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领袖鲁大海缺席《雷雨》原作者曹禺授权开除？

点击：作者：豆农来源：马前卒工作室发布时间:2019-04-25 12:16:27

这几天，曹禺先生的《雷雨》成为热搜词，很多读者在中学课本上就认识了周朴园一家，却发现最新的剧本里少了一个重要人物：

简单查了一下，诸多订票网站都有新剧的详细介绍，倒也不讳言修改原因：

目前这一版本 ,则是导演刘兵先生根据当今的时代精神和审美需求重新改编后的崭新呈现。

让老一代戏剧观众在重温经典的同时, 发现原著作中穿越时代的情感与意蕴。

在戏份取舍上，刘兵导演的新版《雷雨》对原剧结构进行了大胆而巧妙的调整，将原著中的鲁大海这条人物线索以及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斗争情节全部删除，化繁为简使整个剧目显得更加轻巧、集中，凸显了曹禺先生的整体立意。

导演把剧中两个最为纯粹、干净、圣洁、善良的理想化人物四凤和周冲，作为全剧的首尾呼应,平衡了原剧中无处不在的闭闷与绝望气息，就像沉闷的雷雨之夜偶然吹过的一缕清风，让观众透一口气领悟到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与憧憬 ,是我们挣脱"狭之笼" 的可能途径。

里面最亮的一句是：“凸显了曹禺先生的整体立意”。可是曹老先生逝世于1996年，修改者如何揣度原作者的心思？

1事出有因

对于“原作者授权”问题，修改方的确有一番说辞，这次引发争议的《雷雨》版本也不是第一次上演。早在2006年，这部《雷雨》已经将鲁大海这条人物线索全部删掉。当时的报道中对此做过解释——这让年轻的观众更易于接受。

至于修改的原因，有人翻出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段回忆：

最让我为难的是要就删掉鲁大海这个人物征得曹禺先生的同意，这关系到我对未来演出的整体解释和整体处理，但这毕竟是在大师的传世名篇上动土，而且动得还不小。当我吞吞吐吐地说出我的想法时，曹禺先生竟然没有意外之感：“我在《雷雨》里写一个鲁大海就是为了要进步一点，要革命一点，其实我哪里知道什么工人啊！所以在整个戏里这个人物最嫩，最不成熟，删掉他很好，很大胆，我赞同。不过有些人的脑袋瓜子可不像你我这么想，将来有批评骂你，你要沉得住气，就说当时你和作家商量好的，作家同意的，就拿我来当挡箭牌。”

……

此时曹禺谈兴正浓，就像在课堂上一样对我娓娓道来：“删掉鲁大海，罢工这条线就没有了，这很好，道理就是罢工这个内容跟整个戏是不大谐调的，你细想一想他就不那么谐调，其他的冲突都和这个没什么大关系，把这条线抽掉，对剧本没有伤筋动骨的影响。这样我觉得有味道点了，你说要有诗意，这也就容易出了。我由此有一个想法就是年轻人还是行啊，年轻人就是这点好，有新路子，敢于创新。”

自述者是现中国剧协副主席、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博的王晓鹰，同行的还有他的博士生导师徐晓钟、时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石维坚等人。

徐晓钟甚至还在人民日报上做过旁证：

1993年2月我带着博士生王晓鹰去看曹禺同志，晓鹰正在准备排演《雷雨》，他打算删去鲁大海这个人物，忐忑不安地想征求曹禺同志的意见。晓鹰结结巴巴不无紧张地说：“我有一个斗胆的想法，想把鲁大海删掉……”曹禺同志先是一愣，然后兴奋地说：“删掉，好，赞同！”他大笑地说：“我告诉你，有些人的脑袋瓜子可不像你我这么想，你删掉后会有人批评你、骂你，你要沉住气。你可以说‘当时我和作家商量过，作家同意了’，你可拿我做挡箭牌。好，我同意了！”（《人民日报》1997年3月19日第12版）

曹禺女儿万方的回忆没有那么丰富，但至少说明曹禺是赞同的：

及至曹禺的晚年，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王晓鹰在人的引见下找到了北京医院，提出想要重排《雷雨》。这个年轻人有个大胆的设想，要把鲁大海这个角色拿掉。“我爸爸一听，马上说‘好呀’。我当时在场，想这多少实现了他未了却的夙愿，有种自我否定的快感。”（《我的父亲曹禺》 ——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26期）

这个删掉鲁大海的版本1993年就上演了，曹禺还亲自观看过首演，给出了赞许的评价。

所以，最近为新版雷雨辩解的文章敢于声称这才是作者本意，字里行间还总要暗示曹禺当年增加罢工情节是被时代“裹挟”的结果，当代的修改则被赋予“拨乱反正”的意义。

2让曹禺多说几句

然而，曹禺活了86岁，留下的言论不少，抓住他老人家去世前3年的一句“好呀”当凭据，就说这是作者本意，证据链还是太弱了一点，最好还是看看曹禺这一生对自己的代表作都说过什么话。

《雷雨》剧本首次发表于在1934年第1卷第3期的《文学季刊》，首次演出则由中华话剧同好会1935年4月在东京完成。演出前，导演吴天、杜宜等人写信给曹禺，说因为太长把序幕和尾声删去了。曹禺为此回信，信件后以《< 雷雨> 的写作》为题发表在《杂文》月刊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谈《雷雨》创作。

曹禺说：

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 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 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因为几时曾有人说“我要写一首问题诗”，因为这是诗，我可以随便应用我的幻想, 因为同时又是剧的形式，所以在许多幻想不能叫实际的观众接受的时候，……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把这件事推翻，到非常辽远的时候, 叫观众如听神话似的, 听故事似的, 来看我这个剧, 所以我不得已用了“序幕”和“尾声”。

曹禺认为《雷雨》虽然涉及到了像工人罢工之类的社会问题, 但并非社会问题剧。从另一个角度看，“罢工”情节被特意拿出来说，似乎也不是想删就删的枝节内容。

1936年1月《雷雨》单行本出版, 曹禺写了序言。明确指出剧本的总色调是表达全社会（阶层）的绝望:

《雷雨》所显示的, 并不是因果, 并不是报应, 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篇戏…… 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

在《雷雨》里, 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 落在里面, 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但《雷雨》一登舞台，客观效果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出现了偏差。观众、导演、演员、评论家几乎都把它当作社会问题剧。《杂文》在刊登《< 雷雨> 的写作》时，编者按说“就这回东京演出情形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觉到的，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一个极好的讽刺。”

之后，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都把《雷雨》定义为社会剧，鲁迅把曹禺列为左翼作家，并因此对曹禺及《雷雨》给予较高评价。

面对一片赞扬，曹禺老老实实地说：

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雄自己的见地, 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慈，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而当许多人认为《雷雨》的主题在“暴露大家庭的罪恶”时，曹禺表示对这种观点可以追认——文学界当着原作者的面做阅读理解，被认为是正确的。

1977年出版《曹禺选集》时, 他声称到《雷雨》“是我第一声呻吟, 或许是一声呼喊，《日出》是“想求得一线希望，一线光明”。1979年应《收获》之约谈，提到《雷雨》时曹禺说“来在文学界引起的反响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评论家们说我写这个剧本有比较进步的思想在指导着我, 我当时还不大领会”。他说“说实在的, 那时候我对阶级呀，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呀这样一些概念并不很清楚”。可见，虽然《雷雨》上演后得到左翼文化圈的好评，但写作时原作者完全是处于个人经验来创作，绝无被“裹挟”的可能。

说到被“裹挟”，历史上倒是也有实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迎合新时代，突出阶段斗争，1951年开明书店要求原作者修改《雷雨》《日出》《北京人》。曹禺领会时代精神，增强了人物的阶级特征：侍萍由原来忍辱负重、呼天抢地的宿命论者改为敢于同周朴园直面斗争的劳动妇女；鲁大海成了一个“有团结有组织的”有着“应有的工人阶级的品质”的罢工领导人。

但强行拔高的结果不是“比原来接近于真实”，而是相反。周恩来后来曾评价，《雷雨》之所以“站得住”，就是因为“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也“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他说“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

总理都这么评价，50年代的修改算是费力不讨好。实际上，解放以后历次上演《雷雨》，从未采用过1951年修改本。以“拨乱反正”的名义去删除罢工戏分，这靶子竖的很虚。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 1979年到1980年，思想理论界被要求集中批判了封建主义，同时在事实上放松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时曹禺对《雷雨》主题的解释也变了，1980年10月他在杭州讲学时，说“写《雷雨》是为了反封建”，构思时“只有一个反封建的思想”，“我心中反封建主题思想是十分明确、清晰的”。

这一说法又和曹禺自陈的当年构思《雷雨》时只是想表现天地间的“残忍”相矛盾，因为他“暴露大家庭的罪恶”（反封建）是朦胧的。”可见曹老先生是个不和时代力量作对的聪明人。

时隔一年多，风头过去，曹禺又换了个说法，他对中青年话剧作者说：“我写《雷雨》时, 并没有明确要通过这个戏去反封建, 评论家后来说这里有反封建的深刻主题，我承认他们说得很对，但我写作时不是从反封建主题出发的。”

转了一圈，曹禺又回到了1936年《雷雨·序》中的立场。

所谓“不忘初心”，我私下揣度一下，无论是谁，如果在26岁就写出影响整个华语世界的名作，最初的写作动机一定是他最看重的东西，是他一有机会就要反复强调的东西。

3悲剧源于现实

“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这是周恩来对《雷雨》的定性。进步作家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

曹禺本名万家宝，他的父亲万德尊在清末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是阎锡山的同学，1909年初回国，当过黎元洪的秘书。民国成立后，万德尊获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论出身，曹禺怎么也算得上二等权贵。

不过，曹禺的生母薛氏是妾，出身商人家庭，生下曹禺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薛氏的胞妹薛泳南为了照顾曹禺来到万家，后来也被万德尊收入房中。姨母兼养母变成了继母，但她和万德尊感情不错，也始终把曹禺看作自己的亲生骨肉，终身未生育。曹禺喜欢戏剧，很大程度上是受继母的影响。

曹禺6岁的时候，万德尊把和原配妻子生的一儿一女接到身边来。曹禺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原来还有兄弟姐妹，这让他觉得有哥哥姐姐作伴是件很开心的事。

原本父亲和继母都将出生三天就丧母这件事瞒着曹禺，准备等他长大后再说。但万德尊一个随身马弁的妻子，同时也是家里的奶妈，因受到薛咏南的教训怀恨在心，将曹禺生母去世的情况告诉了他，挑拨曹禺母子关系。

这对曹禺造成了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成年后每当他同别人谈起自己生下三天便丧母这件事，便极其悲痛。他说：“我从小失去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曹禺回忆过家庭对自己的影响：

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和流氓；《雷雨》、《日出》、《北就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很多了，有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说明和他们朝夕相处。因此，我写他们说的话、做的事。那时我对阶级，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这样一些概念并不清楚。比较准确地反映我的思想，是这样一句话“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旧社会制度和统治者，我痛恨，什么时候你们灭亡了，我跟着一起死掉都心甘情愿。统治者，是周朴园、金八、潘经理，甚至曾皓，这样一些腐败、专制的人物和寄生虫们。这三部作品里写的，几乎都是这些人，很少有正面人物。当时我很少接触正面人物；不是完全没有接触，但的确了解很少。

知道点资产阶级的生活、历史，是必要的，它可以帮助人了解，旧社会是一种如何复杂的社会。《雷雨》我写得出，因为我对这种生活熟悉了。

生活在类似《雷雨》中周公馆的封建家庭中，曹禺认为“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 十分可怕”。类似剧中的人和事他也见了不少。“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最先浮现在作者头脑中是繁漪的形象，她的原型是曹禺同学的堂嫂。这个女人漂亮聪明，会唱昆曲，然而丈夫比她大十多岁，又呆板，于是她与丈夫的堂弟关系暖昧。从封建伦理看，她是不规矩的, 然而曹禺同情她、了解她，经过塑造, 让她成为《雷雨》中最先定型的人物。

总之，曹禺的创作冲动源于他耳闻目睹的封建大家庭，源于封建家庭的罪恶。但他在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个人感受时，表达的是单纯的个人观感，并非受到某种思潮的“裹挟”。

4鲁大海从何而来

《雷雨》是一部家庭剧，并没有直接反应社会阶层斗争，曹禺为什么要塑造鲁大海，为什么要谈劳资斗争？

首先要看时代背景，曹禺写作的1933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革命斗争还在，“劳工神圣”仍然是响亮的口号。剧中周朴园就嘲笑周冲：“现在一般青年人，跟工人谈谈，说两三句不关痛痒、同情的话，像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

另外是曹禺参加过五卅运动（1925年）。当时曹禺是初中生，加入南开新剧团不久，参与了大戏《织工》的演出。这个戏是19世纪剧作家霍普曼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原型创作的。剧中工人同政府派来镇压的军队搏斗，结尾是最后一个不愿参加斗争的老织工被流弹打死，织工们终于击退了敌人、欢呼胜利，这给曹禺留下深刻印象。

还有一个原因是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戏剧《争强》，那个戏就是写了一个资本家和一个罢工代表的斗争。

归根结底，鲁大海出场的原因还得听作者自己说：

旧的必然要灭亡, 新的会是什么样子? 谁又代表着新生的力量呢? 我当时不能回答得很好。但一也并非全然没有希望, 没有寄托。在《雷雨》里我写了一个鲁大海, 这是一个工人，当然写得很不象样子、很不成熟, 但我是同情这个人, 甚至佩服这个人的。

5同人到底不是原著

纵观曹禺一生，八十六年间，他从来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物，行动上始终不与时代的“主流”唱反调。解放前几十年，尽管左翼文化圈对他评价极高，曹禺却并不积极“接近组织”；解放后当了北京人艺院长，曹禺也不坚守“民主人士”的身份，于1956年顺理成章地入党。上面提到，1977年，组织要他谈反封建，他就说自己的作品反封建。等风头过了，他再把自己原来的说法拿出来。

理解曹禺的行事方式后，再看“赞同删掉鲁大海”的说法，别有一番滋味——1993年的王晓鹰固然只是个博士生，但他上门“请教”，一同前往的还有自己的导师——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石维坚。看在这两个人压阵的份上，曹禺无论真实想法是什么，都不太可能驳面子说“不行”，当然会做一个积极的表态“年轻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