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面对中国如何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时代课题，毛泽东在陕北简陋的窑洞中写下了《论持久战》。这一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从问题的提出到解决，都是围绕“战”展开的，但关于“战”的种种结论则是建立在对“人”的分析基础之上，集中体现为“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看到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与把“人”看作战争工具、看作有血有肉的自然的人相比，毛泽东论述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战争指导的理论大厦。

作为社会关系的“人”。抗日战争中，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社会变革迟缓相比，我们党不但在战场上创造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时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这深刻体现出对“人”的社会关系的深刻把握。《论持久战》一文指出：“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要真正把人力和人心凝聚起来，仅靠思想动员是不够的，必须通过一系列变革将人从旧有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激发人们进行抗战的主动性积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战争中人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动，直接影响着人的精神凝聚和力量发挥，进而影响军队数量规模、战法运用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抗战时，以马克思主义的非凡洞察力看到人的社会关系属性和社会关系变革对于抗战的重大意义。无论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提出，还是“三三制”原则的设计、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我们党着眼于民众利益诉求，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变革，逐步改造和重塑“人”的社会关系，“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从而真正凝聚起抗战的人力和人心。

作为战争体系的“人”。指导抗战，只看到人的一般社会关系属性还不够，通过社会关系变革所解放和动员起来的人，不必然导致形成进行战争的总体合力，还应把“人”放在战争体系中加以研究。战争，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体系的对抗，人、武器以及人和武器的结合方式是构成战斗力的要素。《论持久战》指出：“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要弥补武器落后等缺陷，就需要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把单个的人组织到战争体系当中，从而达到1+1＞2的倍增效应，形成战胜敌人的整体合力。《论持久战》阐述了游击战、运动战等在战争中的作用，并据此将“人”纳入到主力兵团、地方兵团、群众武装以及非武装群众组织中，从而构成了完整强大的对敌作战体系。在这一以广大民众为基础的武装体制中，各种力量和组织之间相互配合、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在群众性的游击运动中培养主力兵团，在主力兵团的帮助下造就地方武装，生动体现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对此，日军感慨地说：“游击战术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惧我扰’的方针，与民众一道反复进行顽强的战斗。敌人的武装力量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有层层的民兵和拥护者。”

作为发展能动的“人”。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之处，在于仅为一时段和一局部的敌我状况所迷惑，毛泽东认为这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敌强我弱的状况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变化的而非静止的。由此，《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人”，还是发展的、能动的人，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战争中人的精神觉醒和力量发挥有一个累积发展的过程，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征；二是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动态演进，并在此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由此，在实践中，一方面要看到“人”的发展性，才能不因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悲观失望，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判断形势和科学运用人的力量，《论持久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述了“英勇战斗”与“放弃土地”、“英勇牺牲”与“保存自己”等看似自相矛盾、实则相反相成的关系，强调要防止“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明确提出：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着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并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变化，最终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另一方面要看到人的能动性，即“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由此毛泽东进一步引申出“主观指导”的问题，提出指挥员要学会“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这一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论持久战》通篇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其中关于“人”的分析，构成了整篇文章立论的基础和精髓。掌握其中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思维方法，不但对于深刻认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