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晚年的重要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完成50周年的纪念日（据郭沫若研究专家王锦厚先生考证，《李白与杜甫》书稿完成于1969年，出版于1971年。详见《郭沫若学术论辩》，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这部著作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诞生的一部充沛着无产阶级“人民史观”的学术巨著。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巨匠郭沫若同志的收山之作，集大成之作，足可光耀千秋，垂范后世。这里可以借用列宁评价《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来说明此部著作的历史意义——“这部著作极其透彻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那么，这新的世界观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民是历史主人，历史为人民服务。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巨著，在郭老身后却横遭物议，且议论者多为俊彦之士。他们一则曰：此书“抑杜而扬李”；更则曰：此书迎合毛主席喜爱李白的口味！真是皮相之论，不值得一驳！其实郭老早已在本书中点明了消息：“无论李也好，杜也好，他们的‘光焰’在今天都不那么灿烂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解放以来某些研究者却依然以元稹的见解所束缚，抑李而扬杜，做出不公平的判断。”（见该书第1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以下引文均见此书）可见郭老是有的放矢的，是针对那些不公平的判断的，绝不是随意的“抑杜而扬李”。郭老态度很明确，他在书中说：“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抑杜而扬李。”（第118页）。翻开该书关于杜甫部分，可见每一论题之下，郭老都摘举某些研究者的扬杜之词而加以批驳，来证明杜甫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高，是什么“人民诗人”。可以说郭老抑的绝不是杜甫，而是那些过誉杜甫的观点。这在研读这部著作时可以深切感受到的。郭老对李白也并没有扬，而是恰当地给他下了一个判断——“又庸俗而又洒脱，这就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见该书第16页）对于李白的弱点，郭老也毫不留情地给予批判，对于李白的门阀观念，郭老评价说：“这暴露了李白极其庸俗的一面。”（第12页）对于李白的功名欲望，他评价到：“李白虽然号‘谪仙人’，其实他的功名欲望是非常强烈的。”（第35页）对于他逃避安史之乱，不与人民一起参加抗战，反而蹿身南国胡乱行乐的品行，郭老痛斥到：“李白这时实在是糊涂透顶了！”（第54页）只要留心这样的批判，在《关于李白》的部分中俯拾皆是。可以说郭老是在翻案，他是在翻“抑李扬杜”的案，从元稹到现代名家无不一一指摘批驳，请看这段文字：“以前的专家们称杜甫为‘诗圣’，现代的专家们称杜甫为‘人民诗人’，被称做‘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第125页）郭老问的就是这个“所以然”，他以详实的史料，严谨的推理，分析了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等等，打破了杜甫“人民诗人”的头牌。其实稍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常识的人都可以知道，封建文人的作品有一定的人民性是可能的，但是要完全脱离阶级性是不可能的。给之冠之于“人民某某”确实是过誉了，只有老舍、赵树理、田汉、柳青等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家才配冠以“人民”的字样。郭老评的就是这个理，这绝不能说他是在“抑杜而扬李”，郭老也并没有把“人民诗人”的荣誉授予给李白，而是把它授予了造封建统治阶级反的“造反诗人”苏焕。他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焕一票。”（第250页）郭老是一位革命家，是一位具有革命气魄的大学者，他在学术研究中绝不拘束于陈俗定见，敢于并善于破旧立新，独出机杼，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擅长作翻案文章，给“奸雄”曹操翻案，给“秀虎”曹植翻案，给“书圣”翻《兰亭序》的案，进而推翻了被捧为“诗圣”的“人民诗人”的铁案。郭老研究历史的宗旨是什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见郭老著作《历史人物》序）。我认为《李白与杜甫》一书充分反映了这种精神，你说杜甫是“人民诗人”，郭老就偏要较这个真，但郭老也绝不武断，将杜甫一棍子打死，对于“三吏”“三别”郭老还是首肯的，他说：“从内容上来说，的确颇能关心民间疾苦，是可以令人首肯的。”（135页）类似者尚多。可见郭老并没有把李白捧上天，也并没有把杜甫踩入地，而是还其本来面目。郭老没有肆意地“扬抑”古人，而是热烈地纠正今人。因为他心中装的是人民！令人惋惜的是，被郭老批驳过的一些专家不能够虚心地接受郭老的意见，或者系统地申明自己的观点，却在郭老身后时不时地吹一阵风，因许多读者也追随其后，大反什么“抑杜而扬李”之风。其实有郭老书在，只要大家细致地重读几遍，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总之，《李白与杜甫》是好文章，是大著作，是郭老的当行力作。更有甚者，在一个时期以来，一些论者对这部书、对郭沫若、对于新中国史学研究彻底否定。说到底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确立的史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道路的背叛。这就使他们的这些“皮相之论”有了“皮里阳秋”的味道。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在史学研究上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改造了中国传统史学，如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李大钊同志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开天辟地地提出“人民生产衣食的方法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些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扫清了“历史”障碍，这更突出表现在郭老的开山之功。郭老出版于1929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书以翔实的史料，精湛的研究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杜撰的“中国历史特殊论”对共产主义学说的非难，破天荒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国学者为共产主义学说作出的巨大贡献。郭老用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占领了反击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学术高地，擎起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文化的大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率领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和史学工作者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与观点作斗争，为粉碎反动文化人配合蒋介石军事“围剿”而发起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带动了一大批尚在彷徨之中的青年，使他们坚定了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投身到滚滚的革命洪流之中，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1929年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为1949年诞生的新中国奠定了扎实的“历史理论”基础，感召着爱国的史学家们都集中在了党和人民的旗帜下。
这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对中国近代“史学救国”传统的发扬光大。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时代精神与神圣使命。这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其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中所说：“要把历史研究从那些所谓饱学的奴才之污秽的手中夺回来，使之成为大众以及一切被压迫人类革命斗争之最高的指导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就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开山名著出版整整40年之后，郭沫若同志又出版了他的收山巨著《李白与杜甫》，这两部著作是郭沫若史学领域中的“双璧”，双峰并峙，昭示着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初心使命与开拓精神。 历史研究比其他科学有着更鲜明的政治性与阶级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诞生就与被压迫人民血肉相连，它的发展历程活生生的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为人民服务。这一原理得到了一切进步的史学家的认同。如中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仓修良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学史》序言中就明确指出：“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势必曲折地反映政治斗争。”（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4页）在十八大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史学研究严重背离了史学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道路。史学研究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与重灾区。“以洋为师”，“复古尊孔”成了某些人研究历史的“研究范式”。马列主义理论被严重边缘化、虚无化，以“碎片化”研究为代表的史学研究完全丧失了对中华民族宏大叙事的能力，完全成了金钱的衙役、市场的奴隶和资本的婢女。在他们的研究里，从曾国藩的个人修养中发现了“道德完人”；从蒋介石的私人日记中挖掘出“抗战奇勋”……完全曲解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道路，造成了历史观的极大混乱。他们疯狂地掠夺史学资源为资本所用，使史学研究成为了“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在精神上、文化上、思想上、政治上掠夺与压榨的帮凶。新世纪的历史研究就是在一片“原子化”的表面繁荣之中背叛了人民与历史。说到底，这就是上世纪30年代反动文化人配合蒋介石军事“围剿”而发起的对革命文化“围剿”的残兵剩勇；这就是新世纪以降配合国际资本对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剥削压榨的第五纵队的走狗尖兵。这绝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与他们的斗争，关乎中华民族前进道路的选择；关乎新中国颜色的变化；关乎中国共产党宗旨的坚持。这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不要把政治问题当做一般的学术问题。”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些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包藏的“政治祸心”！面对此情此景，让人们不得不深切的缅怀以郭沫若同志为代表的那一代无产阶级史学大师的风范。而重读90年前出版的《中国社会古代社会研究》与40年前完成的《李白与杜甫》这两部史学巨著，就成为我们反思现实，复归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史学研究的开始。
（作者系红色文化学者、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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