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市场经济的两种认识差异

建国七十年来，我们不断探索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手段。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现代商品经济）分别进行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商品生产联系论：

“商品生产不能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58.11.10，）

 “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 我看还要一个发展阶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58.11.9，）

在调节手段上，参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盲目生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批判，根据中国生产力不足，为了巩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成果，防止两极分化，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生产，同时提出：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59.12.24-26）。 

在六七十年代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七十年代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是要流血的”（王震《回忆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多次对农村社队企业包括江苏华西村大队、湖南蔡家岗等的社队企业做出“光辉灿烂的明天”的批示，毛主席又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64.12.13）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提出：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8，1985.10.23），

 “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85.10.23）。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虽然都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占主体，但是在理论阐述社会主义任务的总纲上，对马恩列毛：

“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消灭阶级”，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7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69页），发展生产力是消灭阶级的手段，提出了修改，认为：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63，1984.6.30）。

在认识上，把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平衡发展的实践认定为

“毛主席最大的弱点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生产力的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下同，1981.5.15）。

以上对于社会主义任务的分歧（详请参见《紫虬| 理论强党的问题导向之一——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本质》，使得建国七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出现了转折。事实证明，邓小平同志关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主体的这个前置条件，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底线、红线，往往被我们的理论界思想界所忽视，在实践中必然出现对所有制的模糊认识，产生了实用主义和“所有制中性”的唯生产力论效果。40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自发的私有化、股东至上和私人资本垄断存在着根本矛盾，存在着建国初期就意识到的限制商品经济消极性的必然性。

上述两种认识的差异是社会实践标准与实用主义标准的差异，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平衡发展观与唯生产力论的差异，而实用主义和唯生产力论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占主体两个方面出现严重主客观分离的总根源。

实用主义与唯生产力论令新自由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趁虚而入，乔装打扮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目标与方向。

二、时机与误解——新自由主义的附体与演变

一方面，全党接受了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全国的工人阶级以事实上的主体向发达国家学习科技、管理、培训教育等先进生产力要素，在建国后前三十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生产力的学习和实践创新，丰富了原本侧重于生产关系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丰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中国抓住从美欧、东亚接收产业的“梯阶”转移之机，发展科技创新，制造业产业升级取得快速进步，中国的产业工人大军科技素质水平之高，组织、汇集、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的能力之强，取得空前成就，到21世纪初，中国制造业远远领先西方世界。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互利互惠的企业发展规律，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各种所有制企业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形成了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生产力的最大竞争力，推动了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另一方面，在克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同时，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片面思想的指导下，在中美经济关系中，提出

 “中国市场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89.10.31，332），

实践中也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误解。

1、  忽视美国垄断资本对外的殖民本性。把美方信息革命后，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中下游产业输出往中国，占据中国市场的迫切需求，当成中方引进外资、管理、技术的单方收益。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金融垄断加剧，美国工业转移往凭借侵朝、侵越战争建立的东亚物流、生产基地，形成所谓日本、四小龙的“雁阵奇迹”，并以此为诱惑，趁中苏东欧先后改革开放之际，竭力输出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行资本自由为实的“华盛顿共识”和“全球化”，这与我们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经济模式，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对立的。对这一点，经济领域、金融领域以及相应学术、智囊的部分人长期放松警惕，甚至混乱立场，个别人提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等错误提法。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后，新中国的建立使华尔街谋求中国市场的梦想成为泡影。美国垄断资本对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后一块未被瓜分市场，也就是被列宁在一百年前称为“世界最大富源”的中国市场长期觊觎和垂涎。一些人忘记了这一点，误以为外资的到来是中国韬光养晦，停止革命的结果。

在开放实践中，在承认资本输入对产业升级的功能时，一些人用不可避免的小生产眼光，过分夸大其繁荣作用，无视减税、污染、能耗和隐藏在产业升级、生产率提高中对劳动的盘剥。一些人站在西化派的立场上，唯美国马首是瞻，把华尔街垄断资本重返中国大陆图谋收买中国资产，和我们有限利用外资混淆为一体，片面强调我方“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对美国垄断资本的感激涕零跃然纸上。这些思想倾向说明，在贬低劳动要素的西方思维方式影响下，在生产建设转折时期，以小生产的认识本体对社会化大生产的惊讶、片面到落入半殖民地思想残余的巢臼是十分容易的。

在引进外资的大旗下，抱着对亚当.斯密“理性经济人”的虔诚信赖，却面对经过三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绵密的套路，有人无视境外垄断资本对民族工业的收买、扼杀的图谋和渗透、侵噬我国命脉产业的谋划。在所谓“享受全球分工”中，放弃独立自主创新，幻想市场换技术，笃信“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出现了运十飞机下马为典型的一系列自废武功式的的案例，直至出现美国人监督国企中兴，美国举国打压中国华为这样建国以来的罕见事件。

2、  混淆新自由主义的两重性，迷信“看不见的手”。（详请参见紫虬《对新自由主义辩证分析的盲区——警惕私有化乔装打扮为社会主义改革（之一）》），以为市场化、自由化对计划经济的补充完善，必须以中小企业私有化来完成，必须以严重损害中国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占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代价。新自由主义学者以市场化、自由化改革为私有化开辟道路，在经济领域形成了离开公有制主体，“淡化所有制”来强调市场决定作用的倾向。一些人放弃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和资本两极分化反动性的警惕。

3、把瓜分公有经济产生的私有经济繁荣，迷信为私有经济的“效率”。常见的一些地方的“制度创新”，是所谓的“负债式持股”，“承债式行权”，由未来私有持股人即国企货集体企业管理人员组织低估公有资产，把国企货集体企业向银行贷款的负债主体由企业转为管理者个人股份。

这种“制度改革”放弃企业的群众路线监督，存在着严重的原管理人低估资产，监守自盗式的公有资产流失，存在着压缩劳动力成本、福利以转为资本效率的原动力，存在着官员动员公有资源扶持私有股东利益以谋求GDP政绩的利益一致性，存在着夸大公有企业弊病和夸大私有化优点的效率统计失真。

如被一些经济学者总结的浙江“萧山模式”，

“1992年首次确定200多家体制内企业转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行长都是县管干部，把这些行长召集过来开会。县里宣布我们首次确定这200多家企业转制，让经营者在银行贷款买股份，持大股。然后给银行行长下命令，凡是确定改制的企业，其贷款两年内不许催讨，而且要注入新的贷款，这样就做下来了。……我把萧山这种改制叫做“体制内突围”。（《学术讲演·——浙江模式再审视》赵伟，公众号【赵伟教授工作室】2019.7.6）

在新自由主义误导下，公有经济大面积解体，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到2015年国有控股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存量不足四成。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早在2006年7月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中国形成自戊戌变法以来最强大的私人资本及其无序发展，形成产能过剩、环境破坏；雇佣劳动市场突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红线，社会保障的私有化、市场化与货币发行的自由化导致的通货膨胀，加剧了劳动阶级的相对贫困，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伴随了经济缓慢下行趋势。

境内外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资本角力、明暗争斗越来越频繁，波及力越来越大。广大消费者对垄断资本的感受越来越明显、广泛，从“蒜你狠”、“姜你军”到“豆你玩”、猪肉涨价，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产业链垄断的蔓延，而电影院线对《雷锋》、《古田军号》等的变相打压，资本媒体冒充国家网络管制对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屏蔽打击，反映了私有经济坐大以后，从私有生产方式到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角力。

2019-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