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评判还是一个话语权问题，人文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因此重要的并非饶宗颐个人有多少真才实学，而是关于“大师”的报道所反映出的媒体与学术圈这种怪现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却必须要吹捧民国多好多好，做学问却要先吹捧一下家学与家世，甚至研究“国学”也要让西方人来做裁判员……按这种标准弄出来的“大师”，我看还是少一点吧！

据新华社香港2月6日电，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当日凌晨在香港与世长辞，享年101岁。一时之间，相关消息刷爆了朋友圈。诸如“又一位大师走了”，“民国大师时代落下了帷幕”等等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主流媒体，更有不少人振振有词质问“为什么今天出不了这样的大师”?笔者在这里也以此为例想简单的谈谈，怎样才能够成为当下主流媒体所欣赏的“大师”。

首先，是要在政治上遵循主流媒体推崇的民国范儿。也就是说，必须要推崇旧中国，反对新中国，才有可能得到当下某些人的追捧。

比如说，很多人报道饶宗颐逝世的相关消息时，都纷纷拿出他当年的“名言”，如果不是在新中国成立时抛弃家属逃往香港，现在人恐怕都不在了：

【1949年他就到了香港，有个很有名的潮州商人，叫方继仁，问了情况之后就劝他不要走了留在香港。那时候饶公就一个人，他的家属、孩子都在潮州。饶公当时听从了方先生的建议，没有再回到潮州。因此饶公有那么一句话，他说我当时要是回去的话，我现在人都可能不在了。

郑会欣：国学大师饶宗颐为什么留在了香港?

http://www.sohu.com/a/221318913_563946】

当然，其一度留在大陆的家属肯定并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所谓迫害，不然的话早就会被今天的媒体炒上天。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在今天的某些人的眼中，新中国诞生本身就是最大的原罪，不管如何优待这些先前狂热反共的文人，一句“莫须有”就足以定罪了。

另外，作为这些大师们政治正确的另一面就是必然要对西方的殖民者顶礼膜拜。比如说，饶宗颐先生生前有一段名言，把新中国成立比作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宣称是“国际社会”给香港提供了避风港，同所谓国际社会自由往来才是他生命的根基所在：

【1953年饶氏曾借占拟今地说明：“建安那个时代，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可是荆州后来却有了一支学派，有了王弼等人的成就。比方说香港，其重要性我认为就等于那个时代的荆州。香港是个避风港，香港有这么多年的安定，离开政治与时代的风暴，很重要。你对照历史看，荆州不是太重要嘛，它只是一个过渡时期，香港也是这样，因为香港是一个可以同国际上来往的自由港。”他更表示：“有香港，才有饶宗颐这个人。”

胡文辉著,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08,第209-210页】

这是多么符合当下某些媒体的政治正确啊！大概和那个获得诺奖的“300年殖民地”言论差不多有一拼。问题是，老百姓是否愿意接受让中国香港化，让那些盎格鲁——萨克逊殖民者给这些大师提供“安定和平”的环境呢?

其次，媒体在吹捧一些“大师”时，往往不失时机地赞扬其家世、家学，彰显一种贵族式的精神传承，并以此感叹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再产生大师，“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比如说，现下媒体强调饶宗颐能取得成就的原因时，就比较典型地宣称其生活在一个传统文化浓郁的家庭，所以可以不上大学学到更广泛的东西：

【饶宗颐曾说，他人生的第一个导师是自己的父亲。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饶宗颐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培养了超强的自学能力，可谓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能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上大学，“因为大学能够学到的只能是一两个门类，但是父亲给我打开的天空、建立的基础是无科不修，按照中国传统的做学问方法，其实是文史哲相通，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

http://www.ce.cn/xwzx/shgj/gdxw/201802/07/t20180207_28099195.shtml】

不过媒体在描绘这种成功原因时，往往忽视了饶宗颐的父亲饶鄂开有四家钱庄，是旧中国的潮州首富。不要说在90%的人口是文盲的民国，穷苦人家根本没有条件读书，更不可能这么玩，就算是一般的小康之家，如果要是像饶宗颐这么玩，这一辈子也彻底完了。 但是，对于饶宗颐这样的一个首富之家、士绅名流，上不上学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不上学反而可以成为当“大师”的捷径。虽然说饶宗颐初中毕业就辍学了，根本不具备上大学的条件，但是反而在18岁的时候就被招入中山大学的广州通志馆。20岁的时候，他又进一步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 

当然，这些所谓的破格录用也都是有着充分理由的。比如说，据说饶宗颐在14岁初中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写了《顾亭林学案》一书，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所以才能够一再被破格录用。但这种条件和际遇，是大多数人所不可能有的。因此，与其说成功的“大师”往往是因为家学渊博，还不如说是那个年代为极少数人垄断的财富与学术地位、高度集中的文化资源，才是造就少数“天才”“大师”的首要条件。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大多数平民百姓的子弟，连识文断字的机会也没有。这种极不平衡的局面，要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全民扫盲、普及义务教育等一系列亘古未有的举措，才逐渐打破。建国后似乎是少了“民国大师”那样一些“天才”“通才”“奇才”——这点也是现在的媒体每每揪住不放的，所谓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等等——但新中国却使得大多数人有了基本受教育的机会，获得了基本的知识技能，更让许许多多此前根本不可能有条件的穷苦人、平民百姓的孩子，得以进入高等院校，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没有了民国出来的那一类“大师”，却有了一批批贡献于社会国家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科技成就，有了社会整体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与相对平等。

因而，民国之所以有鹤立鸡群、超出同辈的“大师”们，是因为整体水平太低；现在所以少见那种显赫耀眼的“大师”，是因为整体水平大大提高，有才能的人太多了。实际上，我们周围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绝不少见，不乏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人。并且因为时代的进步，当今年轻一代的人才，知识结构更为全面，不像民国大师们那样，往往只有人文素养，而缺乏科技领域的知识、才能，缺乏真正世界的、现代化的眼光。只不过社会整体水平提高，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大家不会大惊小怪、奉之以“大师”罢了。举个例子，晚清民国时候，一个人取得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在当时就是非常少有的资历，回国后眼界、地位自然高出同辈不少；而现在出国深造的人太多了，即便不出国，各方面获取最新知识技能的渠道也多得是，并且大家还在各种网络平台上相互交流知识经验，互通有无，全球一体。出国的机会增多了，知识的渠道拓宽了，“海归”的光环也就不再那么大，国外教育背景、学术头衔也不是多么令人仰望（虽然还在起作用）；除了高晓松那类人，也不会再有人像胡适大师那样热衷于在西方国家拿荣誉学位，到了病态的地步。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不用指望一两个“大师”来引领学问了。这是民族的福音，不必为个别“大师”们的远去而悲哀。

还有，媒体热捧的“大师”，往往需要得到西方国家的赏识。哪怕是中国文学或者中国历史这样的学科，西方国家的奖励也是当“大师”的重要标准。

人们在谈饶宗颐的成就时，往往称其为“国学大师”，但是其所有的奖励都是在国外获得的。比如说，许多媒体在纪念其逝世时，都要提到他作为国学大师最出名的代表作是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得法国汉学儒莲奖，被称为“汉学界的诺贝尔奖”。类似这种外国大奖，为他的大师光环加分不少，但是，以西方人眼光为标准评判研究中国“国学”方面的著作，学者，这本身是值得讨论的。相比之下，其他因为政治、文化原因，没有进入西方人法眼的学者，是否就不是“大师”呢？

就拿甲骨学水平来说吧，不要说老一辈的郭沫若，就算是和饶宗颐差不多同时代的胡厚宣、唐兰这些水平难道就差了吗?比如说，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这种立足祖国大陆、基于全世界甲骨资料的大型集体工程，比起饶宗颐在大陆之外靠少量材料研究阐释的著作，恐怕是更全面扎实的。再比如说，唐兰在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贡献，三四十年代就有很大的影响，到1974年还发表了《黄帝四经》、《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西周青铜器铭文史征》等诸多重量级研究成果，然而这些很难在当下被主流媒体提及。

问题是这些建国后留在了大陆的学者，即便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在中西对峙的年代也很难像饶宗颐那样，得到西方学术评议机制的肯定。因为在西方获得奖项首先要有西方人的申报与推荐。像饶宗颐获奖就是通过戴密微这样一个法国人申报与推荐。因此，在当时双方对峙的环境下西方国家根本不可能授予大陆学者任何奖励，他们本人也不会去这些国家申报奖励，自然也就不能像饶宗颐这样成为“大师”了。至于这种情况是否公平，今天的主流媒体与学术圈是不予考虑的，毕竟当下的“国学”某种程度上也是要把西方国家的赏识视做评判标准的。以至这些媒体对于郭沫若这样民国时代就已经成为领军人物的学者，也是除了谩骂还是谩骂，更不要提封为什么“国学大师”了。

可笑的是，尽管今天的学术圈与主流媒体拼了命的想要得到西方国家的赏识，但是西方人却往往并不太看得起他们。包括饶宗颐这样的“大师”也是一样，他在香港大学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讲师，连个副教授也没评上。以至于一再吹捧旧香港伟大的饶老先生提及此事时，也不禁有点牢骚，觉得当时英国人看不起中国人。

最后需要说明一下，笔者对于饶宗颐先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感。至于说，有人认为他落水当过汉奸，他的学生表示他在抗战期间是不断逃亡的，但问题是先落水又后悔的人也不少;有人指责其在新中国成立时把大量的珍贵古籍掠到香港，他的学生表示他在香港居住的房子并没有多大，却说不出他做学问的资料来源;还有其在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很快跟着尼赫鲁的秘书跑到了印度，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又跑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等等一系列研究路线图也颇为耐人寻味……但是，这些事情毕竟证据不太足，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

说到底，“大师”评判还是一个话语权问题，人文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因此重要的并非饶宗颐个人有多少真才实学，而是关于“大师”的报道所反映出的媒体与学术圈这种怪现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却必须要吹捧民国多好多好，明明是在谈学问，却要先吹捧一下家学与家世，甚至研究“国学”也要让西方人来做裁判员……按这种标准弄出来的“大师”，我看还是少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