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标准”若不改变，“掘墓人”将会越来越多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习近平在北大的“五四讲话”已经有些日子了。我注意到，舆论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反倒是北大校长的“鸿鹄”段子，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全国大讨论。

众人当然可以从“鸿鹄”中读出很多精彩故事，并做出有益反思。但是，这样的问题导向，我并不以为然：在舆论对中国教育表面上关注的热闹背后，我看到的是：人们对中国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已经处于基本麻木状态。

这种状态同时也说明，习近平同志“五四讲话”的问题导向非常明确，那就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究竟应当培养什么人？

众所周知，之前以及当下高校的各种“一流”建设，无不指向“与国际接轨”、“向国际对标”。由此衍生出来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材内容、科研导向等等制度设计，毫无例外地，均是严格按照所谓“国际标准”来进行的。

 “必须按照‘国际标准’的要求，才能提升中国高校在世界中的地位”，这好像很“与时俱进”，听起来也十分地“高大上”。可问题的要害恰恰在于：这样的“国际标准”，到底是什么“标准”？这样的“标准”，到底是哪家的“标准”？

某些人人津津乐道的“国际标准”的内涵，我就不多说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所谓“国际标准”，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标准。

姑且不说意识形态的差别，即使从文化的差别讲，所谓以“国际标准”为标准，其实也不过是在为资本主义培养西方文化的接班人而已。

习近平同志说：“只要我们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有作为、有成效，我们的大学就能在世界上有地位、有话语权。”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一味地按“国际标准”打造中国教育，最终只能把中国打造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马仔。这样的马仔角色，能够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吗？

因此，中国教育今天面临的根本问题很清楚：按照所谓“国际标准”来建设中国的教育体系，来培养中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究竟培养的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呢，还是在培养社会主义的破坏者和掘墓人？

在这样的问题导向背景下来把握习近平同志的“五四讲话”，我们就不难理解讲话所具有的明确针对性，也就不难理解讲话所具有的根本性、历史性、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我要强调的是，“五四讲话”中提出的“3项基础性工作”，其实就是未来中国高校建设“双一流”应当遵循的三个基本标准。

 我尤其要强调的是，在“三项基础性工作”的要求中可以看到，政治方向、政治素质、政治工作是其中的基本逻辑，并贯穿于三个基础性工作之中：

第一，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

第二，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要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考虑大学师资队伍的素质要求、人员构成、培训体系等”；“教师思想政治状况具有很强的示范性。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让教师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第三，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立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来建设，可以借鉴国外有益做法，但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人才培养体系涉及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而贯通其中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是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我们的特色和优势有效转化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能力”。

窃以为，在建设各种“一流”教育的过程中（比如当下高校的“双一流”方案），中国高校应该认真对照习近平“五四讲话”所提出的三项基础性工作，看看现行的标准究竟是与之相符，还是与之违背？

联想到之前有人呼吁：必须以“国际标准”来要求中国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注1）——这其中暴露出来的普遍性误区和导向问题，难道不值得高校有关方面认真反思和整改吗？

 对照习近平同志的“五四讲话”，如果我国高校依然我行我素，不思整改，那么，我国教育就只能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破坏者和掘墓人的邪路中，继续堕落下去；而“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就会沦为一句空话。

注1：有人公开呼吁：“建设世界一流的经济学科必须坚持国际标准。所谓国际标准就是全世界公认的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水平”；“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国际评价标准主要是以学术为导向，极少考虑其他非学术评价标准。”（参：洪永淼：《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科》）

（2018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