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加大干部交流：全国大批地级市书记、市长跨省履新

点击：  作者：长安街知事    来源：陆家嘴共享图书馆   发布时间:2019-12-26 10:40:36

 

          临近岁末，全国迎来一轮大规模的厅官异地交流。长安街知事注意到，12月23、24日两天里，至少已有14位厅级干部跨省出任地级市（区）党政主官，共涉及16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从他们的原职务来看，大多为地级市（区）书记、市（区）长，也有几位是省直机关的领导，具体情况如下——

江苏常州市长丁纯（生于1970年10月，江苏江阴人），任安徽铜陵市委书记；

北京丰台区长王力军（生于1968年7月，河北新城人），任天津蓟州区委书记；

浙江湖州市长钱三雄（生于1967年11月，浙江绍兴人），任河北邢台市委书记；

西藏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副厅长万超岐（生于1969年8月，河南南阳人），任内蒙古阿拉善盟委书记；

上海杨浦区委书记李跃旗（生于1970年4月，上海市人），任浙江台州市委书记；

福建省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薛侃（生于1972年7月，福建福清人），任上海杨浦区委副书记；

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外办主任李谦（生于1973年2月，四川平昌人），任上海松江区委副书记；

天津河北区区长李新（生于1971年8月，天津市人），任北京石景山区委副书记；

海南儋州市长朱洪武（生于1971年9月，海南澄迈人），任湖南永州市委副书记；

山东德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鄂宏达（生于1973年1月，辽宁凤城人），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党委副书记、师长（牵头主持工作）；

安徽铜陵市委书记李猛（生于1967年2月，安徽凤台人），任山东德州市委书记；

四川生态环境厅厅长于会文（生于1968年10月，辽宁绥中人），任重庆大足区委书记；

西藏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姜国杰（生于1976年11月，山东莘县人），任重庆铜梁区委副书记、提名区长；

甘肃酒泉市市长张安疆（生于1971年2月，甘肃景泰人），任重庆潼南区委副书记、提名区长。

这次大规模干部跨省交流有一个大背景——今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制度，要求加强工作统筹，加大干部交流力度，推进地区之间的干部交流。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此次跨省交流的干部大多为“70后”，截至目前最年轻的是姜国杰，他出生于1976年11月，刚满43岁。

此外，出生于1970年4月的李跃旗就任台州市委书记后，成为浙江省第二位“70后”设区市市委书记，另一位是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生于1972年11月）。

李跃旗在上海工作多年，曾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青联主席，青浦区委常委、副区长，金山区区长、区委书记，2016年7月转任杨浦区委书记。

前任台州市委书记为陈奕君，她已于今年9月晋升浙江省副省长。

此次调整的大多数干部为首次离开本省工作，有3位是例外——于会文、万超岐与姜国杰，他们已是二度跨省交流。

于会文是辽宁人，早年在辽宁省科技厅、沈阳市政府办工作。2009年8月初，四川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28名副厅级领导干部，时任沈阳市政府办公厅政法处处长的于会文通过公选，出任四川省环保厅副厅长。

万超岐大学就读于中国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进入团中央工作，曾任少年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部长。

2010年，中组部从中央和国家机关选派了66名中青年干部前往地方交流任职，万超岐是其中之一。他来到西藏，担任正厅级的阿里地委常务副书记。

姜国杰本硕博均就读于南开大学，毕业后进入审计署工作，35岁晋升处长。2015年9月，时任财政审计司二处处长的他离京入藏，担任自治区财政厅副厅长。

目前来看，地理跨度最大的要数鄂宏达，他从位于鲁西北的德州市，跨越千里，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师。该师师部驻哈密市，是连通新疆与内地的咽喉，也是连接全国和亚欧大陆的重要枢纽。

此外，据《大众日报》报道，日照市委书记齐家滨、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张永霞工作变动，已调离山东。他二人的新职务尚未正式披露。

 

 

海南自贸港今天涨停：岛内外热情程度不一样？

 

今年，飞往海口20次，其中3次去洋浦。

我的观察结果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关键在人。一是思想解放，梦想有多远就能飞多高；二是海纳百川，把全球全国人才变成“新海南人”；三是务求必成，说到做到，提高执行力；四是弘扬特区精神、自贸精神、琼崖精神。

根据我们运营的多个新媒体（包括今日头条）后台留言监测，发现一个问题：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岛外投资者普遍很看好，岛内部分干部群众情绪不高涨。一是担心自贸港政策低于预期；二是担心承接不了好政策；三是本地居民对物价房价收入有想法。

今天海南自贸港板块大幅上涨，多个股票涨停。

对此，大家怎么看？

网友留言，可查看今日头条搜索“张湧博士”。

 

 

张湧：法规重塑，外商在华投资迎来哪些利好？

戴代佳人：近日国务院是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草案，于明年的1月1号起同步的配套实施，那么相较于今年的3月份通过的外商投资法这两者是一个怎样的关系，能不能和大家解读一下？

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 研究员 张湧：一个法到一个实施条例，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配套的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这个实施条例能够这么快的，及时的，同步的颁布，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政府进一步地加大对外资的保护，进一步地能够鼓励外资进入中国。在当前的国际经贸形势的背景下，在中国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背景下我觉得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细化有关规定 增强可操作性

海南大学法学院 教授 刘国良：第一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立法当时由于某些问题没有展现，没有出现，这就产生一个就是解决我们技术上叫立法的滞后性，那么与客观事物发展出现一个脱节，那么恰恰这个条例就在这个时候弥补，所以我们这个司法部在11月2号征询意见上，它就首先定位了本条例是外商投资法的配套行政法规，那么在这个外商投资法的框架下，然后 是明晰和细化相关的规定，所以增强了这个外商投资法这个制度的可操作性。

戴代佳人：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此前对于45家在华全球500强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充分肯定外商投资法对于投资者权益保护相关的同时，也对立法的意图是否能够真正地落地有一丝的担忧，那么二位老师认为条例从哪些方面解除了这一部分的担忧？

 外资企业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 研究员 张湧：我觉得这个担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外资已经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力了，外资企业的数量占中国整个企业的数量不多，3%左右。但是它创造的就业，创造的税收，给我们带来的进出口总值工业总值比例都很高，进出口的话差不多要占我们的一半，工业的话占我们的四分之一，就业也要占到我们的六分之一，所以毋庸置疑这外资企业到中国之外我们已经完全把它视作是自家人了，只是说它的投资主体，母公司是来自国外，来自境外。

 改善营商环境 保护外商在华权益

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 研究员 张湧：所以今天我们出台这部法律是为了把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自贸试验区建设6年来，在外商准入方面形成的一些好的实践好的做法，用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化下来。那么真正体现我们也是一个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这么一个理念，那么我相信对外资的保护只会做得越好，只会越来越好。

海南大学法学院 教授 刘国良：我总结了四个方面作为担保，那么首先是法制保障。因为透过法制这个保障给人一个恒久的信心，就你外商投资到我中国来投资，我给你个恒久的信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信用，中国政府信用做担保。应该说在现实的国际情况下，我们中国在此时此刻拿着中国信用，中国政府信用来向全球国际所有的市场主体进行承诺，所以说这是一个信用担保。

 扩大对外开放 促进中外企业公开竞争

海南大学法学院 教授 刘国良：第二是市场化。因为这个市场化很重要一点，不仅仅是承诺我中国市场，而且可能在未来我中国企业也面临着就是国际市场全球化市场，在这个市场化我认为是三位一体的。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机会均等，因为这个机会均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外商投资主体与本国主体，在这个市场竞争当中机会均等，所以这就很重要一点说明中国政府对世界投资企业是平等对待。

戴代佳人：作为对外商投资法的进一步落实，彰显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对外发展的决心，同时外商投资法以及实施条例的落地将会对我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聚集全球创新资源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 研究员 张湧：高质量发展这个阶段最重要一个特征，就是以科技创新作为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那我们国家在科技实力方面这几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要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在某些领域还存在着一些软肋，一些短板。所以我们今天向外资更大力度的开放我们是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全球的资源，大家协同的来进行创新，那么这也是我们海南搞自贸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那么能够通过外资进一步开放我相信能够为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更多的好的外资的企业外资的项目，能够给中国市场提供更多的更好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这些产品和服务它本身又能够促进我们本国的民族工业的，民族服务业的它的质量的提升，当然在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竞争，但是我觉得竞争也是一种倒逼，所以这个意义还是会非常的重大。我们现在缺的不是资金，我们缺的是能够带来高质量发展，能够带来真正解决硬核科技这些难题的好的这些资金，所以我觉得这样一轮开放对我们海南来说，对我们全国来说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

 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推进市场主体多元化

海南大学法学院 教授 刘国良：那我在这里用几个高来形容一下，第一个这种实质性的影响首先影响的就说信任度更高。就是我们中国在世界的投资领域当中我们的信任度更高；第二是市场化程度更高；那么第三个就是市场主体多元化程度高，那么在这个市场主体多元化的角度，很重要一点就是不会因为民族、文化、种族这些问题，因为在中国一个很重要问题，只要你是符合外商投资法的主体，你就不受任何因素参与中国的市场竞争；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法治化程度更高，因为透过这个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就更能彰显出我们对市场的治理我们是法律性的治理。

海南大学法学院 教授 刘国良：那么同样在这里头还存在一个也是几个高，就是整体经济的稳定性高和国际化、全球化融合度更高，然后带动影响的辐射力高，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在未来的国际乃至全球的角色，已经与十年前的角色发生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中国对未来的国际经济、全球化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力可能是更为巨大。

戴代佳人：外商投资法的推行可以给外商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么紧接着可能会有更多的外商，作为这个投资主体来到我们的中国那么有更大规模地进入，会不会给中国的民营企业带来一定的挑战？

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 研究员 张湧：这个挑战是客观会存在的，竞争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地加剧。但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本身就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成员，所以中国的企业它本身就是全球的企业。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竞争，我们应该把它视作是一件好事视作是一件正面的事情，我们的民营企业如何更好地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就像我们当初入世的时候我们有点担心，是不是会对我们的民族经济会有冲击，但大家事实上看到了中国经济最快的一段时间增长就发生在入世以后到今天二十年时间，那我相信这个外商投资法这次颁布之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机遇其实是更多的。

 深化交流合作 共享发展机遇

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 研究员 张湧：那么在这些开放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如何跟这些世界500强的外资企业加强合作，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直通车的通道，我们的民营企业能够很方便地和他们进行合资，外资企业也能够在负面清单的框架下更加少的受到约束，它能够自主地去选择合作伙伴，所以你只要是关键的问题是说，你只要这个民营企业自己做得好，你的机会会越来越多，你如果本身就做得不好，然后你又去怪说，因为我们对外资开放力度大了，所以我被外资挤垮了，这个逻辑是我觉得应该是荒谬的。我们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我们怎么样趋利避害？怎么样化挑战为机遇？能够赢得自己更大的发展。

海南大学法学院 教授 刘国良：优胜劣汰是一种自然法则，那么在这种自然法则当中，是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企业不能回避的，所以在这里头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很关键就是企业的成长是建立在政府的保护之下，还是建立在自身能力提升的情况之下，所以说就像我们的婴儿似的，我们的孩子的成长，他永远永远不是建立在父母的保护之下，也只能是培养出这个孩子有抗挫折能力，抗压能力。

 培育创新动能 提升抗风险能力

海南大学法学院 教授 刘国良：那么同样企业我认为，第一个不管是民营企业也好，什么企业都有一个它的生命力顽不顽强，第二是抗风险能力顽不顽强，第三个是开发创造的能力顽不顽强。那么你如果有这三个能力了，也就无外乎跟谁竞争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透过这个外商投资法来讲，我认为更能体现出我国政府对我国企业这里包括民营企业，它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