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2025》指出，全球制造业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制造业发展必须紧紧抓住历史机遇，积极稳妥应对内外部挑战。

当前，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重要领域和前沿方向的革命性突破和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将促进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智能化服务化成为制造业发展新趋势。虚拟化技术、3D打印、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将重构制造业技术体系，如3D打印将新材料、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植入产品，使产品的功能极大丰富，性能发生质的变化。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泛在信息的强力支持下，制造商、生产服务商、用户在开放、共用的网络平台上互动，单件小批量定制化生产将逐步取代大批量流水线生产。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sSystem，CPS）的智能工厂将成为未来制造的主要形式，重复和一般技能劳动将不断被智能装备和生产方式所替代。

随着产业价值链重心由生产端向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等的转移，产业形态将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网络众包、异地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订制、精准供应链管理等正在构建企业新的竞争优势。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加速重构产业价值链新体系。

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转移同时发生，对我国形成“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各国纷纷制定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日本在《2014制造业白皮书》中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英国发布《英国制造2050》等。

目前，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回流已经开始。如，苹果电脑已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日本制造企业松下将把立式洗衣机和微波炉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日本国内，夏普计划在本土生产更多机型的液晶电视和冰箱，TDK也将把部分电子零部件的生产从中国转移至日本秋田等地。同时，越南、印度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一些跨国资本直接到新兴国家投资设厂，有的则考虑将中国工厂迁至其他新兴国家。如：微软计划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部分设备转移到越南河内；耐克、优衣库、三星、船井电机、富士康等知名企业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

近年来，我国成为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严重国家，2014年上半年的涉案金额52.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6％。美国极力推动打造跨太平洋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TPP)，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高门槛，将进一步削弱我国工业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此外，美国推动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美欧双方互相降低非关税壁垒，统一各类认证等监管标准，也将挑战我国参与的金砖国家准贸易联盟。

当前，我国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40%和25%，石油、铁矿石、铜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7.7%、17%、17%。从环境压力看，长期积累的环境矛盾正集中显现，目前全国有70%左右的城市不能达到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17个省（区、市）的6亿左右人口受雾霾天气影响，水体污染较为突出，土壤污染日益凸显，重大环境事件时有发生。

从要素成本看，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要素成本的全面上升，我国制造业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如，2014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的顶点下降了560万，劳动力供给呈缩减趋势，并直接导致用工成本上升。目前我国制造业工资普遍达到3000~4000元，远高于东南亚等国。据波士顿报告，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由2004年的14%下降到2014年的4%，表明在美国生产只比在中国生产贵4%。

总的来看，未来十年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巨大，机遇也前所未有，但机遇大于挑战。

近一时期，下放和取消行政审批权限、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降低融资成本、推进创新创业等一大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相继出台，一个更加宽松公平、鼓励竞争，更有利于企业创新和工业发展的环境开始形成。（工信部供稿）

（全文刊登在2015年5月27日《中国工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