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虹市首富》还是开心麻花一贯的路子，建立一个设定就拼命耍宝，很多耍宝很 low 很常用，也没有太多新意，你愿意笑，就笑笑呗，反正也比看公知性侵的新闻有意思。

不过，和开心麻花其他作品相比，《西虹市首富》还算有进步。

这个进步就在于有讽刺，有升华。

这些年来，中国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建立符合西方标准的现代市场经济。这个目标有没有实现，这里暂不评论，但很大程度上，中国建成了一个市场社会。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原本不应该进入市场的东西，进入市场了，原本不能用钱买到的东西，可以用钱买了。

比如：官位、学历、学位、尊严、人格、爱情，等等。总之有钱就可以通吃一切，买到一切，这就是市场社会。

《西虹市首富》用夸张的手法，对这样的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王多鱼和庄强，一眼看到堆成小山一样的10亿元人民币，立刻魂飞魄散，瘫坐在椅子上。

王多鱼，一个靠踢女足、当裸模、做“人体盛”为生的男人，落魄到了极致的失败者，仅仅因为有了钱，就立刻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

有钱，就可以让装腔作势的酒店经理满脸堆笑，不拽英语了，点头哈腰叫“各位爷”；有钱，就可以让股神“拉菲特”陪你吃饭，就可以让王力宏到家里开演唱会。

为了钱，好朋友庄强以“当王多鱼的狗为荣”，甚至当众学狗叫；为了钱，整个西虹市的全体市民可以发疯似的集体跑步。

因为必须在一个月内高强度地花掉10个亿，王多鱼居然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买垃圾股，垃圾股暴涨，赚一个亿；买烂尾楼，烂尾楼变学区房，再赚10个亿；到北极买冰山，拖到半道就化完了，但俄罗斯收养了冰山里的北极熊，支付了全部成本，可口可乐还买下了北极熊的肖像权，又赚了一大笔；本来是“民科”狂想的“陆地游泳器”，居然遍布大街小巷，成为最受欢迎的大众健身器材……

甚至连“郎咸平”也在节目中，对这种神奇的现象做了一番“理论”解读，给王多鱼冠以“良心投资者”的头衔。

《西虹市首富》是一面哈哈镜，用夸张的方式折射了现实，让观众看到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是多么荒唐可笑。

影片对拜金现象进行了无情嘲弄，结尾出现了一个不过俗套的升华：

王多鱼终于意识到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爱情和人命。他在纵酒狂歌，极尽煎熬之后，决定为了爱情放弃300亿，但这反而使他意外地通过最后一道考验，成功继承了300亿遗产。

但这种“升华”不仅俗套，也是极有限的“升华”。观众其实都明白，在现实生活中，爱情是不可能战胜300亿的，即便是在影片中，如果王多鱼真的为了爱情放弃300亿，落得一个两手空空的结局，观众也会觉得非常无趣和无限惋惜。

 二 

西方有一句俗话，“莎士比亚之后，一切故事都是俗套”。

《西虹市首富》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百万英镑》这部电影，因为故事的基本架构太相似了。

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电影《百万英镑》，是根据马克·吐温1893年发表的小说《一张一百万英镑的钞票》改编的。讲述一个穷困潦倒的美国小伙子亨利·亚当流落到伦敦时的一次奇遇——

伦敦的两位富翁兄弟打赌，把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大钞借给亨利，看他在如何收场。一个月的期限到了，亨利不仅没有饿死或被捕，反倒也成了富翁，并且赢得了一位漂亮小姐的芳心。

《西虹市首富》和《百万英镑》都讽刺了拜金主义，但细细看来，还是有很微妙的区别。

《百万英镑》讽刺的矛头是“向上”的，主要是英国资产阶级化的绅士和资产阶级；而《西虹市首富》讽刺的矛头则是“向下”的，主要是普通市民、边缘化的“民科”以及和王多鱼地位相当的庄强、足球教练等。

当然，《西虹市首富》里面也讽刺了一位精英，更准确地说是一位“候补精英”，西虹市当地的小公知柳建南。他靠道德演讲为生，但却成了影片中唯一突破道德底线的人。

编辑兼导演的闫川、彭大魔讽刺“精英”的胆量也就到此为止了。

 三 

不过，尽管《西虹市首富》的编导极力回避对当下中国精英的讽刺，但“电影的事实”却构成了对现实更深刻的讽刺。

在影片中，只有两个人在金钱面前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一个是股神“拉菲特”，另一个是夏竹。他们都来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

拉菲特虽然为了四千万的出场费，从国外飞来与王多鱼共进午餐，但这是他的生意，并不存在降尊纡贵的问题。相反，尽管午餐还没有吃完，但他发现王多鱼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又提出“包月”这种无礼要求，便拂袖而去，哪怕这会让他错失赚12个亿的机会。

夏竹是台北来的女孩，担任王多鱼的财务总监，虽然她对王多鱼疯狂花钱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完全没有想过利用这个机会狠狠赚一笔，反而一直在为王多鱼担心，不断提醒他理性审慎投资。最后为了一笔2000元的账目，不惜冒生命危险。

事实上，夏竹一出场，就是王多鱼、庄强被人碰瓷的场面，而她则是一副主持正义、敢于见义勇为的形象。

不爱钱、单纯、有正气、做人有底线，这在影片中是台湾女孩。影片中的大陆女孩则势利下贱，一副站街女形象。对比可谓鲜明。

《百万英镑》讽刺的是当时世界霸主老英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暗含了正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大陆新资产阶级的道德自信及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但在《西虹市首富》中，扮演道德法官角色，考验王多鱼，也考验所有西虹市市民道德水平的“二爷”，却是一位台湾富豪。其确定无疑的身份是一个1949年的逃亡地主，虽然在影片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命丧黄泉，但他的幽灵仍然可以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操控一切，受到所有人的顶礼膜拜。

1949年的逃亡地主在大陆人面前充当道德法官，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电影中了，在《北京遇上西雅图2》当中，也有这么一位装模作样的“张爷爷”【点击阅读】——这构成了对大陆所有参与创立新中国的老一代人的羞辱。

这就是“电影的事实”所展现的最深刻的讽刺——

大陆晚近四十年出现的暴富阶层，尽管从财富规模的角度看已足以令台湾、香港乃至西方的富人瞠乎其后，但由于其财富多属“逆取”，做贼心虚的心理使他们没有任何道德自信，甚至在台湾这样的破落户面前也自甘道德贱民，从心理上见到他们就像阿Q见到县太爷一样，先蹲下，顺势就跪下了。

这些年来，他们吹捧民国、吹捧张爱玲、吹捧国军，写《车欠土里》为乡绅翻案，也多与这种心理有关。

中国的新资产阶级及他们的代言人在文化上就这么点出息，还动不动就想推墙，他们真该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的脸！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