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语：年年岁岁，送旧迎新。201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5周年。党和人民依然深切缅怀自己的领袖，然而“非毛反毛”的政治丑类尚未得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清算，故将两年前撰写的声讨李锐檄文，略作微改，重新发表，这既是鞭挞党内蠹虫如李锐之流，也是为了捍卫党的旗帜毛泽东。）

李锐何许人？此叟原来曾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是党内高干中一位反毛泽东干将。他的出名，按他自己在文中所吹嘘“国内外都有人研究他”，无疑是与他在党内“非毛”、“反毛”且身居高位的博眼球有很大关系。看来，丑类出名也不难，挑战公理，向伟人泼墨，倒是一条捷径。当然，能象李锐那样一边享受着毛泽东那代人打下的江山红利，受用着远比毛泽东“有红烧肉吃足矣”不知高几倍的待遇，却一边诅咒创党建军立国领袖毛泽东的能有几人？伟人离世已四十二年，再不能开口说话，我等后人实在看不下去，故管你李锐什么资格老不老，叟龄长不长，也要出来为毛泽东说几句公道话。开篇之前，先请泼污骂祖的政治小丑记住《克雷诺夫寓言》中的一句铭语：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到象鹰那样高”。】

（一）

被李锐自称是其“精神家园”的“炎H春Q”（此刊现已被彻底整顿改组，扭转了办刊政治方向），2016年第4期刊登了一篇挂名李锐，但不知是其本人撰写还是找人“捉刀”的“百年回首”，初始以为写的是党国大事，一看原来又是篇褒己恶人污党的简要自传。李锐从其父辈“光荣史”说起，后又大谈自己的“革命史”、“功劳史”、“蒙难史”，在文章最后收笔之处，反毛泽东的画龙点睛之作终于“匕首见”了。估计是囿于当下正气上升的大势，李锐恶写了几句诋毁伟人、不伦不类的“歪诗”，却隐去了毛泽东之名。但一看内容，谁都知道是剑指毛泽东，其良苦用心，卑劣手法，不由人义愤填膺。在其诗旁，我也顺手诌了两句“反毛初心不改，文末终见其心”。如何解析李“诗”，且看下回分解。

李锐在自褒文中，先大谈一番其先父与国民党元老谁谁谁是好友，与共产党元老某某人又是好友，拉名人添彩头，涂油脂显光亮，目的无非是要突出自己血统高贵，以便为其后的“非毛、黑毛”作铺垫而不被谴责和追究。李锐一开篇就吹嘘自己有80年党龄、红军辈分的老资格，莫非要众人对其肃然起敬、洗耳恭听？说实在的，卑人年龄、党龄不及你长，但是共产党人、中国公民的血性倒多少还有一点。在我眼中，什么忽悠大众的“专家权威”、挂羊头卖狗肉的“公知大V”、包括象你这样位居庙堂的“砍旗”高官，均一钱不值，不屑不齿。共产党人信真理，服真理，不看你什么来头，顶何种光环，尤其鄙视那些混迹于党内“吃奶骂娘”、“吃饭砸锅”、背叛信仰、晚节不保的卑劣政治小人。

李锐的文章从初始就大谈“宪政”，甚至罔顾历史，杜撰出一个所谓“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追求是相同的，都要在中国实行宪政，实现民主”，文章最后又自称：“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看来李锐和那些右派公知一样，也是个“宪政迷”。然而你虽活百岁，但就政治和历史而言，却是十分的无知可笑。

其一，中共从建党之日起，信奉马克思主义，以共产主义为旗帜，为工农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奋斗，何来与国民党“追求是相同的”？

其二，“宪政”和“民主”一样，本身是个中性概念，但其内涵却大大不同，是资本的“宪政”、“民主”？还是人民为本、人民作主的国体、政体？本质完全不同。那些崇洋媚外、唯美欧马首是瞻的右翼“带路党”、“推墙派”，几番数次喋喋不休，要在中国实行西方的“宪政主义”，以为这才是“普世价值”、“上帝保佑”。却不知美欧的“宪政”，是有其特定的阶级内涵、政治内涵，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乃南辕北辙，内核相异。以我昏昏，却想使人昭昭，或是本意就想贩卖西方私货，颠覆中国发展之路，人未可知。然而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丝毫不提“宪政”概念，阐述的是中国特色的法治理念，彻底打碎了右派公知们的“宪政”美梦，岂不悲乎？

其三，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所谓的“宪政”实践，但其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1911年辛亥革命后，也曾“宪政立国”，甚至超越西方“三权分立”，搞了“五权分立”，然而国家与人民的境遇如何？在中国大地上，西方的租界、外国洋大人，依然享受着特殊的“治外法权”，十一个国家的外军大兵依然驻扎在我国领土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人民哀鸿遍野、家破人亡。回看外部世界，二战前的德意日法西斯，哪一个不是通过“宪政”、“民主”走上独裁统治、侵略扩张的道路？再看今日海峡对岸，台湾不也实行了西方“宪政”、“民主”？如今却政党恶斗、经济惨淡、民怨载道、前景堪忧。

2016年我去台湾，回大陆时一计程车司机送我去机场，他说十多年前到过大陆，感觉大陆比台湾落后十五年，前两年又去一次，感到台湾反而比大陆落后十五年，这是生活在台湾“宪政”、“民主”体制下一个普通百姓的心声。即使被一些人顶礼膜拜、怀有原教旨主义情结的“美国民主”，不也爆发了“华尔街运动”和“民主之春”？突显了99%民众与1%豪富们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揭示出美国制度“金钱政治”的本质？从1828年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确立起政治分赃制以后，金权结合已成为“美国民主”的一种社会生态。

据瑞典某些专家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1%富豪拥有的财产甚至已超过了99%群体财富的总和。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在他“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追踪西方列强国家的历史轨迹，以翔实的数据，向世人透析了当今世界资本与劳动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不是缩小而是更加扩大化了，引发国际舆论的轰动；再将中国道路与实行西方“宪政”，并被西方誉为“民主橱窗”和“样板”的印度、菲律宾比，谁优谁劣？一目了然。甚至连美欧日等西方列强，都被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所震撼乃至焦虑不安；而那些被美国西方“民主”、“宪政”改造着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中东阿拉伯诸国，更是炮火连天、内乱不断、兵祸连结、家破人亡，仅叙利亚逃亡难民就高达480万。

综上所述，奉劝李锐之流再也不要痴迷什么美国西方的“宪政梦”了，老老实实回到人民的“中国梦”上来，才是唯一的理念正道。

（二）

李锐在其文末，自称想出了两首诗，实录如下：

【“‘双百’方针刚起头，忽然反右乃‘阳谋’。自夸无法无天也，文革十年到死休”；

“阶级斗争狠狠抓，秦皇马列管中华。个人崇拜成功了，邪教焉能治国家”。】

这些诗句虽未指名道姓，然而矛头对谁，不但中国人心知肚明，外国人也能看懂，简析如下：

其一关于反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一是究竟有无“右派”？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党从来没有全盘否定过当年的反右。当时社会上确实存在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小平同志时任党的总书记，在一线主持党的日常工作。在80年代，晚年的他仍然坚持“确有右派”的观点。不击退右派进攻，势必造成党和国家思想上、政治上的严重混乱；近日看到有人披露，1957年反右时被定为右派的茅于轼，80年代后公然叫嚣，当年定他右派没有错，他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公开向党和人民、向社会主义叫板。此案例清楚表明，不但1957年有右派，在今天乃至今后仍将会有坚持搞资本主义的右派存在。

二是反右错在哪里？错在犯了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原来估计右派15万左右，结果划了55万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98%以上的错划右派予以了改正。回顾这段历史，一方面要看到当年中国确实存在要不要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斗争，另一方面党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判断，造成许多个人和家庭的悲剧，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重大损失。时至今日，我们既要记取反右的深刻历史教训，防止再犯左的扩大化错误；同时又要充分看到，在改革开放与世界交融的过程中，国内外依然存在着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较量和政治博弈。

在互联网时代，一些党内外右派公知、网络大V以及民运分子、敌对势力屡屡兴风作浪，挑战党和国家的政治底线，企图颠覆和改变中国道路，极个别货真价实的“老右派”，如今依旧上蹿下跳，十分活跃，肆无忌惮地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对此，党和人民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其二关于文革。中央已在《关于建国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阐述。2016年恰逢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也是文革结束四十周年，不同视角解读文革，一时成为舆论焦点。文革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是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的一次重大挫折，付出了沉重代价，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理应否定。

尽管如此，在文革十年期间，中国继续打下和奠定了工农业发展体系的坚实物质基础；“星”、“弹”发射爆炸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核大国，有了自己的核盾牌；1974年的西沙之战，更是毛泽东生前决策的最后一仗。小艇打大舰，取得1840年以来，首次对外海战完胜，收复西沙被外敌控占的岛礁，使中国在南海有了牢固的立足之地；毛泽东还确立了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响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

总之，文革的发生有其客观、难以避免的原因和历史局限性，也有其主观错误、国内外形势研判失误、体制制度上的缺失等综合因素。因此，仅仅把文革的错误简单归咎于某个人，是肤浅表象的，也是不实事求是，不科学的，违反了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分析具体事物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而那种借反思、批判文革，意欲全盘否定中国道路，砍倒毛泽东旗帜，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企图则更是包藏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祸心。

其三，关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早在马恩之前，很多资产阶级学者、历史学家就发现并阐述了阶级斗争的现象及理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就在于科学地论证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发展趋势。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道路”以及世界上多国爆发革命，诞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实，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预言。甚至美国总统的大选，民主党竞选人桑德斯也自我标榜是“社会主义者”，大谈其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愿景。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国历史和国情，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民主专政”，它包含了“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双重内涵。我们的党章党纲和中国宪法，对此都作了明确的定位和表述。过去在阶级斗争、包括文革“全面专政”理论上所犯的错误，在于不适当甚至过于极端地强调了“斗争”和“专政”，使党和人民、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究其原因，既有历史上我党经历的残酷国内外战争、白色恐怖、你死我活阶级斗争的思维记忆和习惯使然，也有国际风云变幻，帝国主义对我封锁包围、“和平演变”、政权颠覆的威胁，还有我党对尖锐复杂形势的分析判断主观失误，总之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回顾新中国发展史，党和国家就是在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败、辉煌与低谷的交织过程中一步步走向成熟和胜利。当下我们既不能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也不能走向全盘否定阶级斗争的另一个极端。至于近两年来，有些人一听说“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就跳脚骂娘的神经过敏，则更是不科学、不理性的了。

事实上放眼国内外，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正视也好，回避也好，现实就摆在那里，利益博弈、思想交锋、战略攻防、谁胜谁负的道路之争、制度之争、理论之争、话语权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也将如此，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然而在中国，有一条底线必须遵守，即党章党纲、中国宪法所明确规定的，我国是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一切“破线出界”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无疑要受到党纪国法的追究。

其四，关于毛泽东。李锐“歪诗”的要害在于“砍旗毁毛”。文革结束以来，李锐“非毛反毛”的言论连续不断、一以贯之，几乎接近“偏执狂”的地步。在“百年回首”文章中发表的“诗作”，更是打着所谓英语词义相同幌子，把毛泽东比喻为“邪教治国”，“砍旗毁毛”之张狂似乎达到了一个顶点。“邪教”这一概念，国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法轮功”。那些逃亡国外、冥顽不化的“法轮功”分子，在西方敌对势力、美国中情局的庇护下，已成为一支融“邪教”与“反共”为一体的政治别动队。这样一个被人当作工具利用的邪恶团体，反诬共产党为“邪教组织”。

李锐把世人用于“法轮功”的专属语言挪用到毛泽东身上，可见其用心之阴险与歹毒，暴露其对毛泽东的仇恨之深。李锐视毛泽东为“邪教”治国的教主，“法轮功”视共产党为“邪教组织”，二者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从中人民即可看到，一个身居要职、位列中共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高官，在政治上究竟堕落沉沦到何种卑鄙无耻的地步？！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一生创党建军、立国强国，他生也为民，死也为民，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他在战争年代提出的“为人民服务”，至今仍是全党和各级政府公务员所要遵循的座右铭；他一生清廉俭朴，生前曾说，“谁搞腐败，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腐败，人民割我的脑袋”；他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钱财，却为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毛泽东也犯过错，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在他发动文革的时候，他还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党不变质、国不变色、人民不遭二遍苦。

毛泽东无疑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即使在他风烛残年的夕阳余晖中，依然吟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的”的国际悲歌，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告诫全党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终其一生信仰弥坚，不改“粪土当年万户侯”之初心。而你李锐算什么东西？看到太阳中的斑点，天才伟人的缺失就手舞足蹈，放荡无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你和英雄伟人相比，毛泽东如同伟岸的高山巅峰，你不过是其脚下的一坯黄土，毛泽东一生面世的诗词不过三、四十首，却字字句句经典珠玑，而你自我吹嘘的几百首烂诗，上千万文字，以我推断，多半是些浪费读者时间的人间垃圾。

（三）

李锐在文中，还两次在叙事中借题发挥，揶揄叽讽中共并为自己贴金：“党犯错误，我不能跟着犯错误”，又说“党性与人性发生矛盾，我服从人性”，似要突显中共哪有我李锐英明、正确、伟大，并在其粉饰自己人生轨迹时，大谈过五关斩六将，少有自省和检讨诚意，甚至恶言污语攻讦老同志“不要老狗挡道”，点名历数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的所谓“劣政”，直至诋毁党的领袖毛泽东。

其所谓“党性与人性发生矛盾，我服从人性”一说，又把自己打扮成“高大上”。请问，党性和人性是截然对立的吗？共产党就不讲人性吗？革命先烈在屠刀下，刑场上，面对敌人用儿女亲情恐吓胁迫、誓不投降变节是不懂人性吗？毛泽东一家为国为民牺牲了六位亲人，难道是他不懂人性吗？莫非背弃理想信仰、当叛徒走狗才是遵从你所谓的“人性道义”吗？你的所谓“人性”屡屡以秽恶之言抹黑早已去世的伟人毛泽东，污辱咒骂辈分年龄均比你尊长的老人，哪还有半点中国传统“尊老”、“敬老”的“人伦德行”？说实在的，卑人缺乏“诸葛亮骂死王朗”之水平能耐，不然，也定会将那些置党于对立面为自己摆显；污名建党领袖为自己泄私愤、博眼球；对他人、老人秽言恶语的不肖之徒骂个狗血喷头，气死不仁不义、无良无德的老朽“党蠹”、国贼“王朗”。

李锐在文中还借新中国建立之初，周总理从安全考虑，安排党中央、毛主席进驻中南海一事大做文章，借别人之口说“这不是太平天国吗”？“干掉一个皇帝又出一个皇帝”，公然把共产党比喻为又一代封建王朝，毛泽东是又一个独裁皇帝，根本抹煞了共产党与封建王朝的本质区别。李锐又说，文革期间“还不敢反思马克思主义”，言外之意现在我敢了，不但要反思“马列”，还敢“砍旗毁毛”。李锐还说道，“其实在西方马克思只是一个学者，他的理论只是一个哲学流派”，话外之音没必要把马克思抬那么高。李某人的话只说对一半，却还不全对。

马克思终身从事理论研究，他的思想学说在其生前死后，早已成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精神武器，传至中国更成为共产党人的信仰火炬和精神高地，过去、现在、未来都将是引领中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到2016年马克思去世已133年，但他创立的主义依然是全世界劳动者挣脱锁链、赢得解放的灯塔和“圣经”，许多次民调都反映出马克思的思想至今仍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至伟。且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版块组成，而在所谓有80年党龄的李锐“反思”中，却似乎连马克思的ABC都不懂，将其改造世界的伟大思想和精神力量，降格为仅仅是一个“哲学流派”而已。看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到贬低再到否定，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平心而论，李锐在参加革命和新中国建立以后，想必也为党和国家做了一些有益之事，然而，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坚守信仰，矢志马列，“不坠青云之志”才令世人和后人尊崇。但李锐却不，仅从我的记忆印象和其这篇自传短文中，他与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与共产主义的信仰追求已渐行渐远。晚节不保，背叛信仰的历史案例有的是。君不见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成为风云人物，后来却沦为日寇卵翼下的汉奸卖国贼；李登辉早年也曾加入过共产党，如今却成了媚日、“台独”教父的岩里政男；当年受我党派遣去台湾担任省委书记的蔡孝乾，也是根正苗红、历经长征、比李锐更有资格的老红军，却叛党投敌出卖同志，导致我台湾地下党被一网打尽。故历来弃暗投明的有之，从正道走向反面，遗臭历史的人物也有之。晚节不忠者，不足为训也。李锐虽然还未盖棺论定，但从其种种非毛、反毛、毁毛的劣迹来看，能否迷途知返，抑或一意孤行，在政治上堕落为共产党的叛臣逆子尚未可知，作为后人，我衷心期望李锐“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李锐在文中还谈到，《炎H春Q》1991年创刊，其受邀担任编委，从2006年起担任顾问，不久前有人劝其不要再当这个顾问，被“我坚决拒绝了”，还声称“我担任顾问就是要发挥余热”。李锐如此痴迷于为《炎H春Q》效力，究竟何因？人们又要问，此刊物何来如此魔力，竟让百岁李锐入邪途而不知返？

在此我谈点己见。我退休以后，订阅了《炎H春Q》，不料看了几期，发现这竟是一本有严重政治错误，办刊思想背离主流价值导向，涣散党心民心，传播负能量的期刊，所刊登文章充斥着大量抹黑、污化、诋毁、否定共产党、毛泽东、社会主义和党史国史的内容。某种程度上，该刊已成为国内右翼势力同气相求、精神互撑、向党和国家发难的平台，也是右派阵营招兵买马、聚集能量，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博弈较量的一面旗帜。

该刊何以如此嚣张？一看“顾问”、“编委会”名单终于明白，在有60多位庞大阵容的“顾问”、“编委”中，有相当数量的是重量级人物。如曾担任党总书记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早年参加革命的省部级离退休党政高官、知识界的名人大V、部分红二代等等。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拉大旗，作虎皮”，挂上这些人大名，其重要作用就是找靠山、撑保护伞，如同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总要在党政军警内部寻求保护伞的道理类同。由此，人们可以理解，要责令该刊纠偏转向或停刊问责，难度何其之大，盖因投鼠忌器也。

《炎H春Q》有一个突出特征:打着学术争鸣、史海钩沉、言论自由、春秋笔书的招牌幌子，而包藏夹带的观点私货却往往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换言之，此刊的底色基调是以挖掘渲染党和国家的阴暗面、负面“史实”为主旨，公然违背中央反复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唱反调。

该刊的另一特点是：很多文章或口述的“史实”，采取的手法或表现形式往往是：断章取义、随意裁剪；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夸大事实；甚至不惜无中生有、编造谎言、混淆视听。为了达到某种政治意图不惜使用卑劣手段，客观公正的学术风范荡然无存。

本人曾于2014年针对《炎H春Q》诬陷列宁是“德国间谍”一文，写过“为列宁同志正名”寄文该刊，结果石沉大海、毫无音讯；同年针对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歪曲、否定中共中央肯定的浙江“枫桥经验”（2013年中央专此召开纪念“枫桥经验”诞生五十周年大会，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撰写了“‘枫桥经验’两种根本不同的解读”寄往该刊，也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2015年，针对该刊编委、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以及该刊顾问江平（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郭道晖（现任北大博导，最高检咨询委员）等人就中国法治建设的错误言论提出质疑辩驳，分别撰写了“也谈法治建设”、“关于‘五人谈’之我见”等文，又在第一时间寄往《炎H春Q》，但如我所料，又与前两稿命运一样，不理不睬。前稿标题后改为“‘82宪法’序言不容否定”，去年发表于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期刊上（2015年第9期），类似我的文稿被拒，其他学者也多有同样遭遇。

综上所述，《炎H春Q》实质上是一本具有浓厚政治意蕴和导向错误的刊物，办刊用稿具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反对派立场和倾向性选择，就同样的“现实”和“史实”题材，只允许一面倒的右翼观点发表，非我族类，概拒门外。什么“学术争论”、“言论自由”、“客观公允”，全是忽悠世人，沽名钓誉的欺人之谈，所谓的“百家争鸣”等说辞，掩盖的却是“推墙”祸心的办刊真谛。（注：从2016年9月起，该刊编辑班子改组，办刊导向拨乱反正）

（四）

李锐是中共党内攻击抹黑、诋毁毛泽东的一个典型人物，“李锐现象”应引起什么样的深刻反思？涉及到全党思想意志的统一，以及党的步调能否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对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领导人民实现“中国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他曾参与党内高层的某些历史事件，又曾是身居要职的高官，因此，他对重大历史事件从个人好恶的情感立场出发，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他所说的一些有违事实，不负责任，诬蔑诋毁毛泽东的错误言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背离党的有关决议精神，在党内外、国内外所造成的影响是极为恶劣和难以挽回的，对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其破坏性也是十分大的，远不是毕福剑、任志强、贺卫方之流所能比及的。

对李锐之流“砍旗毁毛”，造成对党的杀伤力、危害性务必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秉持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李锐政治上的严重违纪，中纪委应该立案审查，以事实、党纪为依据，对李锐作出严肃处理（近悉“庐山会议”彭德怀等被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李锐在其中起了非常恶劣的诬告陷害作用，也应一并予以查清）。

李锐攻击抹黑的主要对象是毛泽东同志，李锐反对、贬损毛泽东，与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毛泽东是我们党的创党领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旗帜和精神支柱，诋毁、亵渎、砍掉毛泽东这面旗帜意味着什么？对我们党将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每个党人都不难明白其中道理。毛泽东无私奉献的一生，已让他与党和国家，与人民利益如血水、乳水一般融合在一起，不可分割分离。从共产党内部反对、污化、抹黑毛泽东，恰恰起到了国内外敌对势力难以或无法起到的破坏作用。如李锐顽固坚持错误不改，郑重建议中央将其开除出党。

共产党员都应懂得一个道理，反对和否定毛泽东，就是反对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反对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就是与全党和全中国13亿人民、与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为敌。“十月革命”的成果被毁，并非始于1991年的红旗飘落，从思想根源上追溯，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赫鲁晓夫作了一个全盘否定、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当坚决反共反斯大林、著作《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从国外流亡重回俄罗斯时，看到的却是苏联瓦解后一片破败、凄凉、萧条的景象，深感震惊。他临死前忏悔“是我害了俄罗斯母亲，是斯大林使俄罗斯强盛迅跑”，这多少还算有一点人类良知。

如今，当俄罗斯人民反思历史，民调“谁是最伟大的俄罗斯人”时，斯大林始终高票当选，名列前茅。前不久，俄国列瓦达独立调查中心作了一次民调，有56%的受访民众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有58%的人希望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重新归来，但其中又有44%的人感觉不现实。人往往有一种情结，拥有时并不感到珍惜，失去时才深感宝贵。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我们并不都认可，但社会主义在各国都是一个实践、探索、改革、发展的过程，因历史和国情不同，各国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时，其具体制度、发展模式也各不相同，这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而苏联的前车之辙，不可不为后人所深思反省。

针对“李锐现象”党何以因应？古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及监督“条例”，不严肃处理“李锐现象”，何以膺服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何以落实习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论述？何以把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立起来？

解决“李锐现象”必须双管齐下。

一是不回避矛盾，从积极的思想交锋入手，对照党章党纲说事论理，以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对错误思潮、立场、观点展开认真而非敷衍的批评论战。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真理只有在论辩中才能明晰确立起来，在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和稀泥”，当“老好人”，做“东郭先生”或临阵退缩的逃兵。捍卫党的思想灯塔，捍卫共产主义信仰，捍卫毛泽东旗帜是全体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思想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政治职责。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铁腕惩治了经济上贪腐和滥权的一大批高官，同样，在政治上我们也必须动真碰硬，严肃处理那些破规矩、撞底线，在政治上堕落且屡屡播撒病菌毒素，戕害党的肌体之人。西方和外部敌人对我国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不足惧，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类似李锐这样的党内高官，屡屡出笼非毛、反毛、毁毛的言论，常以讥讽、亵渎、诬诋之手段，抹黑党和人民视为神圣的旗帜象征和精神支柱，何以使8800多万党员凝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的信仰灯塔周围，何以让全国军民紧密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砍旗毁毛”的人和事不追究、不严处、不清除，党心不平、军心不平、民心不平，党的核心领导力、战斗力又何以体现？！反腐斗争中，我们党曾有一句掷地有声的承诺，无论什么人，哪怕你资格再老、职务再高，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同样，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面前，党内也同样不存在特殊党员、“铁帽子王”。

其二，中央应加强对少数离退休高级干部的教育管理，使其珍惜革命经历，维护好党的领袖形象和全党团结，以党性严格要求约束自己，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决不允许其凭借资格老、地位高就可以肆意妄为。严肃纠正违背中央决定，擅自在境外发行个人公开出版物，尤其涉及到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但在党内，可经批准，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出版发行个人回忆录或重大事件的纪实经历，然而同样要注意和避免产生负面有害的作用。对于类似李锐那样自行其事，在境外公开出版发行涉及党史国史或重要历史人物的书籍，尤其是涉及到违背历史事实，损害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言论，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内容，必须责成其反省检讨，自我纠错，消除负面恶劣影响，并作出相应的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以儆效尤。

由“李锐现象”还引发出一个重要联想，即我们党在选拔考察各级领导干部时，无论何时何地都应把信仰马列、立场坚定、忠诚于党的政治品德、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苏共亡党亡国历史上，曾发生一件教训深刻的人事。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提拔重用满脑子西化思维的雅科夫列夫为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全面统管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雅科夫列夫不但提出“多党制、民主化、公开性、总统制”等主张，成为戈氏的影子和改革设计师，而且通过权力运作，把许多报刊杂志、媒体宣传的主管领导换上自己的人马，鼓吹煽动苏联向西方道路急走，大大助推促进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崩溃。尽管到1991年，苏共监察委员会开除了雅科夫列夫的党籍，但一切为时已晚，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落地，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强大国家解体谢幕了。而以非毛反毛著称的李锐，在中共党内曾被提拔到中组部所谓常务副部长这样一个重要而关键性岗位上，这种人如手握干部人事重权，将其朋党安排充斥于党的各级领导岗位，可以预见，将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前车之鉴，当为后人警醒。

我的这篇文章源起于对李锐的不忠不孝之义愤。中华文化、中国人讲究对国家和父母先祖的“忠孝之道”，李锐身为一名党龄甚长的共产党员，又曾身居中共高位，至今享受着高干优厚待遇，且对党不忠诚，对创党领袖、党的旗帜毛泽东同志不“孝”（借用“孝”道之说，毛泽东亦可视为“立国之父”），不忠不孝之人，历来为人鄙视不齿，故对李锐的痛斥，也表达了我和许多党人共同而强烈的愤慨，在遣词造句上，或多有情感色彩，敬请各位读者谅解，而事实上，任何人的政治立场与其思想情感也是绝难分割的。所言不对之处，也敬请党人及民众批评指正。

（后注：曾听说有关党组织找李锐谈话，其态度有所好转。共产党人允许犯错误，也欢迎改正错误。但人们至今始终不见李锐改正错误的片言只语。其他且不论，对李锐而言，正式声明“百年回首”一文有错误收回，写几个字或请人代劳总是可以的吧。对李锐在“百年回首”和境外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中充斥的大量错误政治言论，党的纪律检查应依据党规党纪作出严肃处理，以充分体现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的政治决心和坚定意志。2018.12.25.凌晨三点三十分）

【朱志华，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浙江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研究员，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