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在中国窜犯流变三年之后，中国的抗疫斗争变得空前复杂化了。现如今的问题已经不是病毒多么危险可怕，而是公权滥用与资本肆虐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可忽视的风险。

几天来，有关湖南浏阳市街道干部入室打人的事情被炒得沸沸扬扬。要说这件事本身有多大、多严重，倒也不见得。但正所谓杀人可恕、清理难容，几个大男人，闯进一户居民家里，当着人家小孩子的面野蛮动手打人，性质极其恶劣，是可忍孰不可忍！网上的视频录像广泛传播，严重触及了底层社会的心灵，严重伤害老百姓的感情，其恶劣社会影响简直比一个贪腐大老虎都严重得多。

同样沸反盈天的是有关私营核酸检测公司弄虚作假的问题。网上舆论铺天盖地，说有一家法人代表名为张姗姗的私人公司，短时间内在中国以极快的速度膨胀扩张起来，在承担各地的核酸检测任务过程中弄虚作假、欺骗政府、百姓和社会，以空前恶劣的手段攫取巨额利润。于是，人们在猛烈抨击这家公司的同时，广泛深入揭露和批判核酸检测资本化、私有化的罪恶及其安全危险，强烈要求清查核酸检测资本疯狂扩张背后的利益链，并要求国家全面接管核酸检测工作，实行国有化。但也有人把舆论引向极端，全面否定核酸检测的必要性与合法性，认为大规模强制性检测就是侵犯公民的自由权。

这样一来，不但核酸检测这件事的合法性与道义性因受到怀疑而大打折扣，甚至连抗疫事业本身都受到强烈冲击。

第一种现象不是个例。在浏阳事件以前，类似的事情已经屡屡发生。譬如北京某社区工作者讨论如何收拾该社区居民的对话，什么“他的软肋其实是他儿子”，商量着如何来收拾人家，怎样把人家拘留起来；西安城管被爆向商户收保护费的事件；牡丹江市一服装店因老板在店内睡觉时没戴口罩被贴黄牌警告事件；大庆市肇州县奶茶店事件，等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可谓花样翻新、琳琅满目，这些都是是典型的公权滥用。至于抗疫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更是无孔不入、比比皆是（参阅笔者文章《官僚主义在抗疫中的表演真丑陋》、《抗疫斗争不是为了保住某人的乌纱帽》）。可以说，在抗疫斗争中公权滥用的问题相当普遍，尤其是街道、居委会这样的基层，以及物业、保安、城管这些非正式执法单位，表现得更十分突出。

第二类问题很严重。资本无序扩张在中国由来已久，此次新冠疫情又给资本泛滥提供了可乘之机。从道理上讲，病毒侵袭的时艰之际，本应该是资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树立自身形象的天赐良机，可资本的逻辑完全不是这样。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私人资本把疫情当做攫取超级利润的战略机遇，为此不择手段、不顾起码的天理良心，更完全背离当代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政治准则，而赤裸裸地把盘剥榨取利润发挥到最大化、极端化。

类似的情形不只发生在核酸检测上，其它还有疫苗研发应用、医疗方舱建设等，资本也都大举进军介入，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已。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在抗疫斗争中，中国新兴私人资本不但再一次狂欢泛滥，而且还空前地荼毒肆虐了一场。

上述这些以利润为核心追求的私人资本及其相关势力，在其运作过程中极力拉拢腐蚀公权单位与人员，内外勾结、沆瀣一气，所谓“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所带来的社会反响就是引起广大民众极大的心理反感与思想抗拒。事实证明，无论在哪里，也无论是什么事情，只要让资本当主导、起支配作用，就一概都要出大乱子，这是基本规律，也是屡试不爽的经验教训。

公权滥用和资本肆虐给社会稳定及政治生态带来巨大的风险，危害甚大。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把局面搞砸的并不是天灾，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人祸。正是因为公权滥用与资本肆虐，有人就以此为理由和根据来猛烈抨击中国的抗疫政策与抗疫斗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利用民众这样的心理情绪来诋毁中国的抗疫成绩，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和颠覆中国伟大的抗疫斗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才是抗疫斗争发生稳定危机与政治问题的内因。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敌对势力客观存在，国内国外都是这样。因为今天的人类仍然是一个区分敌我的世界，即便自己不做这样的区分，别人也要做这样的区分。换句话说，即便中国不把别人当敌人，也并不妨碍别人把中国当敌人。事实上，世界上将中国当敌人的国家与势力很多很强大，他们一直伺机而动，要利用中国的漏洞、空子与暂时的困难，在中国制造出他们所需要的事态。他们一直要在中国借机生事，全民抗疫这么复杂这么艰难的事情又怎能放过，又怎能不让他们插手、干涉与煽动呢？这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任何人都完全不必大惊小怪，也不用质疑发问，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但正所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我们必须知所先后主次才行。

中国必须继续抗击疫情不动摇，抗疫斗争还要坚持下去，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数量规模巨大的社会不能不抗疫，否则将有不堪之重。当然，抗疫也不是一成不变，但变化的只是策略方法，不变的是目标与方向，那就是要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而不能指望“躺赢”，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躺赢”一说。所谓“躺赢”，要么是愚蠢无知，要么就是无耻的欺骗。

要继续抗疫去争取胜利，那就必须严肃坚决处理公权滥用和资本肆虐这样两个突出的严重问题，当然，抗疫斗争中还有不可忽视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弊端，这些问题也需要认真加以整改克服（参阅笔者文章《抗疫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奉行不抵抗政策》）。但公权滥用、资本肆虐同抗疫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完全不同，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工作作风问题，而公权滥用和资本肆虐是违纪犯法的问题。前者是非对抗性矛盾，后者是对抗性矛盾。对于这等对抗性矛盾，就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手段加以惩治。

第一，从维护抗疫大局出发，要坚决打击私人资本的违法行径

现在网络舆情汹汹，人们开列了很多核酸作假案件，也扒出了私人资本利用疫情疯狂扩张的许多不为人知的黑幕。对此应该本着人民至上的宗旨，严查深究，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给世人一个清晰明白的交代。

而且，从根本上说，核酸检测属于全民防疫抗疫的公益性事业，事关人民生命和国家安全，本身就不应该交给所谓的第三方机构，让疫情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国家应该下决心全面接管核酸检测工作，由公立医院和国家专门机构承担此项任务。

第二，从维护政治公信力出发，要严厉处置公权滥用的违规违纪行为

一直以来都有两种十分不好的倾向，一是在发生官民对立的时候，有关部门含糊其辞，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相关文告充斥官方辞令，立场与倾向云山雾罩，表演得十分丑陋；二是动辄就拿什么临时工来搪塞，好像只要是临时工干了坏事，就同政府部门无关似的，表现得十分拙劣。应该说，基层公权滥用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得到有效的整肃，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古往今来，吏、役之败从来都是政治败坏的根与始，不解决基层吏役之治，不管多么好的大政方针都将被搞坏、搞砸，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对于主要发生在基层的吏役之坏，光有教育说服不行，还必须遂行霹雳手段，须严惩不贷、狠下杀手，切不能因事小而姑息、高举轻放。只有大面积惩治一批“害群之马”，由这些人所败坏的政治公信力才能得到迅速有效的恢复，抗疫斗争尤其如此。这是继续掌握抗疫斗争主导权的关键一手。

第三，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出发，要把基层政治建设作为一个紧迫而长期的战略性任务来对待

“政治”一词说起来高大上，其实真正的政治在基层，核心是民心问题。而民心的得与失，很大程度上系于那些在社区里巷与村头乡间穿各种制服的人，他们怎样同老百姓打交道，直接关乎政治生态的优劣好坏。我们当然不能一棍子打死，或者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把基层讲得一团漆黑、一塌糊涂。客观全面地看，在这些年举国抗疫的战场上，我们基层一线工作队伍总体上是好的，是非常辛苦的，许多同志为保护人民的安全、保卫共和国的平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可载史册的故事，不应该被人民忘记。那种过河拆桥、不讲良心的话，不是中国人的共识和美德，而只是某些人别有用心的挑唆。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由于多年市场化的环境，基层用工劳务化，思想政治教育淡薄甚至缺失，在某些地方某些单位某些人身上，“为人民服务”早已被“为钱服务”所取代，“给钱什么都能干、什么都敢干”，使得基层队伍鱼龙混杂，老百姓反映的“基层流氓化、流氓合法化”现象确实触目惊心，已经到了亟需全面从严治理的时候。因此，加强基层政治建设应该成为一个紧迫而长期的战略性任务。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好坏，抗击疫情是一场空前浩大的全民斗争，这场斗争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期间出现这样那样问题在所难免。尽管种种弊端确实给抗疫斗争抹黑添堵，但中国抗疫的成绩与辉煌不能否定，也不容否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必将排除一切困难与破坏，夺取抗疫斗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对此，我们应当树立毫不动摇的坚定信心。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