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就是陈寅恪的对抗战的态度和立场：先把所有中国人打进“下愚而上诈”的不可救药的粪坑，再预料“七七事变”的结局——“必为屈服”;而后再假设一旦抵抗，就会“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因而“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不如不抵抗，一边磕头苟活，一边向南逃窜，可得“偏安苟存”。这样的言论，和胡适的卖国有一拼。

《南渡北归》中的“民国大师”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虽说他们没有直面日寇的刺刀和枪弹，但是，为了躲避日寇的兵锋，一路向西南的逃亡，也让他们受了很多苦楚。那么对于抗战的立场/态度，不出意外的估测，应该是坚决支持的。可是，细看《南渡北归》，这样的估测却与当时的事实有极大差距。在本人写的《竟把豺狼当庸狗——<南渡北归>里的洗地术》里，已经有个胡适“胡大师”的投降嘴脸亮了一回，可见，所谓“民国大师”的“血”，未必见得都是热的。那么，其余的“大师”们，以及不是“大师”的诸位教授们又是如何?胡适是个特例么?我们再翻找《南渡北归》。

我们先看闻一多先生的回忆。这位先生是名副其实的民国大师，血是热的!他的一段回忆内容在《南渡北归·南渡》381-382页上有：

【“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了。”又说：“在蒙自，吃饭对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的可怕……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说‘我说要败了，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

看，这个真正的民国大师，热血的闻一多先生，竟然被一帮子对抗战冷嘲热讽的冷血分子包围着!这帮冷血分子里头有没有声名灌耳的“民国大师”呢?好像没有，原文里只点了这样一个人的名字：

【闻一多所说的“败北主义者”代表人物，是联大法学院教授陈瑾琨，此人不但在饭桌上公开宣讲他的败北主义，在课间也对学生大讲中国亡国论，不少教授对其说辞大为不满，但此人却不以为然，甚至大放厥词，公然宣称做汉奸未必个个都是坏人，都要遗臭万年等。】

在抗日的大后方有这样妖言惑众者，很奇怪，这个国民政府开设的联合大学怎么就容得下这个败类?为什么不将此人处决清洗掉?为什么?原因不外闻一多先生所说，这样的败类不是一个，是“一群”。有法不责众的有恃无恐的胆量啊!

岳南先生在《南渡北归》中，为之猛吹喇叭的这个“西南联大”里，有汉奸!

话到这里，问一下《南渡北归》的岳南先生，你在《南渡北归》里，对中共讥诮谩骂的地方多多，可是你找到什么材料看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有这样的人渣么?!抬一个，贬一个;赞一个，骂一个，无非就是有没有汉奸的区别么，你为啥给有汉奸的那个地方吹喇叭?为什么对严惩汉奸不宽贷的地方无休止地、夹枪带棒地谩骂?

话题拉回。

不过呢，这个陈瑾琨到底算不上什么大大有名的“民国大师”，那么，真正的“民国大师”对抗战是个什么样的态度/立场?且看《南渡北归·南渡》382页陈寅恪的表演：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星期后的7月14日，陈寅恪在清华园对吴宓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

上述这段对话，原载于《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南渡北归》予以高度推崇。这就是陈寅恪的对抗战的态度和立场。先把所有中国人打进“下愚而上诈”的不可救药的粪坑，再预料“七七事变”的结局——屈服，对日寇屈膝投降;而后再假设一旦与日本开战，就会“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结论呢，不如不抵抗，一边磕头苟活，一边向南逃窜，可得“苟安”。这样的言论，和胡适的卖国有一拼。

《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

《吴宓日记》1937年7月21日

研究中国历史，就研究出这么一个结论，不知一大堆书念到哪里去了?这位被岳南先生称誉为“三百年来一大师”的陈寅恪对抗战的看法比胡适高明不了多少。斯文一点评价——汗颜;如我这样的草根，只能不客气——什么玩意儿!你怎么着也比一线与日寇对阵的战士活得滋润，怎么说出的话这么让人扎心?

对陈寅恪的卖国言论，岳南先生要洗地：

【作为史家的陈寅恪以史观今，企图“在史中求史识”，寻找“历史的教训”。而中国漫长的历史留给后世的一面镜子，就是立足于中原的封建王朝三次南渡未归而终至灭亡的事实。这个事实在陈寅恪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并投下挥之不去的阴影。晚晴消亡，民国兴起，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刚刚缓过一口待死之气，又遭逢日本小鬼入侵，按照中国的军事实力与国人“上诈下愚”的德行，实难与雄视亚洲，具有超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日本帝国抗衡。】

陈寅恪的卖国言论，岳南先生深以为然。

对于这个“南渡必灭亡”的史实，还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也有揭示，岳南为陈寅恪洗地的文字就脱胎于此，现在转来请围观：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

无论是陈寅恪的卖国言论，还是“联大”的碑文，再或者是岳南的洗地文字，他们所解释的“南渡必灭亡”是在“家天下”的时代被消灭的“一家一姓”的政权。这样的政权是否等同于帝制灭亡后共和时代的中国?固然，当时的中国，想做皇帝的大有人在——袁世凯，以及身披共和外衣的蒋介石。但是，它们真正统一中国做了皇帝了吗?蒋记民国时候，中国的统一徒具虚名，那么，倘若蒋记民国如陈寅恪所说因为抗日完蛋，只是蒋记民国完蛋而已，根本不等于亡国。不见得就没有比它更厉害的政权能抗日成功。相反，蒋记民国完蛋，中国才会有一个纯然的抗日大环境让矢志抗日的政权专心抗日，不必有“皖南事变”;不必有40万大军封锁陕甘宁;更不必出现有中央军的地方，就有搞摩擦的无谓内斗。

而且，揆诸史实，蒋记民国也没有完蛋么，不光没完蛋，从1941年-1945年，国军的规模还从425万人扩编为681万人!也就是说，借着抗战的名义，蒋记民国增兵接近260万，看起来，这位陈寅恪先生，这位“陈大师”用史实类比现实“以史为鉴”的功力实在是差劲儿得很。倒不知此人的一堆书，念到哪里去了?岳南先生的那句“三百年来一大师”实在是谬赞了!

再进一步的考察史实，蒋介石的抗日，多一半是借着抗日的名头清除异己。把杂牌军推上抗日第一线被日军消耗，为保存自己的嫡系逃离抗日第一线争取时间。被果粉岳南先生盛赞的张自忠、佟麟阁等将军及其部队难道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

所以说呢，陈寅恪的卖国言论，多一半是学力低下的缘故!他的那些脑筋全在“廿四”史里打转转转，全没有跳出“家天下”的圈圈。就算此人是留过洋的，被“声光电化”淘洗过脑筋的，可是，他的脑筋出不了老朽冬哄的学究壳壳!顾炎武老先生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就是告诫读书人做学问要把书本和现实结合，做有创建的真学问，而不是泥古不化的书呆子。可是，照陈寅恪的卖国言论看，就是一个泥古不化的书呆子。“百无一用是书生”算是把陈寅恪这路人说到家了。这样的陈寅恪，研究出的学问，对中国有用么?!

其实呢，就算是在“廿四”史里打转转，也得不出“南渡”政权一定亡国的结论。为什么？因为这三个“南渡”政权除了南渡，还有别的作死勾当把自己一步步的往死路上推，没有这些作死勾当，不见得就能玩蛋。

司马睿南逃建立东晋，对矢志北伐的祖逖收复故土，拉胳膊拽腿没完没了的掣肘，就凭这一爪子，这样的政权要是不完蛋，天理也没有了。刘裕北伐，那个攻势凌厉啊!不过，一门心思想篡位的他首先考虑的是石头城里怎么样，石头城里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打道回府。固然，这样的北伐虎头蛇尾，功亏一篑，但是，怎么说南渡政权也不白给!

刘裕

靖康难后，昏君赵构往南边逃窜，架空了宗泽，罢黜了李纲，在屁股稍微稳当后重用秦桧，残杀岳飞，做孙子弄“绍兴议和”，这不是在作死么?这样的政权要是不完蛋，上哪儿说理去?南宋政权完蛋，首先残杀鹰派就罪不可赦，它们完蛋和南渡不南渡没关系！

明朝残余在南京的那个弘光朝廷，为首的那个弘光皇帝，这是个没心没肺的奇葩，它令大学士王铎手书对联一副“以明心志”：

【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

在当时的糜烂世道下，这样的货色，就是一个奋勇向前勇跳坟坑的主儿!1644年除夕，大臣们见它很不高兴，有人以为它想崇祯呢;有人以为它操心前方打仗的事情，谁也没想到它说出的答案是这样：

【朕未暇虑此，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

我哪有时间想什么先帝崇祯呐，我哪有空想前方打仗呦!戏班子里没一个长相周正的戏子，我看着不爽，我想在民间海选“超女”进戏班子，诸位爱卿赶紧了给我操办去!

这是弘光。弘光重用的马世英、阮大铖卖官鬻爵搞“创收”……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渣渣，可以在史书上找么!上上下下都是一帮子血冷心凉的奇葩，这个南明不完蛋，绝对能颠覆所有人的认知常识了。

看看，这就是明朝南渡朝廷的糗样子，这样的南渡政权要是不完蛋，等什么?

这都是在“廿四”史里能找到的作死原因啊，居然就被“民国大师”无视了，一张嘴就是南渡必完蛋，这都是什么学问见识?!

依上所述，岳南所谓的“南渡”政权必完蛋，就是放在他打转转的“廿四”史里说，都有该死的原因，都有作死的勾当，南渡不是原因。有这样的“历史的教训”，可谓糊涂!他的糊涂脑子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三个癌症晚期进了医院都死翘翘了，所以，岳南就说了：去了医院的就都是死人了。《南渡北归》的作者就用这个逻辑替卖国言论洗地。

陈寅恪的卖国言论，全立足在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中，这个看法，五个字——“下愚而上诈”中。

先说“上诈”，无非是蒋记民国的高层是一伙子说人话不办人事的恶棍，一群恶棍领导抗战，必然言不由衷，必然打自己利益的小算盘，绝对不出全力抗日;但是，除了蒋记民国之外，还有陕甘宁的中共。在蒋记民国把嫡系拼命向西南收缩保存实力的时候，中共的军队倒是从陕北迎着日本的兵锋东渡黄河在山西和日寇拼死游斗，渐渐地把战场扩展到河北、山东、察哈尔、河南;在江南也有中共的新四军在和日寇对阵。

不过这样的真正抗日者，是不入陈寅恪的“法眼”的。这个，有陈寅恪的诗和吴宓的解说作证。这些文字都在《南渡北归·南渡》385页上有。陈寅恪的诗是这样的：

【天际蓝霞总不收，蓝霞极目隔神州。楼高雁断怀人远，国破花开溅泪流。甘卖卢龙无善价，警传戏马有新愁。辨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

同页有陈寅恪挚友吴宓对这首诗的解读：

【按吴宓的说法，“蓝霞”二字出吴文英《莺啼序》末段，而寅恪用之指蓝衫党通称蓝衣社及红军。“寅恪之意，吾能识之。吾爱国并不后人，而极不慊今日上下之注重‘革命’等观念，而忽略中国历史文化之基本精神，日本俘虏亦有能言此者，见报。此则二十余年来学术思想界所谓‘领袖’所造之罪孽，及今而未已也。”】

按吴宓的解释，“蓝”和“霞”分别指国民党军和中共的红军。在吴宓看来，“忽略中国历史文化之基本精神”的“革命”是很让人不以为然的；“日本俘虏亦有能言此者”，大概是说中国人当时口中的革命乃是异邦传来的玩意儿，实在不算中华正统。

陈寅恪本人对中共什么态度呢？上述《蓝霞》诗中，他把发动民众、抗日救亡的中国共产党跟压迫民众、避敌卖国的国民党当局相提并论，把两者之间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斗争简化为“此恨绵绵”的争端。其首句“天际蓝霞总不收，蓝霞极目隔神州”，其含义大概同吴宓“极不慊今日上下之注重‘革命’等观念，而忽略中国历史文化之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此外，据考证，陈诗中“甘卖卢龙无善价”，是在用旧时特指割地求和的“卖卢龙”典故来指中共向国民党“委曲求全”，认为这是一种纯粹为了自身利益的实用主义。[1]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将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民族大局为重呼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正义之举贬低至此，并且十分轻蔑地诅咒道“无善价”，可想而知，力图抗日的中共在陈寅恪眼中是什么样子。

现在就来谈谈为民国大师们不以为然的“革命”。大略来讲，“革命”指代自下而上的剧烈变革，总是因为上层极度混蛋，逼得下层不得不这样——如孙中山推翻满清，中共扫灭蒋记民国。从陈寅恪的诗和吴宓的解读来看，他们对包括此前的反清革命和中共的以马列思想为指导的给中国赤贫草民求活路的革命，都是不以为然，甚至“极不慊”的。对中共领导的革命缺乏理解，甚至站在看笑话的立场（“甘卖卢龙无善价”），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解放后中共中央对陈寅恪委以重任——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他会以“不宗奉马列”与中央讲条件。原因就是他根本不认可中共领导的，以“马列”为指导思想的革命，那么他是否认可这个新政权很可怀疑!既如此，遑论为这个新中国的学术事业做贡献?

固然，中国的古老典籍《周易·革卦·彖》里就有“汤武革命”字眼，但是，中国古文化中的“革命”，不过是杀了皇帝做皇帝，家天下轮流做——“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而已，那么，这样的“革命”在进步的共和时代还能重演么?理由呢?!打破“家天下”的桎梏捆绑，中国才能有好的发展，从外国引进新思想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变”字在起作用!这样的“变”，孔子之后第一真儒荀子老夫子就说过：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固然荀子的历史观是一种“剥极而复”的循环史观，远不及进化史观先进，不过，穷则思变的思维却比“大师”们身在民国诋毁革命的向后看要进步的多。荀子老夫子的话中真意，这个陈寅恪根本领会不到，居然把“中国历史文化之基本精神”固化为家天下时代的垃圾永世流传了，这个陈寅恪真明白中国文化么?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中固有的求新求变的“因子”实际上是没领悟到的。倒不知这位岳南先生从哪里就看出此人是什么“儒”，倒不知陈寅恪怎么就成了“三百年来一大师”!

看不惯共和时代，见不得“革命”风潮，枉自放洋留学若干年，却“身在共和之世，心在咸同之时”，见识还不如光绪朝的“诸君子”，陈寅恪么，不过清朝遗老遗少一路人物!试问，这样的“遗老遗少”能教出什么样的经世之才呢?!

所以说呢，对中共的抗日，他是看不上眼的。不过相对来讲，蒋记民国的高层，与满清时候的高层类似，都是财势一族，所以他对满嘴“仁义道德”，时不时“子曰诗云”的蒋介石，以及蒋记民国认可度要高得多，哪怕这个蒋介石是“上诈”者!那么，蒋记民国，以及名义上对蒋记民国服从的各路地方军阀被日寇一个个的修理溃败，他就认为是“亡国”，就认为不如屈膝投降，保存蒋记民国这个尸居其位的牌位在“华南”。为了一个牌位似的政权苟安，卖国也无妨，这不也是前清“李二先生”的做派?问题是，历史上的江南，在中国这个陆权国家的战争史上，有一条长江阻隔，那是可以偏安、苟安的一道屏障;可是，日本当时有相对于中国来讲十分强大的海军，那么江南也好，华南也罢，都不可能偏安、苟安! 所以，对付当时中国的国难，唯有奋起一搏，“打了再说”!

陈寅恪既然认为蒋介石，以及奉蒋记民国为“瓢把子”的各路军阀都是“上诈”者，那么，“下愚”者也只能是当时中国的草民了。那么，当时中国的草民真的“下愚”么?

这样的评断就是污蔑!可做反证抽脸的是“五四运动”。这个运动的主体固然是学生为主的罢课、走上街头的示威行动，但是，在这个运动感召下，那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罢工。这个大罢工之后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徐世昌辞职。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拒绝在“山东问题”的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这样的斗争结果，这样的维护主权，这样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中国的工人——被陈寅恪污蔑为“下愚”的工人，出力很大!抗战之中，被蒋记民国视为生命线的“滇缅公路”那是谁修的?难道是陈寅恪这路“大师”级别的“上智”者们?不是，那是滇西15万各族人民用血肉铺就的。就是被陈寅恪污蔑为“下愚”的中国最底层百姓用血肉筑城的。如果真的“下愚”，哪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付出生命代价在险山峻岭中筑路不止?

只有血冷心凉之辈才能把中国百姓说成是“下愚”!

岳南先生，对照以上两个例子，你觉得，陈寅恪的血是热的，还是冷的?

其实呢，哪怕真有中国百姓不知抗日为何事，那么，你这个“民国大师”就不能教化么?当时无数的大、中学学生在抗战时期走上街头用“街头剧”这种形式启发民智，教化百姓为抗战做贡献，《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都在当时影响巨大，都是在教化百姓启发民智投入抗战，而率先投入抗战的中共也非常注重支持、发展这样的青年进步力量。这位被岳南先生称之为“三百年来一大师”的陈寅恪做过类似的事情么?为了不冤枉好人，我找陈寅恪“大师”的“闪光点”。可是我找了许久，在陈寅恪先生的事迹中找不着这么光辉的闪光点。这位陈寅恪先生，这个对“革命”很看不顺眼的，主张对日屈辱、抗战必亡国的“三百年来一大师”对抗战一件有益的事情也没做，反倒是对着抗战大业胡说八道!

这算什么大师?!

与这位陈寅恪“大师”堪为对照的是杨树达先生。这位杨先生在抗战中作《春秋大义述》，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内容为抗战凝聚人心，声援抗战。《春秋大义述》的写作动机如下：

【此忧时发愤之作。时日本疯狂入侵中国，践踏华夏，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杨树达自念荏染书生，且年已衰暮，不能执戈保国，遂效先圣述《春秋》之义，撰为此书以授生徒，以复仇、攘夷为大义，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期使圣学明而民志定，正义立而战祸平。病《春秋》大义散在各篇，初习者不便阅读贯通，乃取大义比近者聚而群分之，立文为纲，而以经传附其下。欲令读者每习一章，即明一义，凡得二十九章(篇)。】

这段话说得明白，就是要以儒家学问里的《春秋》大义凝聚人心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这部书开篇就把“荣复仇”、“攘夷”放在前头，明明白白的说：要对日寇血债血偿，把日寇逐出中国!

在当时来讲，这是一部文化精英写给准文化精英们看的书，固然离草根很有距离，但是，其中的拳拳报国之心，却绝不是胡适、陈寅恪之流可以比肩的!这才是真儒，真大师，真正的民国大师!

岳南为这样的大师下了多少笔墨?

南渡的“民国大师”里有软骨头，“西南联大”里头有汉奸!好一个《南渡北归》，你为什么样的人洗地吹喇叭?!

注释： 【1】2017年第二期，102-103  [1]从陈寅恪的讽谕诗读他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上)，《文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