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评诺贝尔奖的社会性

点击：作者：紫虬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发布时间:2019-11-03 12: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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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曾以《诺贝尔奖值得警惕吗？》为题载于“察网时评”，此为作者最新修改稿，授权昆仑策网全文编发。】

【诺贝尔奖简介】诺贝尔奖（The Nobel Prize）是以瑞典的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的部分遗产作为基金在1895年创立的奖项。

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是杰出的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企业家。他一生共获得技术发明专利355项，其中以硝化甘油制作炸药的发明最为闻名，他不仅从事研究发明，而且进行工业实践，兴办实业，在欧美等五大洲20个国家开设了约100家公司和工厂，积累了巨额财富。在即将辞世之际，诺贝尔立下了遗嘱，把大约100万瑞典克朗赠与十多名亲友，余下部分（3300万瑞典克朗）用于设立诺贝尔奖。遗嘱中关于诺贝尔奖的内容如下：

“我，签名人艾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经过郑重的考虑后特此宣布，下文是关于处理我死后所留下的财产的遗嘱：在此我要求遗嘱执行人以如下方式处置我可以兑现的剩余财产：将上述财产兑换成现金，然后进行安全可靠的投资；以这份资金成立一个基金会，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在前一年度中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将此利息划分为五等份，分配如下：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医学和生理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物理奖和化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瑞典科学院颁发；医学和生理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颁发；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文学院颁发；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的5人委员会颁发。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这是我的一切遗嘱中有效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以前任何有关财产处置的遗嘱，一概作废。”

根据他的这个遗嘱，诺贝尔奖最初分设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等五个奖项，并于1901年12月10日即诺贝尔逝世5周年时首次颁发。自此以后，除因战时中断外，每年的这一天分别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挪威首都奥斯陆由国王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

1968年，瑞典国家银行在成立300周年之际，捐出大额资金给诺贝尔基金，增设“瑞典国家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于1969年开始与其他5项诺贝尔奖同时颁发。评选原则为授予在经济科学研究领域作出有重大价值贡献的人，并优先奖励那些早期作出重大贡献者。人们习惯上称这个额外的奖项为诺贝尔经济学奖。

按照诺贝尔遗嘱，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瑞典皇家卡罗林医学院（卡罗林斯卡学院）评定，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评定，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出。经济奖委托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每个授奖单位设有一个由5人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负责评选工作，该委员会三年一届。

根据诺贝尔奖创始人的遗嘱，在该奖评选过程中，获奖人应该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影响，评选的唯一标准是成就的大小。事实是这样吗？——

• 和平奖

五十年前，笔者还是少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在保持当年仓皇出逃前原状的达赖卧室里，触摸过制作精美的人皮鼓和人头颅骨饰品。记得管理人员说，那精致的鼓身取自少女的头颅，毛骨悚然的记忆，经过了漫长岁月，印象依然深刻：那人皮的象牙白色，是少女的皮肤本色还是鞣制的工艺所致？而另一个完整的成人头骨，眼眶上镶着锃亮的金圈。同一天，布达拉宫底层的叛匪展馆内，其追随者暴乱屠杀我军战士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剖腹、挖眼、砍肢等照片惨不忍睹。

西方政府高级官员和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都曾接受达赖喇嘛赠送的人皮人骨制品：人皮唐卡和头骨法器

——就是这样一位喇嘛，198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被奉为“人权卫士”。

1989年达赖发表获奖感言时激动地说，“要更加坚信在坚持英勇战斗和不懈地斗争后，西藏一定会独立”。可见，诺贝尔和平奖当初授予达赖，本身就是对达赖“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图谋的支持。

由于达赖，中国人知道了诺贝尔和平奖格调的下限，其他就不多赘言了。

• 文学奖

也是五十多年前的一张照片在网上流传。笔者没有考证作者获奖后是否如此信口开河，但《一直被隐藏的诺贝尔委员会颁奖词》告诉了人们答案：

“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诺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词，以第三方的公允定了性：以作者八十年代作品建立的文学地位，决定了他是“伤痕文学”高档次的总结者。

其实，用诺贝尔文学奖夸大社会主义革命的阴暗面，可以追溯到苏联十月革命后。

1958年得奖的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外发表《日瓦戈医生》，渲染了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战争的阴暗。摄于苏联文学界的严厉批评，作者放弃领奖。但一点儿也没有影响西方大做文章。1965年美国电影《日瓦戈医生》上映，1966年该片获十项奥斯卡奖提名，并最终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电影配乐、摄影、服装设计、艺术指导五项大奖。人们在旖旎、凄美的日瓦戈医生的爱情悲剧中入戏，也陶醉在多明戈等名家传唱《重逢有日》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绝美旋律中，作家，电影改编者和诺奖评选发布者也就完成了小说、影片对苏联十月革命战争进行控诉的“捆绑销售”：以最容易打动个人的人性爱情，把观众引导向同情小说主人公，引导向其哀叹的十月革命使“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遭到了破坏和毁灭”，憎恶所渲染的“大清洗”的苦难。时至今日，查查百度也可发现，资本意识形态的不动声色和不分国籍，以及不知疲倦的“不忘初心”。（因被影片主题曲旋律所折服，付费下载安德烈·波切利（Andrea Bocelli）的演唱链接在文首，和读者分享）

1965年获奖的肖洛霍夫，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在十月革命后，主人公格里高利一会儿投入红军，一会儿倒向白军，双手沾满了两方面的鲜血。小说的精湛手法受到东西方的赞誉，被称为“左右逢源”。早在1940年，无产阶级文学家法捷耶夫评价道，作者“极具天分，他了解哥萨克的生活，习俗，展示了哥萨克家庭的故事和反革命失败的必然，但原因何在？目的何在？代之而起的是什么？…… 把读者引进了死胡同”。“结尾颇感失望。”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文坛抽象的人性论，阶级调和倾向泛起，诺贝尔文学奖敏锐的抓住了这个苗头。

1970年，瑞典文学院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1974年2月，他被苏联递解出境，才到斯德哥尔摩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

1970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获奖，代表作《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是个有傲骨的知识分子，但他的正直与偏见往往沦为各种势力角力的工具，成就了个人曲折悲剧。索氏用放大镜描述斯大林时期集中营的作品，先是受到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的赞扬，最终必然地成为两霸冷战中西方的得力工具，这是索尔仁尼琴获得诺奖的历史背景。六十年代以后，苏联以马克思主义为外衣的特权专制加剧，索氏的反专制有进步意义。流亡西方后，在出席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公开批判西式自由民主，不认为其有普世价值。1994年回归俄罗斯，看到祖国满眼凋敝，一片废墟，充满忏悔。他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 高国翠：《苏联剧变后反共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忏悔”》)。索尔仁尼琴在忏悔中向往真实的光明，在苏联崩溃的这个曲折过程中，诺贝尔文学奖起到了什么作用？当然是丑化、颠覆社会主义。

• 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建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资金由瑞典国家银行支付，奖项、性质已不同于诺贝尔遗嘱。到2019年，总共颁发了51届，共有84人获奖，其中有66位得主是美国人，或者美国求学工作过的欧洲人。所有的得奖者没有一个不是研究市场经济的，至少有以下特点：

1、鲜明的资本性

2001年获奖的斯蒂格利茨出生在产钢小城中底层家庭，他尖锐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消灭贫穷计划”的自由贸易与“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几乎一样有效。”他主张的1%的富豪与99%之间的贫富分化的观点，被占领华尔街的示威群众采用。但是，纵观所有的诺贝尔获奖者，除了个别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学者如斯蒂格利茨和1974年获奖者的缪达尔等，几乎无人具有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念，如在生产要素中，没有人主张公有制主体，共性是不接受或不完全接受剩余价值理论，而以资本为本体立场。西方的意识形态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2、无奈的局限性

不同于上世纪20年代大萧条以后，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补救，2008年以来，全球在饱受金融危机冲击之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却始终摆脱不了导致危机的新古典主义即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的操控。如2011年得主萨金特一直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其理论应该对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承担直接责任，却反而获奖；2013年得主法马是金融市场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的首倡者，对照“有效市场”导致的西方金融危机的哀鸿遍野，这些错误主张者获奖，不能不是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极大讽刺。这种无可奈何也反映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价值观历史观方面的严重局限性。

3、重术轻道

诺贝尔经济学奖采用了诺奖其他奖项规则，委托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入选者近50%比例具有数学教育背景，围绕着完美市场的均衡理论和政府干预的计量经济学的大量高端数学模型，包括至少六次以上斩获奖项的博弈理论等，诺奖对数学成果的格外青睐，被一些评价认为，是相对其他奖项缺少数学的一个补充。在国家、地区经济的成功宏观调控、在市场微观的企业成功决策的实践中，实际作用有限，更多的只有学理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对西方经济学面对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不能体现根本的作用，获奖成果往往只有解决局部问题之术而非根本之道。如2019年诺奖奖励了致力于减贫的随机控制的实验方法，2016年的“契约理论”是随着全球经济下行，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稳定性；2015年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提出“近乎理想需求系统”（AIDS）模型，这些均无涉消除两级分化根源；2010年的“市场搜寻”理论，其实际意义是雇佣工人要更加合理，这些，在金融危机后的萧条中，即使能和经济管理实践结合，也只能小修小补，更多体现了对资本为本体的呵护。这些特点，在中国的某些学术圈里，讳莫如深。

4、与经济效益的负相关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建立五十年来，中国无人获奖，但经济长期成为全球增长的引擎；美国人或者取得美国教育背景的获奖者达到78%，垄断了诺奖，但中美经济正在易位，这个现实令经济学界有调侃曰：得奖越多，增长越乏力。

归纳历史上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类奖项，以和平奖和文学奖以及后来“蹭车”附庸风雅的经济学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反映的是资本的自由，平等，抽象、唯心的人性，是资本取得剩余价值的天经地义性。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来说，和平奖伪善敌意，文学奖见缝插针，经济学奖重术轻道。总而言之，对于中国人以及中国人选择的制度与道路，并不友善。

多年来，经济、文化界开始流行一种超脱雅致的说法，不要意识形态化。这种提法，多出自一些专家学者、文化大咖，学术大佬，还有一些名声甚高，实为枇糠的知名教授口中，久而久之，也影响了一些不彻底的，空谈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他们忘记了，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存在决定阶级意识。当空气中弥漫资本主义价值观并成为天经地义的时候，稍有不适即被判定为意识形态化。五分之一人类寿命延长80%的经济成果在全地球空前，但是进不了诺贝尔奖的法眼，它又怎么能欣赏你8000万人的减贫成果？用奖励随机控制的试验方法，遮去中国人减贫的光芒，和报道香港的CNN手法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它只对赞誉表现阴暗污垢的丰乳肥臀，烤制婴儿感兴趣。正如鲁迅所说，“‘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鲁迅，《随感录三十九》1919年）他们无视社会科学类诺贝尔社奖的话语权牢牢的掌握在西方资本价值观学者的手中。你若质疑，便是“意识形态化”，你若批评，便是文革极左。——所谓意识形态化，不过是西方学术霸权老爷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罢了。

马克思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他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马克思：《路易.普拉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

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中国社会当下私有经济存量占据主体，在一些领域起主导作用，根据所有制形式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当下对诺贝尔奖特别是社科类的奖项，趋之若鹜，奉若神明，也就不奇怪了。

• 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

至于自然科学类，物理、化学、医学类的诺贝尔奖，虽然也有争议，但一般局限在自然科学范围内。社会文化的阶级性对自然科学的干扰影响，比起社会科学类奖项要小得多。尽管如此，自然科学无阶级，并不代表科学家和评奖者就可以离开现实中以资本为分野的意识形态。“在沙俄依附于西方的时代里，俄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相对比较容易。在十月革命前的十几年时间里，沙皇俄国一共获得了2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56年苏共20大召开，虽然苏联的经济与科技蓬勃发展，重大发明源源不断，但是在近40年的时间里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反而变成了空白。”（鹿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真的公平吗？《察网研究》）

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笔者注意到在获奖感言中，一位主持者为调整适当位置，手持麦克风，单腿跪在地上直到大师演讲完的细节，显示了当年评奖机构对人类顶尖科技和科学家的尊重。

现代科学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否定了教廷对布鲁诺惩戒后发展起来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科技创新，以后发优势，正在促进新兴工业产业的繁荣发展。信息科学技术方兴未艾，新能源、新材料迅猛发展，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基因工程后来居上。所孕育的科技创新在21世纪有可能产生泉涌式出世坠地。在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合作下影响下，瑞典的自然科学诺贝尔奖机制能否摆脱资本意识形态，是否坚持上世纪的冷战思维，有待观察，但在未来不正视中国崛起趋势，就很有可能被边缘化。

对诺贝尔奖是否应该警惕？

马克思还有一段话指出，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区别两者，特别是区分后者对前者的干扰歪曲，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功。

（原作于2019年10月27日，11月2日最新修改；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简介”和图片根据网络资料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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