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节期间,和一位朋友游览香港。那晚,漫步星光大道,夜色下的维多利亚港美轮美奂。
突然,朋友对我说:“这香港都回归快20年了,怎么还叫维多利亚港?我们是不是收回来一个假香港?!我们应该给它改名,改为‘小平港’!”
朋友的话令我沉思。是啊,香港回归快20年了,“维多利亚港”,这个带有明显殖民色彩的名字,还像一座大山一样,重重地压着香港民众。
维多利亚港,来自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她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长达64年(1837—1901),她在位期间是英国强盛的“日不落帝国”时期,她登基仅三年,便在1840年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同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岛。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署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1861年1月,英军占领九龙半岛。同年4月,将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的海港,命名为“维多利亚港”。
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长达150年的殖民历史中,以英国皇室成员、港督、殖民地官员、英军军官命名的街道有几百条,遍布香港的大街小巷。如比较知名的有英皇道、皇后大道、太子道、公主道、干诺道、爱丁堡广场等等。
(二)
透明历史烟云,我们仿佛回到那个峥嵘岁月——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与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谈判刚开始时撒切尔夫人盛气凌人,表示可以把香港的主权还给中国,但管理权还是英国的,她的意思,“如果离开英国的管理,香港就乱了”。
就在撒切尔夫人不停地说,甚至以“考虑非和平的方式保留香港”相威胁的时候,小平同志突然讲了一句话,让撒切尔夫人脸色都变了——
“中国人穷是穷了一点,但打仗是不怕死的!”
撒切尔夫人愣了很长一段时间,退场的时候,神情恍惚,落寞地从门口走出,沿着北门那长长的台阶缓缓而下。当她抬眼望见石阶右下方的记者时,突然习惯性地绽开笑脸,转过头来向记者点头示意。然而,当这位一向注重仪表、举手投足极有分寸的“铁娘子”走到倒数第二级石阶时,右脚滑了一下,身体顿失平衡,栽倒在石阶下,单腿跪倒,皮鞋、手袋也被甩到了一边。
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写的回忆录里说,那天晚上到钓鱼台宾馆,撒切尔夫人就对他说:“他(邓小平)这个人好冷酷无情呀!”
后来撒切尔夫人到美国访问时,曾谈到当年为何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摔跤的事情,她说是由于当时精神恍惚。撒切尔夫人也曾向外界透露,她在步出人民大会堂后就在想,为何这么矮的邓小平在会谈时会这样粗鲁。
这是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进行的最关键的一次会谈和较量,后来小平同志称之为“定调子”的会谈。第一,中国决心按照“一国两制”的设想,于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第二,希望中英合作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如谈不成,中方将单独采取行动;第四,如出现动乱,就将采取非和平方式提前收回香港。
(三)
世界上,任何一个曾经被别国进行过殖民统治,重获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进行大量、细致的“去殖民化”的工作。
印度独立后,为了去除殖民地痕迹,各地纷纷将英语化地名改回使用本地语言的原来名称。例如1995年,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由英文的BOMBAY改为由当地马拉蒂语拼写方法的MUMBAI,1996年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由当时的马德拉斯MADRAS改为现在泰米尔语的钦奈CHENNAI,而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也在2001年由英语式的CALCUTTA改为当地语言拼写的KOLKATA。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立即进行“去殖民化”工作,取消日语教育,停用日式教材,禁止使用日本名字。李登辉原来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岩里政男”,蒋到台湾后,改回李登辉了。今天的“台独”分子,不管是陈水扁,还是苏贞昌、蔡英文,都讲一口标准的国语。这是因为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的都是国语教育。
然而,回归后的香港,几乎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动作。“维多利亚湾”,今天还叫“维多利亚湾”。“麦理浩道”,今天还叫“麦理浩道”。
最重要的是,香港的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教育体制、学校教材,都叫“一国两制”,纹丝不动。
金一南将军接受专访时曾坦言:香港回归以后的去殖民化工作做得不够。表面上看给了香港最大的宽松环境,实际上给香港治理留下了巨大隐患,使一帮人为所欲为,没有规矩,没有分寸。中国有句话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些没有规矩,为所欲为,给香港带来的乱象,最终祸害的是香港。
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中央政府给香港提供了一切优惠,香港财政不仅不用向中央财政上交一分钱,而且当香港财政有困难,包括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中央财政还对香港提供大量补贴。驻港部队不花香港一分钱,全部由中央政府补贴,这是前所未有的。
“港英”时期,英国每年从香港拿走了多少利润!英国驻港部队最多时达到五万多人,大部分开销由香港财政负担。
金一南将军认为,香港财政不给中央财政交一分钱,是有问题的。因为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地区不向中央负担财政义务。而在给香港提供肉蛋禽、电力、淡水等方面,中央政府都力所能及地给予了极大优惠。
金一南将军还认为:“这种去殖民化的工作应该从基础上做起,我们过分地拘泥于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这样就什么都不能动。去殖民化工作非常艰苦,但必须做。这与‘一国两制’毫不矛盾,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获得独立之后都要进行的。”
(四)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有没有进行过去殖民化呢?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在法律和行政的层面,特区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去殖民化的努力。
最外在的表现,是香港各类政府机构中,名称发生了更改,皇室标志被取消,英国人的各种画像、指示等被撤除。比如,“英国皇家警察”的名称被更改,皇冠等标志被撤除。
还有,就是香港公务员心态的转变。据一名前港英政府司长回忆,他们上班时会收到伦敦发来的传真,上面写满了当天要进行的工作,然后他们会按照伦敦的指示工作。回归后,按照港人自治原则,他们工作的自主性更大。
但是,为什么回归以来,去殖民地化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香港不但舞照跳、马照跑,而且“维多利亚港”依然还叫“维多利亚港”呢?
主要是香港是在中英两个国家,首次以“一国两制”方式处置殖民地的纠纷,这在世界上尚属首次,没有先例可循。与通过战争夺取一地、或者通过革命颠覆政权的强力颠覆模式不同,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以来,除外交、国防及基本法修改解释权、重要官员任免权外,把绝大部分的权力都让渡给特区政府。
香港回归近20年来,除了在涉及政制改革、居港权等问题进行释法外,中央保持了高度的克制,不干涉特区政府的具体运转,对现行的司法、教育、宗教、新闻文化等领域也未作任何重大调整(换句话说,也缺乏有力的支持力量和方法手段)。这使得大量具有浓郁殖民化色彩的地名一直保留至今,而各种英国皇室成员的塑像依然矗立在香港各地。
(五)
那么,香港民意是否支持去殖民化呢?
2016年底,香港特首选委会选举结果,可以作为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窗口。泛民派席位从2006年起逐年增加,上届共获得205席,此次的325席首次超过全部议席的1/4,创造了历史最佳战绩。这就意味着,一向选择和中央对着干、向中央漫天要价的泛民,在政治版图中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乃至能够在特首选举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回归20年来,在肯定“一国两制”取得巨大成功、香港总体保持繁荣稳定的前提下,我们也必须要思考,到底有哪些因素导致政治生态更趋复杂,以致陆港矛盾冲突不断加剧,而不是越发融合;香港社会政治化氛围越发浓郁,而不是固守工商城市的本色;香港青年对抗中央的情绪越发激烈,而不是为中国人的身份感到自豪?
原因一:人口。在香港人口中,在国共内战及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逃港者占据不小的份额,他们固守着反共立场。对于有些“遗老”及其后代来说,宁愿在英国人统治下生活,也不愿意在中共管辖下生活。
原因二:传媒。香港媒体向来打着“舆论自由”的旗号,但是在港英时期,他们敢批评中小官员,却从来不敢批判港督极其背后的英国宗主。相反,传媒上关于内地的报道,大部分是负面的、灰暗的,夹杂着很多政治谣言。在长期正负两极化的舆论基调下,民众愿意选择“光鲜亮丽的皇室”,还是“灰头土脸的土共”?答案可想而知。
原因三:教育。香港的中小学教育资源,大部分控制在亲西方的宗教力量手中,学生从小开始就接受西方的教育方式,大学大部分使用英文教学,在本地拿到本科学历后,很多人以到英美读个大学为荣,这样回来也很容易进入大公司、拥有高薪。长期的英式教育,使得香港的群众对西方文化有心理上的亲近,也愿意保留英式的地名。漫步香港街头,各种书摊上很多反华的书籍公然叫卖,在某大学旁边的一个大型书店里,更有一片专门的区域出售各种反华书籍。
原因四:民粹主义盛行。不可否认,民粹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已成一种趋势,香港也不例外,突出的表现是本土思潮、乃至“港独”思想。比如,很多香港年轻人抵制普通话、简体字,要求“捍卫”粤语、繁体字作为“正体字”的地位。他们心心念香港曾经的繁华,又不愿意接受香港逐步被一些内地城市超越的现实,把一切不如意都归结在主权回归之上。他们本能地抵制任何对旧有文化的改造、旧有建筑的拆除,比如于2006年发起的“反中环天星码头拆迁”事件。他们打着“拒绝洗脑”的旗号,发起“反国教运动”,致使中国历史在香港教育中只是一门选修课。这些年来,香港青年的政治倾向更趋激进,还呈现出低龄化倾向,频频成立“政党”、发起各类暴力事件。可以相像,一旦启动修改地名活动,必然会遭致青年团体以“捍卫香港共同记忆”的名义进行反对。
其他方面还有很多因素,不一一赘述。概而言之,香港社会目前并没有推动更改地名的内在动力,更遑论其他领域的去殖民化了。
(六)
前段时间,香港的立法会,所谓的一些候任议员的宣誓直接侮辱中国,用一些非常肮脏的,连西方都不说的那些话辱骂中国,称中国为“支那”,并把有“港独”、“香港不是中国”字样的披巾披在身上进行宣誓。
说起这些事,朋友咬牙切齿,非常愤怒。
“港英时期,香港人为什么对英国人从来不闹不折腾,今天却对中央政府闹成这样?‘港独’分子那么怀念‘港英’时期?”朋友不解地问我。
“你知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我问他。他摇头。
我跟他解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受虐者在受到生命威胁情况下与施虐待产生非敌对的、甚至是亲密的感情关系。“这是受虐者对施虐者的依赖,是受虐者对施虐者的共存感。”我对他说:“某些香港人就是如此。”
朋友还是不解。我进一步跟他说:“我举一个例子。当年的英军军营里,有很多佣人,有些是香港本地人,有些是其他亚裔人,在香港他们属于下等居民,英军对他们非打即骂。人民解放军进驻后,帮助他们打扫卫生清理营院,他们竟然拿着扫帚追打解放军!”
朋友更加气愤。他很是不解地问我:“为什么中央对香港如此纵容呢?”
我想了想,问他:“你在家犯点小错误出了小毛病,你母亲会打你不?”他摇摇头说:“不会!只会简单说几句,教育我下次注意。”
我又问:“如果你犯了大错误呢?”“那她会打我的屁股,会狠狠地打。”
我说:“这就对了!香港就是祖国的儿子。母亲对儿子,难免会有一些娇惯。但如果儿子犯了大错,母亲是不会饶恕的!”
紧接着,我又问他:“如果你们家的小弟从小走失了,多年后才回归家庭,你母亲出于慈爱,会不会更加娇宠。”
他说:“那会的!母亲会觉得亏欠了弟弟,会对他更加好的。”
(七)
本来,香港学者和大陆学者共同编纂了一套香港的教材,由于不少人反对推行不下去。因为那份教材里教了国旗、国徽、国歌、宪法、国体。
国旗、国徽、国歌,是一个国家的图腾。今天连这些都没有进入香港教材,怎么能培养出一代的国民?!
所以,今天连所谓的立法会的议员,都敢披着“港独”旗帜,敢在宣誓时利用誓词辱骂中国。而且非常荒诞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竟然用英文宣誓。
试问,在美国成为美国国会的议员宣誓时,可以拿中文宣誓吗?在英国成为英国议会议员时,可以拿中文宣誓?
“去殖民化”是建立国家认同的最重要任务。可是由于长期的殖民地经历,使得香港教育体系成为殖民体系的一部分。尽管香港主权和政权回归近20年了,但公民教育并没有摆脱“殖民教育体系”的影响,仍然保持“殖民教育”的一些特征。香港教育的语言长期运用英语教学,中英文教学的比例达到1:10。在英文熏陶下,香港人很难与中国文化和内地形成文化血脉上的融合。
当年,港英当局主政下,不支持香港学校开设中国历史课程,中国历史被编入亚洲历史,实行殖民化教育。在香港小学常识课课程纲要中,中国历史教育完全没有被提及,这就淡化了国家和民族观念,强化殖民色彩。香港的教科书中,将鸦片战争说成中英贸易冲突,很多香港人对中国历史十分陌生,中国被称为“香港最大的邻国”。
环顾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有义务提供国民教育,重视国民教育已成为国际惯例。例如,美国中小学校每天都有升国旗、奏国歌仪式;法国的国民教育偏重法兰西民族优秀传统,突出法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光辉业绩。其他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的国民教育,无不以不同的方式强调青少年应有爱国情操和民族自豪感。
可是目前,香港小学唯一的国民教育活动就是升国旗。久而久之,香港年轻人心目中没有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和香港认同。而这,正是导致香港一些青年做出撕裂香港与内地举动的一个重要心理根源。
(八)
继续漫步星光大道,看到朋友忧心忡忡。我安慰他说:“你还算好的了,能踏上香港的土地,很多人还来不了香港呢。”
原以为朋友能心宽一下,谁知他毫不领情,更加气愤地说:“不说这个还好。说这个我就来气。香港是我们中国的,是属于中国的土地。中国人到中国还要办通行证,这算什么事!”
我解释:“虽然是一个国家,但是制度不一样,所以不能随便出入,要经过官方审查身份并有所限制。而且这种检查是双向的,我们去香港要办通行证,香港人来内地一样需要回乡证。”
“全球170几个国家的护照去香港或澳门都是免签,却唯独中国人去中国的地盘要通行证。”朋友还是很气愤。
我又想起了小平同志。1992年1月20日,小平同志在53层的国贸大厦旋转餐厅俯瞰深圳市容,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末了,他深情地说:“我要活到1997年,到香港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1月29日,小平同志视察皇岗口岸,他沿着桥面向南走去,当走到深港分界线10米处时,他停住脚步,将目光投向了南边与深圳紧密相连的土地。
小平同志静静地伫立在桥头,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一河相隔的香港。当天,阴天有风,桥面的风更大,天气也很冷,是深圳一年中最冷的时候,而88岁的小平同志就这样一直站着,深情凝望,足足将近10分钟。几经劝说,他才离开。
可是,小平同志没有等到香港回归那一天。在距离香港回归只有126天的时候,这位伟人永远地离开了,留下了最大的遗憾。1997年7月1日,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实现了小平同志生前“到香港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
(九)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三尺之冰非一日之功。香港主权回归20年,但人心回归依旧任重道远。这其中,既有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兴风作浪,也有我们自身放任不管、自缚手脚,还有大的形势与环境的巨大变化,以及香港社会自身所固有的惯性。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香港政策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以前强调“两制”是主流声音,现在“一国”的音量在慢慢扩大,“一国”的底线也更加清晰明了。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对《基本法》104条的解释,对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中的种种乱像亮起红灯,正是这个趋势的一个典型标志。随着释法的公布,“青年新政”双丑应声被挑落马下。
从这个新思路出发,个人有几点粗浅的思考:
1.法律手段。可以考虑通过人大立法或者释法的形式,对修改地名、去除殖民地色彩提出明确要求。改不改,不是问题,必须改!问题在于什么时候改,怎么改。不仅要对香港的教材、人名、地名、街名等殖民化痕迹进行修改,还有就是香港居民的身份方面。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是在香港施行的全国性法律。但由于历史原因,香港有多达340万人持有 “英国属土公民护照”或者“英 国国民(海外)护照” ,很多人以“英国人”自居,有的“脚踩两只船”,随时准备“跳船”。一些香港居民拥有多重国籍,要从法律上明确其根本没有香港公民资格,不应该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等,在其他国家使用不受中国领事保护。
2.去殖民化教育。重振香港社会凝聚力,激发社会活力,在教育体系中推行“去殖民化”是特区政府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要强力推行新教材,无条件接受以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等为内容的基本国民教育,强化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感。
3.塑造好祖国大陆的形象。采取多种手段,更加积极主动地宣传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建设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功,同时扩大陆港交流范围和频率,让更多的港人走进内地,实地感受内地的巨变,从而对祖国母亲更加亲近。
4.深耕传媒、法律等领域,不断扩大爱国爱港力量的版图,改变当前我们在这些领域的弱势地位。
这是一条艰辛的道路,这也是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我们必须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打一仗进一步、积小胜为大胜,一点点地争取人心的回归。
等到人心彻底回归的那一天,这些带有殖民色彩的名字,还会成为一个障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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