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让发展中国家走上成功的工业化道路，它们不断通过变换马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及以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为内核的经济政策，尤其是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培育生长的买办利益集团，将发展中国家引向邪路。

　　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意识形态，金融自由化是金融垄断资产阶级便于金融资本于国际扩张而精心炮制并竭力鼓吹的理论与政策。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内生性经济金融化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主要是外生的，与金融自由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在金融自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之海妖歌声的诱惑下，尤其是在本国金融买办利益集团的诱导与误导下，与魔鬼签订了契约，由此开启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的进程。自由化与金融化给相关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渴望的繁荣，可惜只是昙花一现，而后无一不出现金融危机、财富流失、经济低迷、社会矛盾激化乃至政权动荡的乱局。

　　二战后，诸多前宗主国的殖民地赢得了民族解放与国家政治独立。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追赶发达国家很快成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的首要任务。但是，殖民统治的疮痍、资金与人才的匮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热情地送来了发展中国家的急需。鉴于美国在二战中的良好表现与优异宣传，以及战后反对欧洲殖民主义，支持殖民地独立，由此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甚至拥戴。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接受美国递过来的橄榄枝，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落地生根、发芽成长、开花结果——毒苹果。“当发展中国家向全球资本的动物本性敞开胸怀的时候，它们与魔鬼达成了一笔交易”。

理论诱惑——

　　世界经济发展史揭示，发达国家都是在保护主义的政策下(集中为高关税)，通过对幼稚工业的保护，而实现工业化进而实现先进与发达的。“在保护中成长”先是荷兰、英国而后是美国、德国的成功经验。但是，出于压制落后、保持领先的需要，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把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以及自由贸易政策，精巧地包装为“好制度”和“好政策”，积极向世界其它地方宣传推广，诸多国家和地区听信并接受了英国的“好制度”和“好政策”。

　　作为新大陆的代表美国以及老大陆的代表德国，在一番政策实践与理论比较中，最后拒绝了英国所说的，而选择了英国所做的，由此像英国一样完成了工业化，进而实现繁荣与富强。被尊崇为“德国工业化之父”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在1841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深刻揭露了斯密经济学的荒谬以及英国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伪善。李斯特讥讽，“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上来”。“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

　　这世界善于独立思考、真正我行我素的民族毕竟是少数。很多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甚至一度还有法国)对李斯特的批判揭露不以为然，听信英国的“好制度”和“好政策”，由此落入自由主义的陷阱，其结果当然落后、落后、再落后。而当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后，出于经济扩张——新殖民主义的需要，美国继承古典自由主义，在装饰一新后，推向了世界，这就是新自由主义。

　　二战后，诸多来自美国的热心建设者与和平使者，成为新殖民主义的首席推销员，他们肩负着新殖民主义的使命，在世界到处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福音。“他们手中拿的是计算器而不是枪枝;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战斗服装;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捐赠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国大使馆、商业银行和新兴的非政府组织人员。他们并不大事声张，也不使用枪炮，便在发展中国家里扩展了势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 这其中，华尔街尤其是高盛等投资银行、德勤等会计师事务所扮演着十分突出的角色。这种渗透，不只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欧洲那些美国同盟国。希腊债务危机引爆欧债危机，世人惊异地发现，希腊、意大利、德国等国财经政要，甚至连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都是所谓“高盛帮”或者与高盛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一批经过精心选拔的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精英，被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系统的自由主义理论培训，完成学业后回国进入雅加达大学从事教书育人、传播自由主义理论的工作，雅加达大学由此成为印尼培育自由主义精英的大本营。1965年，在美国支持下，苏哈托利用军事政变而上台执政，随后任命了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的5位教授作为总统经济与财政金融事务专家组成员。1968年，苏哈托组建了一个所谓的“发展主义内阁”，把国家的经济大权交给了这些来自伯克利的徒子徒孙，即所谓“伯克利黑帮” 。黑帮大权在手便积极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黑帮掌权的过程中，鸡生蛋而蛋生鸡，黑帮势力疯草般生长，并由此形成盘根错节、势力强大的集团网络。即便苏哈托政权在1998年金融危机倒台后，新政府依然沿袭昔日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二战后，促进经济增长、赶超发达国家成为刚刚赢得民族解放的国家的战略选择。由于缺乏人才等智力资源，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成为这些雄心勃勃的新独立国家的首选。美国出于战略需要，利用欧洲的疲弱以及对美沉重债务，不断挤压英国等殖民宗主国，鼓励与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与政治独立，如此，一身正气、年轻而富强的美国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与学习的对象。美国也趁机努力取代英国的世界霸权，积极学习运用英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各种权谋，于是采取积极主动姿态，欢迎并支持发展中国家派遣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好制度”与“好政策”，并为留学生提供资助等各种便利。

　　如此，诸多发展中国家的莘莘学子，负笈担簦，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奔向了美国精心设置的自由主义灯塔——芝加哥大学，这里云集了各类新自由主义高手，诺贝尔经济学奖(无比的高大上)得主成打计算，是世界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新自由主义主要流派，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拉费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及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等，近乎全部集中在芝加哥大学，由此形成了一个比伦敦学派更为盛名的“芝加哥学派” 。在美国的精心安排下，来自拉美、东亚、北非的一批又一批学子，来这里如饥似渴，孜孜不倦，皓首穷经，由此诞生了所谓的“芝加哥男孩”。

　　在满腹新自由主义经纶之后，这些豪情万丈的“芝加哥男孩”纷纷回国效力，努力用新自由主义理论设计国家的方针政策。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后，启用了大约30个“芝加哥男孩”，用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来治理国家，经济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还多次亲临智利指导。自由主义的实验结果，非但没有获得预期成效，反而引致系列经济灾难，智利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不断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达到政变前的水平(1971年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芝加哥男孩”在智利的失败治理并非特例，另一个被“芝加哥男孩”折腾的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新自由主义的成绩单在拉美普遍挂红。很显然，套用中国典故，“芝加哥男孩”并非唐僧求经，而是蒋干盗书，不仅毁了自己的远大抱负，更主要的是坏了国家与民族的美好前景。

　　“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原是医学上临床使用的一种治疗方法。上世纪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1954年—)被聘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为应对该国汹涌的通货膨胀而将“休克疗法”引入经济领域。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可以概括为“三化”，即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在玻利维亚实施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远远没有新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媒体吹嘘得那么神乎其神。苏东剧变后，俄罗斯等前苏东国家纷纷采取“休克疗法”以实现经济转型，结果遭遇惨败，一度称作“国际金融界的金童”的萨克斯因此而声誉扫地。

　　其实，早在萨克斯之前，金融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就用“休克疗法”——制造危机然后趁机兜售政策——来积极推进新自由主义。危机中潜藏巨大机遇，大危机往往是实施大谋略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在谋略家们醒世恒言中，“我们不要浪费危机”会被反复说起。“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 。新自由主义者善于利用危机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为此他们不惜放大甚或制造危机。因为在危机尤其是大危机面前，人们往往会失去正常的判断与行动的能力，即所谓思维休克。“恐惧和混乱是每一次新跃进的触媒” 。由此便听由统治者随意摆布，甚或支持统治的荒谬政策，即所谓把自己卖了，还乐颠颠地替他们数钱。

　　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伟大实验”，美国频繁支持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军政要员发动政变，不惜为了行将到来的“经济自由”而牺牲东道国既有的“政治民主”。20世纪70年代，支持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并杀死了阿连德总统，用“铁扫帚”(军事恐怖主义)等铁血方式“休克”人民的思维与理智，由此开启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得到美国支持的阿根廷军事政权，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竟然造成三万名以左派活动分子为主的国民“失踪”，可见其白色恐怖统治非同一般。1993年，被美国等西方舆论竭力吹捧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用坦克炮轰国会大厦，囚禁反对党领袖，以铲除贱价拍卖国有资产的一切障碍，扶植那些恶名昭彰的经济寡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擅长“休克疗法”，该组织正是利用危机，把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兜售给那些深陷危机急待救援的国家，如此使这些国家越来越牢固地被绑定在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战车上。

　　同样的休克疗法，也发生在金融资本的大本营——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新自由主义最忠实的拥趸与最积极的实施者，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两人上台后，分别用“铁腕”在英美积极推行私有化、减税、削减福利等有利于富人与资本的政策，当这些政策遭遇工会等社会力量的强烈抵制时，他们不惜动用武力进行镇压。1981年里根总统以铁腕手段镇压了“职业空中交通调度员联合会”的罢工。1984年，英国发生大罢工，撒切尔动用所有国家力量加以镇压，造成数千人死伤，而且还要求军情五处对工会全面窃听和渗透，英国工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是自由经济政策的一体两面，金融领域持续自由化，使得国际金融资本渗透到本土经济的方方面面，由此用金融资本逻辑了刷新整个国民经济。自由化与金融化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给东道国带来极大极深的威胁——金融与经济主权逐渐受到侵蚀，甚至不断丧失。开放的、已被金融化的国民经济最后都命悬一线，即资本跨境流动引致汇率波动，线头牢牢地攥在国际垄断资本手中。国际金融寡头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时机而诱发引爆危机。如此，但凡实施金融自由化进而经济金融化的国家，最终都逃避不了汇率危机——金融危机而被洗劫的命运。

　　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紧密相关，甚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金融自由化之下，国际金融资本尤其是投机资本(俗称热钱)大量涌入，大水漫灌，如水银泻地般地渗透到各行各业，如此整个国民经济被“镀金”了，被金融化了。因此，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化，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内生性(自生自长自作自受)有着很大的不同，基本上都是外生的，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由(境)外到(境)内、由虚(虚拟经济——金融业)到实(实体经济——制造业)、由表(为企业提供流动性)到里(实际控股企业)而进行格式化、刷新的结果。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的逻辑起点是金融自由化，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必须厘清金融自由化。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源起依然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的意识形态。为欺骗本国人民，防止阶级矛盾激化而威胁国家政权(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稳固，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培育扶植一批又一批专家学者，将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包装成逻辑看似严密、貌似符合大众利益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但是，在国际社会，在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民族矛盾取代并掩盖了阶级矛盾，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往往肆无忌惮，直接彰显自己的利益诉求，于是便有了直接服务于金融资本国际扩张的金融自由化理论——集中体现为“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理论与“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以及相应的金融政策——集中体现为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经济政策。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理论——“金融抑制”理论与“金融深化”理论，实际上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发展中国家定向而精心打造的。依照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理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政府干预金融的综合症。这种病症，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经济自由主义的诱导下，经济增长(实际就是GDP的增加)是发展中国家政治正确抑或政权保持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E.S.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实质是忽悠对象)的金融自由化理论的诞生。金融垄断资本掌控的学界与媒界吹捧“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为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发现。“金融抑制”理论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对金融活动有着种种限制，对利率和汇率进行严格管制，致使利率和汇率发生扭曲，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资金供求和外汇供求，这样便降低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导致经济增长缓慢。“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相对，实质就是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理论主张，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从而使利率能反映资金供求，汇率能反映外汇供求，促进国内储蓄率的提高，最终达到抑制通货膨胀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在“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当然还有在发展中国家内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精英的积极鼓动以及国际垄断资本的努力干预下，诸多发展中国家开启了金融自由化——经济金融化的改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利率、汇率自由化，放宽本土资本与机构进入国际市场的限制，充分发挥各类货币政策工具的市场调节作用;二是金融机构业务自由化，即所谓混业经营，允许各类金融机构从事交叉业务，进行公平竞争;三是金融市场自由化，即放松各类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场的融资工具和技术，完善金融市场的监管;四是资本流动自由化，即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同时也放宽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经济金融化大致通过以下主要途径实现：

　　一是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主要是来自华尔街金融资本给东道国施加各种压力，或巧妙利用东道国政府中的同情者(如“芝加哥男孩”)或“同盟军”(如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国会听证时所指称的)，直接要求在东道国开设独资商业银行，或者合资、参股东道国本土银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本土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出自“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要求)时，直接规定必须有外资银行进入而且不低于某个百分比的持股比例。在这一金融投资过程中，利用各种合法手段(如增资扩股)与非法手段(如商业贿赂)，甚至不惜制造危机而后再抄底进入，逐渐地、静悄悄地控制了东道国银行这一经济命脉，由此直接决定东道国的融资成本与资金供给，决定了东道国产业发展方向与国际分工地位。

　　多年来，阿根廷一直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金融自由化使得阿根廷国有资本在国家经济命脉中的占比不断降低，例如在银行业，国有资本从1992年(阶段自由化之前)占银行资本的82%，下降到1997年(阶段自由化之后)的48%。到2002年，全国十大私营银行中，七家为外资独资银行，两家为外资控股银行，商业银行总资产的62%-68%被外资银行所控制。对国际金融资本的过度依赖，导致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金融和经济主权名存实亡，近乎完全受制于人。

　　二是制造并利用金融危机，抄底廉价收购东道国的企业。金融自由化初期，国际金融资本大量涌入，股市大涨，楼市大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当经济泡沫被吹得足够大后，国际资本便齐刷刷地大规模快速抽逃(因为有了资本自由流动政策的保证)，这样各类资产价格急剧下跌，本土各类企业因缺乏流动性而濒临倒闭。在这种情势下，国际金融资本杀个回马枪，利用已经在东道国扎根的银行，就地及时抄底、廉价收购东道国各类资产。

　　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生成后，国际金融资本兴风作浪，肆虐亚洲，金融自由化如火如荼的韩国当然未能幸免——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到2002年，国际资本以“清仓价”控制了韩国半导体的44%，通讯业的21%，并成为现代汽车、现代电子、LG以及三星电子的重要股东。著名的大宇汽车公司就在这场近乎人为的债务危机中人间蒸发了，而现代汽车公司则被美国资本控股，成为“美国在韩国制造”的汽车。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资本就是利用其掌控的韩国银行——2002年韩国9家商业银行中的6家被西方控制——而实施收购的，这些本土化的外资银行十分清楚，处于危机中的韩国企业哪些是真正的优质资产。

　　三是利用直接投资(FDI)形成一个个经济堡垒，然后利用这些桥头堡进行金融渗透。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而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爆发债务危机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借贷(抑或引进国际间接投资)持谨慎态度，而直接投资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欢迎，这样，直接投资在国际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涉足发展中国家的跨国资本，并不老老实实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积极利用东道国的监管漏洞，积极从事具有高额利润的非生产性的甚或投机性的活动。投机资金主要来自直接投资的利润积累、外资银行的贷款或拆借、贸易项下(包括转移定价)等合法渠道以及通过诸如地下钱庄等非法渠道转移的资金。

　　跨国资本利用这些聚沙成塔的资金，积极从事房地产、股市债市等金融投资，获取比生产经营要高得多的利润。与此同时，跨国资本还通过多种渠道(如变相消费信贷的分期付款、资金拆放、影子银行等)，把东道国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卷入到金融活动中来，由此不断抬高东道国的融资成本，导致本土企业因经营成本不断提高而趋于萎缩，社会资金越来越热衷于房地产、高利贷等投机炒作，投资者纷纷弃实务虚。这样，在相关发展中国家虽然工业化远未实现(有的甚至刚刚开启)，但是出现了诸多类似发达国家后工业化的症兆，即发展去工业化、产业空心化、国民经济虚拟化，一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的综合症。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 金融资本主义助长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寄生性。当今世界，有了金融，有了资本主义，有了发展中国家，一些西方国家就有了赚大钱、赚快钱的捷径，就无需为赚钱而组织生产这样的苦差事，它们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进而经济金融化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它们的十分廉价而且非常自愿的赚钱机器，如此把过去周期性的狂想病变为现实。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必然以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海外殖民地两类)为前提，西方发达国家骗子的存在恰恰也是以发展中国家傻子为前提。

　　持久、紧密而牢固的经济依附。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强化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早已形成的“中心——外围”机制，强化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作为边缘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管理、市场、人才、秩序、甚至思想上，更加依赖作为中心与核心的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也愈发依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商品、服务与利润，这种名义上的“相互依赖”，实质是一种“不对称依赖”。

　　这种“不对称依赖”为依赖性较小的一方(发达国家)提供一种特权，可以不断敲打、盘剥依赖性较大的一方(发展中国家)。“不对称依赖”的实质就是依附，它使相关发展中国家实质处于经济附庸——新殖民的境地。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却能够集中货币的社会权力。以‘金融强权国家’为后盾的金融寡头统治集团，通过金融形态的资本流动，使世界上其他民族与国家陷入越来越深的归属与依附的境地。” 正是这种名义上“相互依赖”而实质上“单向依附”，使相关发展中国家逐渐被纳入了美元国际环流体系，成为不断为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提供养分的有机体。

　　在经济金融化也就是单向依附形成过程中，相关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得益于这种买办性服务的、根深蒂固而且十分强大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支持下，拼命维护既有的分工体系与附庸关系，使得相关发展中国家陷入持久、紧密而牢固的经济依附。例如，经过几轮以金融自由化、经济金融化为核心的经济改革，阿根廷的国家经济命脉(农业、工业、银行)悉数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使这个国家动弹不得。世纪之交，深受新殖民主义之害的拉美国家，通过民主政治程序，广泛地实现了政权左转，但是经济上很难有所作为，不得不在经济依附的道路上持续滑下去。拉美需要的不是另一场热闹的经济改革而是一场彻底的政治革命。

　　落入货币与金融陷阱，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民族政治独立后，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工业化，摆脱经济依附，实现真正独立。国际上，发达国家提供的确凿而清晰的成功经验是“在保护中成长”，而后“再逐渐走向自由”。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代理人(所谓“带路党”)的引导下，奉行了经济自由主义(即依赖外资、外部技术管理、外部市场)的工业化发展思路，其结果：一是依照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发展劳动与资源密集的低附加值、高排放的加工制造的贴牌工业;二是执迷自由贸易，将代工制造出来的商品持续从事不等价交换，利润微薄导致国内积累非常有限(只赚取一点面包屑而已);三是由于自身积累十分有限，因而越发依赖国际借贷用于投资生产与消费，由此陷入日趋沉重的债务负担，国家整体经济活动主要是围绕借债与还债而展开，导致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突出而且非常畸形——金融产业人员有着巨额收益，但是主要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服务，而不是为本国经济服务，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健康成长的毒瘤。

　　金融决定融资成本，进而直接决定工业化的成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理应为实体经济服务，为本国工业化服务。但是，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使相关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纷纷落入国际垄断资本手中，货币定价权(利率与汇率)旁落，金融服从并服务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取向，这使得搞实业远不及以钱生钱来得快、来得多，实体经济日趋萎缩，虚拟经济持续繁荣。工业化或停滞不前，或中断夭折。“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发达国家曾经的繁荣富强直接得益于成功的工业化。而信奉新自由主义、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落入货币金融陷阱而使工业化停滞与夭折，国家也就此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严重威胁金融与经济稳定，成为金融大鳄的超级提款机。全球化以弱化主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主权为前提与结果。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严重侵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与金融主权(集中体现在外汇占款主导了基础货币发放，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游离于主权国家的监管)，一些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由此逐渐丧失利用货币与金融主权，也就丧失了维护金融与经济稳定的能力。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以及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施压下，一些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金融自由化和经济金融化政策，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过早地、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撤掉了近乎所有的自我保护屏障。这恰恰是“华盛顿共识”所竭力要求的，而“华盛顿共识”的始作俑者与积极推动者——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根源只在于发生危机的国家缺乏金融透明度和盛行裙带关系。但是，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指出，“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动的过度市场自由化的结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成立以来，一直就是美国金融霸权的工具，是诸多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然而很多被新自由主义或美国宣传所蒙蔽的发展中国家，至今还天真地以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本国处于金融危难时的大救星。这种良莠不分的天真幼稚，一度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财经高官的头脑中，由此被华尔街出卖了还替金融大鳄们乐呵呵地数钱，可见洗脑的威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货币危机中，泰国中央银行曾经和金融大鳄索罗斯联手狙击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并分得10亿美元以上的打劫收入。在这个过程中，索罗斯完全知悉了泰国及其中央银行的底细，由此开始布局泰国与东南亚国家。1997年泰国进而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泰国不仅将在欧洲货币危机中的分赃连本带利交给了索罗斯等华尔街大鳄，而且掏空了自己的家底——耗尽3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泰铢贬值近60%，楼价跌幅超过35%，70%的银行与金融公司或被迫关闭或接管——经济由此一蹶不振。没有高超技艺，就贸然与狼共舞，最终被无情地狼群撕咬猎食。不要怨恨狼的贪婪与狡猾——这牲畜生性如此，而要检讨的恰恰是共舞者的愚昧与无知。

　　金融危机，经济低迷，社会分裂，政治动荡。经济金融化遍及世界开放经济的每一个角落，热烈拥抱国际金融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其所有产业与行业最终都会被国际金融资本所渗透，国民经济被国际金融资本刷新。如此，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与经济稳定、国家命脉与命运，便掌握在华尔街、华盛顿手中。国际金融大鳄，远离东道国本土，通过敲击键盘，通过资本的涌入与抽逃，即可在东道国诱发资产泡沫与引爆金融危机。由于经济金融化，金融定时炸弹被虚虚实实地埋藏在国民经济的每一个行业与部门，引信一经点燃，往往会爆发系统性危机。在铁一般而且不断重复的事实面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得不承认，金融自由化与银行危机的频繁爆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世界银行的《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也认为，金融自由化后的这一时期与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原因之一就是这种自由化损害了银行特许权价值，而且自由化没有伴随着适度的谨慎监督。

　　不过，发展中国家每次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会代表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出面进行救助，而每一次危机救助，为下一次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如此，发展中国家系统性金融危机，在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会周期性爆发。这种周期性危机正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所实施的定期性收割——剪羊毛，这便是金融垄断资本的策略，美国霸权的战略，也就是新殖民主义的要义。

　　在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经济低迷——社会分裂——政治动荡，俨然成为一种经济附庸的新常态——新殖民主义。近水楼台先得月，亲美国家早遭殃，作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由此饱尝新殖民主义之苦。19世纪的阿根廷，曾经被赋予最有希望的美洲国家，人民的生活比美国还要美好。然而，今天的阿根廷与美国有着天壤之别，经济危机不断，社会矛盾激化，政局更迭频繁，曾经1个月换了5位总统，刷新了“民主政治”的新纪录，成为陷入新殖民主义泥淖的典型。倒霉的阿根廷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折腾得筋疲力尽，无助无奈得似乎只有哭泣(电影《贝隆夫人》主题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成为阿根廷的“第二国歌”，人人会唱)。

　　综上所述，多年来，受到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蛊惑，利益集团的诱导与误导，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追赶发达国家的捷径。实际上，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于后进国家而言，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老老实实发展实体经济，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道路。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稳步增长、持续发展、不断追赶、实现强大的不二选择，任何试图寻求发展捷径——抛弃工业化而追寻城镇化、金融化、信息化——都是机会主义，最终必然失败。但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让发展中国家走上成功的工业化道路，它们不断通过变换马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及以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为内核的经济政策，尤其是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培育生长的买办利益集团，将发展中国家引向邪路，从而使之成为自己的长期甚至永久的经济附庸，成为低端商品的代工生产基地，成为环境污染的集中地，成为源源不绝的利润源泉。(本文发表在《国有资产管理》2015年第5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