心”“意愿”作出正确判断。具有神学背景的弥尔顿提出的这一主张，将个人良心、意愿作为真理战胜谬误的基础，具有唯心主义色彩；他所谓的“意见自由市场”，则完全忽视了实践和具体社会条件对于人们认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想性。可见，自源头始，西方新闻观就缺乏科学的立论基础，这也是其在实践中多次陷入困境并屡屡修正的原因。

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曾敏锐指出，世界历史进入了舆论时代。资本的扩张秉性，使西方国家不满足于其新闻观在国内的传播，它们将其包装成新闻业本就“应有的”、符合新闻业“自身规律”的、“先进的”理念，搭乘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把西方新闻观输送到世界各地。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常以“新闻自由”为幌子，攻击甚至操纵他国舆论，实现意识形态渗透。冷战时期，美国在西欧设立专门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和文化渗透的大型广播电台，以促进苏东国家“言论自由”和“人权原则受到尊重”。“颜色革命”、伊朗大选等诸多事件表明，西方国家只要有机可乘，总是以“新闻自由”为借口，达到影响、干涉他国事务的目的。一个显著的表现是，西方国家总是根据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分野、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给新闻自由以不同评判标准。对那些政治、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动辄指责其新闻管理活动是独裁、威权；而对那些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西方媒体却常常配合政府作出选择性“遗漏”。

近两年来，西方国家的“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理念出现明显转向。“英国脱欧公投”和“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事件是其导火索，这两个事件都被指有人利用大数据技术隐秘操纵社交媒体信息传播，有针对性地影响青年学生、蓝领工人等群体，使最终结果与最初舆论导向相左。这使西方国家切身感受到，“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可能对其政权运行和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威胁。于是，西方主要国家在这一时期出现对“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理念的集体转向，开始对互联网信息传播实行多管齐下的管理，包括对一些内容的审查、干预。

历史地看，这一转向并不意外，它只是对“新闻自由”在网络传播环境下的新修正。此前，在阿拉伯大动荡中，互联网信息的“自由”传播已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而西方国家只是隔岸观火甚至火上浇油；而当这种负面影响伤及自身时，所谓的“自由”便马上更改。2011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媒体对此更是有意忽略、极力淡化。可见，在网络环境下，得到众多先进技术助阵的西方新闻观，虽更具迷惑性，但“新瓶”里装的是“旧酒”，西方各种媒体对内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各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对外则是其借以实现自身意识形态和经济扩张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