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立强，老一辈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之子

去年的四月十日凌晨，太行缀花、漳水呜咽——杨贵叔叔走了！

杨贵叔叔是红旗渠的首创者和设计师。按国人渐已接受的国际流行尊称，说他是“红旗渠之父”，当之无愧！

近一年来，每当想到父辈与杨贵叔叔近半个世纪的情谊，想到杨贵叔叔对我一家的关爱，我常常夜不能寐、思潮翻卷。 

曾几何时，杨贵和红旗渠鲜为提及。时至今日，仍偶有不谐杂音泛起。这令人脑海中难免浮现先烈的沉重名言：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幸哉，2011年3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他发聩震聋、高瞻远瞩地指出：

“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

红旗渠就是干部人民同心同德、众志成城、拼搏铸就的丰碑！

杨贵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征程上涌现的英雄！

杨贵和红旗渠正是代表那个激情燃烧、伟大辉煌时代的旗帜！

红旗渠得到从中央到省委

老一辈的倾力支持

杨贵和红旗渠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无革命家的发现、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也是在那一代人民群众支持、拥护下成长起来的！

1954年5月，年仅26岁、却已有11年党龄的杨贵被任命为林县县委第一书记。他率领全县人民大兴水利，取得了显著成效。在1957年的全国山区工作会上，林县被树为典型，杨贵介绍的经验受到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热情赞扬。林县还获得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奖状。

当年底，林县县委发出“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雄壮号召。十五年后，陈永贵参观林县深受启发，提出也要“重新安排昔阳山河”。这个口号在数十年里一直激励着地球上最大的农民群体战天斗地，创造出了真实版的“愚公移山”神话奇迹。 

1958年下半年，毛主席在视察中最早发现了“大跃进”的问题。11月1日深夜，他在专列上与新乡的部分地县领导干部座谈讨论。 杨贵和参会的同志们如实、详细反映了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这引起毛主席的警觉和重视。随后，他分别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八届六中全会和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了全党纠“左”的艰难历程。

1958年11月1日深夜，在新乡火车站的专列上，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中）向毛主席介绍杨贵（左）

如今被媒体广为引用的毛主席与杨贵亲切握手的照片就是在座谈会开始前，时任新乡地委第一书记向毛主席逐一介绍参会者时的留影。杨贵叔叔家那窄  小的客厅里一直挂着它。

在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鹤壁市文联副主席关劲潮所著《巍巍山碑——红旗渠旗手杨贵传奇》书中披露的一段轶闻，也能够证明杨贵身上这种为民务实、敢言敢当的秉性由来已久：

1959年秋后种麦时，杨贵坚持实事求是，不盲从某位科学家提出的“地翻一米深，亩产能超千（斤）”的论断，没有执行“凡土地翻不到一米深不准种麦”的规定，使播种即没误农时，又没瞎指挥。第二年夏天，林县取得小麦大丰收。新乡地委第一书记拍着杨贵的肩膀，既高兴又感慨地说：“实践证明，你的做法是对的。这就是水平，这就是能力，别人不服气不行！我们的干部要都能注重研究实际，学习实际就好喽！”

也正是在1959年的年中，为了彻底解决林县干旱缺水的问题，杨贵等县委领导冒着酷暑兵分三路，穷源朔流奔赴邻省三县找水。

当年11月6日，林县县委向新乡地委和河南省委呈送报告，要求兴建引漳入林灌溉工程。 

不久，应杨贵请求，河南省委向山西省委致函，协商解决从山西省的平顺县引漳入林。河南省委书记处负责农业的书记史向生也应杨贵之请，领衔给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和书记处书记王谦写信求援。山西省委领导很快答复，同意从该县石城镇侯壁断的下方引浊漳河水。

5天后的1960年2月11日，顶着某些人说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是“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流言蜚语，该工程正式拉开序幕。3月初，杨贵发起将该工程定名为“红旗渠”。

杨贵（前）、李贵（随后）率领林县县委领导走在修建红旗渠队伍的最前列。摄影：魏德忠

一年零八个月后，红旗渠工程面临重重困难、几近停工。1961年9月21日晚，杨贵向到任三个月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作汇报。刘建勋坦率地说：“杨贵同志，你谈的情况我清楚，他们在豫北宾馆会议上整你们，那种做法我不赞成。你们的工作做得很扎实，是经得起考验的。我在中央开会时，周总理还问到你的情况。他说：林县修建红旗渠是个好事嘛，是些什么人有意见呢？我说：就是平常不愿做艰苦工作的那种人。这种人心中没有人民！”

刘建勋所指的那次会议前期，地委领导中有人说“大搞红旗渠建设，比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还要苛刻”，错误地整了杨贵、路加林等县委领导同志，最后是在负责农林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亲自指导下得到纠正的。

刘建勋接下来对改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的吴芝圃说道：“芝圃同志，红旗渠那么大的工程，不支持一点钱说不过去。……陶铸同志跟我说：红旗渠这么大工程，又是在困难时期，就靠林县一个县的力量来搞，真不简单！你省里不支持一点钱，将来建成后看你们怎么向群众交待！我看，咱从今年省里节余下来的行政经费中给杨贵解决一二百万，他们的自力更生精神省委应该鼓励。”吴芝圃当场表示同意。

杨贵在《忆刘建勋同志》一文中写到：“一二百万元，这在当时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当然我高兴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红旗渠引起了周总理、陶铸同志和省委的关心和支持。以后，建勋同志还几次到红旗渠参观指导工作，他非常关心红旗渠建设。”

刘建勋晚年的《自述》为杨贵回忆作了简要补充：“我刚调到河南不久，就去了林县，看到‘红旗渠’工程停了，问杨贵为什么停下来，他回答没有钱制造炸药。我说了话，批了二百万元给他们，开了炸药厂。那时候的二百万元，可比现在值钱多了。”

此次谈话十天后，迎着新中国12岁华诞的朝霞，红旗渠总干渠第四期工程的开山炮在千山万壑间重新响起。

1963年，河南省委曾一次拨给林县20辆“解放”牌卡车。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困难时期，这可是数量颇大且价值不菲的物资设备啊！不仅大大鼓舞了林县人民的斗志，也支援了红旗渠工程和其他建设。在那个年代里，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河南省委在尊崇和弘扬广大修渠民工的奉献牺牲精神等方面也都高度重视。

仅以任羊成和李改云两位劳模为例。

任羊成是修渠大军中有名的除险队队长。绳子勒得血肉模糊形成了伤痕，就像赤褐色的带子永远缠绕在他的腰际。

任羊成在给笔者的信中回忆了刘建勋代表省委接见自己和全体敢死队队员时，走上前去与英雄们一一握手，激动地高声说到：“阎王爷不要你们，我们要。你们辛苦了！” 刘建勋每次见到他，总是一把拉住他的手，夸他是红旗渠上不怕死的飞人，是当代的英雄。

1966年2月23日，刘建勋接见任羊成、王磨妞、李科成、王实存等修渠英雄模范。摄影：魏德忠

任羊成还回忆在1971年2月省里组织劳模赴外地学习交流前，刘建勋代表省委听他试讲就达四个小时，热情鼓励他放开胆子，丢下稿子，怎么想的、怎么干的，就怎么讲。不要讲空话、套话！

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前，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了16集大型电视文献记录片《新中国》。在第7集中，任羊成讲述了冒死排险的故事。

此时，画外音响起——“当时的省委书记刘建勋听了这个故事后，决定同当地的县委书记一起请这位英雄吃顿饱饭。为此，他们准备了四碗面条。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最大的奖励。”

片中提到“当地的县委书记”正是杨贵。

2013年五一劳动节，中央电视台的大型电视文献《劳动记忆》节目播出，又一次提到了这个故事。

任羊成说：“省委书记见我还没有吃饱，又两次自己掏钱从伙房要来10个馍，我一下子又吃了5个，再不好意思吃了。书记劝我吃饱，我又吃了3个，剩下两个，实在不好意思再吃了，因为我知道两位书记每人只吃了一碗面条，根本吃不饱。但两位书记仍不肯吃，非要我拿走不可……”

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魏德忠多年为红旗渠摄影宣传，他的忆文多了两个细节：

一是刘建勋问杨贵：“他们干这么重的活，一个月多少标准？”杨贵答：“干部标准，一个月29斤。”刘建勋说：“不行，你杨贵没粮食，我有！回去我和文敏生省长商量一下，给你们拨些款、拨些粮食，怎么也得让任羊成他们吃饱呀！”

 

二是看着任羊成狼吞虎咽的样子，刘建勋和杨贵的眼圈红了。任羊成离开时，刘建勋说：“再拿几个馒头来。”然后用纸一包，塞到任羊成的怀里。

记者评述道：“我们被任羊成的回忆深深地打动了，这个故事的潜台词是：有这样好的党风和干群关系，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奇迹不能创造！ ”

1960年2月18日，姚村公社社员、修渠妇女营营长李改云舍己救人、身负重伤。她昏迷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告诉工友：“我在信用社存了10元钱，你把那10元钱给我交了党费吧。”

杨贵得知李改云受伤后，下了一个死命令：“人要保住。不能让英雄流血还流泪！”

前几年，笔者分别采访了李改云、主治医生和直升机飞行专家。

李改云回忆说：“受伤后省领导刘建勋来看望我，安排直升机把我接到郑州去治疗。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伤会让这么多人牵挂。”

负责运送李改云的任务是由河南省委联系武汉空军，请驻新乡市、通称‘独三团’的直升机团指战员们于4月18日执行的。

李改云的右腿保住了，但留下终生残疾。她被评为红旗渠建设模范和特等模范。人们还将位于红旗渠渠首的一座桥命名为改云桥。

光荣负伤的李改云在医院养伤。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红旗渠初建的1962年底，经杨贵提议，林县县委决定将国家退赔给县财政的200余万元分批分期用于该项目，个别反对红旗渠建设的人接二连三向上面告状。最后是兼任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副总理一锤定音，才保护了林县县委，也保证了红旗渠正常施工。

李先念后历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仅1963—1991年间，他对杨贵、红旗渠建设和红旗渠精神所作的文字批示就有19件，讲话更达30多次。杨贵每提到此，总是满怀感念地说道：“如果不是先念同志为我们撑腰，红旗渠能不能修成，何时修成，还很难说呢！”

中南局主要领导陶铸、王任重对修建红旗渠也非常关心，先后派金明、李尔重、吴南生等人常驻河南帮助工作。其中李尔重就到过红旗渠现场指导。

而河南省委在关注林县红旗渠建设的同时，也高度重视总结林县县委的思想组织建设，及时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

“文革”初期，担任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的文敏生于1967年6月20日，亲笔给林县“造杨贵和黑县委反”的那派群众组织写了一份材料，提到不少事例恰好印证了省委集体对待杨贵和红旗渠的态度。

文敏生写道：

“据我回忆，在一九六三年何伟（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后调任国务院高教部部长—笔者注）到林县座谈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全省推广过。后来刘建勋和纪登奎到林县总结了依靠贫下中农的经验，并向中央出版的《内部参考》写过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林县是马列主义的县委，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北京举办农业大寨式的展览，决定展出林县为大寨式的县，据我所知是先由农业口提出，最后经刘建勋同意报中央的…… 提拔杨贵为地委副书记，是先由省委组织部和地委研究，经刘建勋同意后，提到省常委会讨论通过的。……刘建勋说‘林县十年搞得好，工作有成绩，杨贵这个尖子，不但不可以拔掉，还可以提拔。’果然，杨贵这个县委书记不久连升几级，被提升为安阳地委副书记。同时刘建勋还命令河南日报大量报道杨贵所谓事迹，要求把杨贵作为活的焦裕禄来宣传……”

1964年12月，红旗渠总干渠全线竣工。当年林县就成为全省第一个提前3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指标的县。通水同时解决了57万人和37万牲畜吃水用水的民生大计，在20年里，全县的粮食产量提高了5倍。

1965年的5月和8月，河南省委连续发出号召，要求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在学大寨、学大庆、学解放军的基础上，向林县学习。

10月，河南省委任命杨贵为安阳地委副书记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

12月18日，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全面介绍林县县委领导全县人民重新安排河山的动人事迹，同时还在头版配发了社论，林县县委获得全县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的高度评价。

在《党史二卷》中赫然写到：“林县人民开凿红旗渠、重新安排河山的壮举，是杰出的代表……这个计划得到了河南省委的支持。”

国家补助红旗渠建设

一千余万元的来龙去脉

英雄的林县人民历经十年艰苦鏖战，削平山头1250座，凿通隧洞211个，架设渡槽152座，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建成了全长1500公里、名垂青史、震惊世界的红旗渠。

当时整个红旗渠工程总投入7154.7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25.98万元，县社队自筹（含投工）6128.72万元。如果把红旗渠施工的土石方堆成一条高3米、宽2米的城墙，这条新的“万里长城”可以从广州一直延伸到哈尔滨。

对于国家补助1025.98万元的来龙去脉，多年来一直语焉不详。在此，笔者将近些年收集的资料归纳整理如下：

首先，国家补助是分两次进行的。

第一次即前文所述1961年9月21日，刘建勋、吴芝圃代表河南省委当面向杨贵承诺要拿出“今年省里节余下来的行政经费”支持红旗渠建设。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次是在1963年7月刘建勋和纪登奎视察林县后确定的。

千正旺曾任新乡市委副秘书长，曾长期担任安阳地委第一书记崔光华的秘书。他在2014年7月10日给笔者夫妇的信中详细写道：

“我发现《杨贵与红旗渠》中‘省委领导的支持’章节有一个重大情节遗漏,补充说明如下:

 

1963年7月8日至11日,刘建勋在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纪登奎陪同下,对林县进行了四天的考察。这次考察对红旗渠工程进行了全面实地查看。具体的活动是：七月九日提前吃过早饭,乘车到达红旗渠分水岭，沿着总干渠的盘山路北上，边走边看，中午时分，赶到建在山西平顺县的红旗渠渠首，在这里详细参观了渠首的各项建筑和漳河水源情况。中午在平顺县石城公社就餐。饭后不休息，和公社干部座谈，听取他们对红旗渠的看法，询问修建红旗渠给当地带来什么不便……

 

由于他实地考察了施工情况，又听取了县委的详细汇报，对红旗渠的认识又有了升华，十二日离开林县前，他对林县县委领导人表示，我回到郑州后,想办法筹集八百万元，支持红旗渠建设。

 

在场人听到这个数字，无不惊喜。当时的八百万元绝非小数，我听后大为震惊，在我脑子里印象很深，直到现在记忆不忘。

 

1967年夏天，刚刚“解放”出来担任北京市革委常委兼农林组组长的刘建勋在北京接见了两个希望了解杨贵情况的大学生。刘建勋说：‘杨贵修建红旗渠是好事嘛！林县过去没水吃,逃荒要饭。修渠是在困难时期,我看过,工程很大,我给批了点款,20%是上边给的,80%是自力更生。谁说红旗渠是黑的，他可以不吃红旗渠的水，还跑几十里到漳河挑水吃嘛！’

 

总上所述,可以肯定,刘建勋批准支持‘红旗渠’的款项是两笔，第一笔是书上所讲的二百万，第二笔是遗漏的八百余万。”

其次，再看林州市红旗渠精神学习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红旗渠杂志》主编郝顺才2016年1月12日发给笔者的邮件，从中可寻觅到省委随后布置业务部门在林县调研及国家补助的具体细节：

关于刘书记拨款的基本情况

一、红旗渠日记摘录：

1963年7月9 日，刘建勋来工地视察。（464页）

1963年9月15日，省计委高、杨两同志来红旗渠摸底，看国家需补助多少款。（469页）

1963年12月2-3日，杨甫副厅长了解今后需要开支的各项经济情况。（477页）

1964年4月23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安阳专区支行王文轩二同志，来了解有关工程安排、资金运用等工作。（487页）

1964年10月10日，安专水利局财务科李科长2人，了解财务开支情况和存在的问题。（505页）

二、国家投资数目和分配明细：

 

总干渠投资：463.98万元。

三条干渠投资：405万元。

加高加固投资：147万元。

支渠配套投资：10万元。

共合计：1025.98万元

郝建生曾任《安阳日报》副主编、河南省红旗渠精神研究会常务副理事兼副秘书长。他和郝顺才都是研究红旗渠的专家，他还是《杨贵与红旗渠》的三作者之一。他亦认为千正旺的回忆确实可信。 

1963年12月，在周总理、李先念和钱正英（水利部副部长，主持部工作）的大力支持下，红旗渠工程终于正式纳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国家拨款随后逐步到位。

艰难岁月中的捍卫与坚守

“文革”初期，杨贵首当其冲遭受冲击。他回忆道：“‘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安阳地区的县委书记中，我是最早受到冲击的……（造反派的）街头大标语：‘大好消息，东扒焦裕禄的墓，西罢杨贵的官。’焦裕禄努力改变兰考面貌，我们自力更生修红旗渠，都成了‘罪恶’。”    

据不完全统计，杨贵先后遭到批斗270多场。大批的林县干部群众、劳动模范和杨贵的家人都在所难免，受到牵连。红旗渠配套工程建设也被迫停滞。

1966年9月21日凌晨，安阳地委造反派星夜围攻林县县委揪斗杨贵。闻讯后，李先念马上做出批示，陶铸、谭震林即刻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让电话通知河南省委：请杨贵同志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以便保护他。遗憾的是，周总理的指示被地委造反派扣押，未能落实。

已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也想保护杨贵，明确表态不同意杨贵回安阳地委“参加运动”。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执行了王任重的指示。据他1967年在文字材料中所述：省委两次明确表示“杨贵可以不回地委”，而省委候补书记兼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戴苏理却擅自“答应可以。”这就极大地助长了造反闹事者的嚣张气焰。

万般危急之际，林县的广大干部群众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奋不顾身自发加入了保护杨贵、保卫红旗渠的行列。 

1967年5月30日，已被关押、揪斗半年多的杨贵在陈亦庆、白兰香等北京大学生和林县工人们的帮助下，藏在装满棉花籽的大卡车内辗转到了山西。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和申纪兰义无反顾地收留保护了他。

6月10日，杨贵到了北京，先后在新华社记者方徨、程竟明、国务院外事办干部李后和京郊618军工厂工人师傅等好心人的家中躲藏，“像当年打游击和敌人周旋的战斗生活一样。”杨贵的入党介绍人王青奇、刘树杰夫妇也千方百计地竭尽所能帮助他。

8月8日，周恩来总理看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四个记者的联名信后作出重要批示，并亲自给尚未重回河南工作的刘建勋打电话，明确指示他“要保护杨贵同志的人身安全”。

刘建勋迅速落实周总理的批示和指示。8月12日，他终于通过北京市革委吴德、杨寿山等领导找到了杨贵。他们安排杨贵于15日乘飞机抵达郑州，由空军13师保护起来。

方徨曾撰文回忆周总理批示大意是：“杨贵和林县的工作过去是有成绩的，说林县是‘黑旗县’，‘红旗渠’是‘黑旗渠’是不对的。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杨贵，早日把他解脱出来。……我们深深为周总理、刘建勋对解决林县和杨贵问题的关切和重视而感动。”

杨贵回到郑州次日下午，刘建勋专门赶到机场看望了他，向他详细介绍了周总理批示和指示的内容以及执行经过，杨贵听罢泪如泉涌。

河南局面逐渐平稳后，刘建勋找来《河南日报》负责人，交代他要专门“发一个消息，叫杨贵出来主持林县的工作。还说，河南有几个杨贵就好办了。”刘建勋希望通过此举，能够有更多的革命领导干部尽快地“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稳定局势、发展经济。

1968年4月28日，林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杨贵担任县革委主任兼县武装部第一政委。他立即投入了指挥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的战斗，耽搁两年的红旗渠建设重新步入正轨。

1969年7月6日，支渠配套工程全部竣工。

李先念的老秘书程振声曾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他就曾专门详细介绍过老首长与河南农业生产和林县工作渊源的前因后果。这段距今久远的历史资料非常珍贵，故在此不吝笔墨，摘抄部分重要情节如下：

“…… 从1966年初先念同志开始接触农业一直到五月份“文革”前，他对河南农业生产做了十条指示。这些指示实际上就是林县的经验。1966年4月，先念同志给王维群写信，要树林县这个典型，抓好全省农业生产。

这是先念同志最早、最直接讲林县。

……

 

党的九大后，先念（重新）进了中央政治局。那时周总理忙，先念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林县革委会成立后，一年时间就完成了红旗渠配套工程，工作搞得很出色。1969年6月3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1560期反映：‘林县大抓农业不断壮大巩固集体经济。’对此先念批示‘印参阅文件，加发农业、水电、商业、轻工、化工部。’推广林县的经验。

 

九大后，全国形势一度趋于稳定，外交也开展起来了。1971年7月25日，外交部、外经部向国务院请示《关于同意宫石林治等人参观红旗渠等水利工程等单位》。先念同志批示：‘各国大使都可去参观，当然可以去，你们就可以决定。’先念又把林县这个典型推向了世界。”

（引自《杨贵与红旗渠》三位作者中杨增和、李永生2005年4月15日访问程振声的记录稿）

1970年底，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宾时，代表国家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新中国出了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另一个是红旗渠的建成。”

《党史二卷》中再次记述到：“河南林县人民在1966年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后，又于1967年进行红旗渠支渠配套。他们顶住压力，排除动乱的干扰……直至1974年8月，红旗渠全部竣工。”

在后来的岁月中，杨贵和刘建勋在各自的岗位上分别经受了更大的考验。他们在从未遇到的逆流困境中风雨同舟、苦撑大局。他们之间由共同理想和信念构架起来的战斗友情日渐深厚。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林彪集团加快了从中央到地方抢班夺权的步伐。在河南，他们公开把矛头指向杨贵和红旗渠，诬陷“红旗渠对外惊天动地很凶，对内灰心丧气很空。”

1969年10月，杨贵被调洛阳地区任革委会副主任，林县开始大规模的批杨贵、肃流毒。

11月，河南省革委副主任王新当面斥责杨贵说：修了一条小小的红旗渠有什么了不起！随后，他两次派人到林县“整风”，不仅错误地批判杨贵，还打击了林县大批的干部党员和劳动模范。

1970年7月，围绕红旗渠建设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再掀疾风暴雨。县委和局委领导干部被统统集中起来，进行了为期90天的“整风”。 

此次，林县的干部群众又被牵连波及无数。

那时，刘建勋的日子同样不好过。面对王新大砍红旗渠、打倒杨贵的一意孤行，刘建勋仍然先后4次批评了他，可他却执意不改。

李先念的老秘书程振声还详尽回忆了中央察觉王新问题严重性的过程：

“1971年9.13事件前，王新在林县批红旗渠，批杨贵，换班子。1972年3月12日，华国锋转来周总理关于‘林县干部大换班，否定红旗渠，群众思想不通’的批件……1972年6月7日，纪登奎转来群众来信简报第19期反映：‘河南省林县第一书记张兴吾全盘否定该县建设成就，大讲红旗渠是假的。’先念批示：‘登奎同志阅，可转刘建勋同志阅。经常接到林县群众来信，反映有人说红旗渠是假的。怪！’”（引自《杨贵与红旗渠》三位作者中杨增和、李永生2005年4月15日访问程振声的记录稿）

1972年10月15日，朱德委员长的夫人康克清从林县回到郑州，当面向刘建勋、张树芝反映杨贵和红旗渠受到错误打击的情况，并与他们交换了意见。随后康克清又亲笔给纪登奎写信：“……情况和意见，已向建勋、树芝同志汇报，他们都很重视。目前省里正开会。”她还向中央转呈了著名记者、作家华山（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的丈夫——笔者注）写的林县情况反映。

关于康克清的这封信，李先念后来亲口对杨贵说：“我们都看了，周总理看了两遍。他们把你整得好苦啊！”杨贵听后满眼噙泪。

三天后的10月18日，周总理亲自点名让杨贵和另一位挨王新整肃的开封地区领导人张钦礼一起到北京，参加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河南批林整风汇报会。

会议中，周总理环视会场说：杨贵同志，你过来！

周总理站起来伸手把杨贵拉到自己身边问：你今年多大了？

杨贵回答：44岁。

周总理一边拉着杨贵的手，一边怒斥王新说道：毛主席培养的好干部，你要整他们。我真是难过死了……说着说着，周总理动情地流下了眼泪。

叶剑英接着批评王新道：“你对林县人民创造的丰功伟绩不是赞扬而是咒骂、破坏。兰考焦裕禄的事迹看了很动人，你也反对。从感情上看，你爱什么、恨什么是很明确的。”

11月4日，中央(1972)42号文件经毛主席批示“同意”后下发全党。该文件充分肯定了林县人民战天斗地的辉煌成就，严肃批评了王新大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的错误。 

当天，李先念、刘建勋等与杨贵谈话。李先念说：杨贵同志，这次会议就算给你平反了！总理对你很满意，说你顾全大局。回林县解决一下问题，就准备到省里工作。这是中央和建勋同志的意见。

就这样，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自10月18日起，前后共用18天时间，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主持下，又一次解决了河南问题，再次给杨贵和红旗渠平反。（引自杨增和、郝建生、李永生合著的《杨贵与红旗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1973年2月26日，中央发文通知：杨贵担任河南省委常委、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

6月12日下午，刘建勋向杨贵传达说：“先念同志从北京飞往武汉，专门在郑州停了停，传达总理意见：让你协助我抓省委全面工作。我送先念上飞机后刚回来，就给你谈这个意见。杨贵同志啊，你可要理解总理和先念同志的意思啊！”

8月28日，经周总理亲自提名，杨贵当选为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在11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再次亲自提名，派杨贵到公安部协助华国锋（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工作。他不负众望，与“四人帮”安插在公安部的爪牙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76年4月10日上午，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召开省会各界群众大会后，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杨贵（右）和刘建勋（中）、张树芝（左）在首车上。 提供：原守成

1976年3月25日，华国锋和纪登奎代表中央通知杨贵回河南帮助省委工作。4月10日凌晨两三点钟，杨贵与刘建勋、王维群乘机返回郑州。上午9时，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召开了省会各界群众大会，贯彻党中央的指示，领导广大干部群众继续坚持与“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爪牙进行坚决斗争。

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日子里，杨贵积极配合省委，作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

在此期间，杨贵仍在林县兼职。尽管主要精力和工作时间是在河南省委和公安部，但他依旧支持和保护了后来被誉为“乡镇党委书记好榜样”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吴金印。帮助吴金印的人还有领导辉县人民大干的郑永和。为此，20世纪70年代末，吴金印还曾因为“与杨贵、郑永和关系密切”，一度被上面免职。

杨贵（中）和耿起昌（右1）、文香兰（右2）深入工厂车间指导生产。摄影：魏德忠

杨贵还坚决执行李先念、王震、纪登奎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收留保护了郭小川、华山等著名文化人，许多受难领导干部如杨珏、赵易亞等人的子女们，都在林县得到了很好的呵护和安排。

杨贵按照刘建勋的要求，在1977年春让县委副书记栗秀林请在林县的国内顶级专家对原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所患癌症进行检查确诊，并制定了手术方案。最后由栗秀林带领6人小组，护送王老夫妇安全返回长沙、成功实施手术。

两年后，王延春“叛徒、走资派”的冤案才由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亲自批示，得以彻底、公开平反。

这些看似与黄钟大吕般红旗渠建设主旋律无关的的插曲，折射出的正是杨贵和林县人民的可贵品质和无量功德！

在结束本章节前，笔者还想提提李先念与红旗渠的两件事，后人可从中体味到革命前辈内心深处的红旗渠情结。

1974年2月26日，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陪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夫妇参观红旗渠。65岁高龄的老人家气喘吁吁地沿着山道拾级攀登，他对身边的省委领导耿起昌、杨贵、刘鸿文、文香兰等人说：“林县人民能把红旗渠修到山上，你们就不能把路修到山上？你们没钱我拿钱！”

现在通往青年洞的盘山公路就是在那以后修建的。可敬可爱的林县人还把修路节省下的钱退还给了国家。

在青年洞前，李先念听了杨贵的介绍后感慨说道：

“百闻不如一见啊！我看过红旗渠的电影，也听人讲过红旗渠，来到红旗渠一看，更感到它的伟大，真是人工天河！不要说是一个县在三年困难时期修建的，就是在丰收年份修成它也不可想象！”

卡翁达总统（前左）在红旗渠分水闸工地上兴奋地挥动镐头。李先念（后中）、耿起昌（后左）、杨贵（后右）。摄影：魏德忠

1976年1月下旬，李先念、林佳楣夫妇让女儿紫阳、儿子李平做代表，从北京乘硬座来到郑州，参加了笔者36元钱办的简单婚礼。 一贯严格要求子女的李先念、林佳楣夫妇，竟都同意让紫阳、李平和笔者夫妇一块儿去林县和辉县参观、接受教育。红旗渠等改天换地的伟大工程给我们每一个人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丹心不改续写“红旗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股抹黑、偃旗的思潮曾殃及红旗渠。

杨贵遭人诬陷，受到不公正待遇。李先念、王震出面保护了他，将他调到位于黄河入海口的五机部渤海农场。他的老伴也受到株连，从区委机关下放街道办事处，后因身心俱损，过早离世；大儿子被部队提前转业；小儿子考上大学却被取消录取资格后，患上严重的疾病，完全丧失了工作和自理能力……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些常人难以承受、后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痛苦都没有击倒杨贵。

 1982年底，在陈云、李先念、王震、宋任穷等中央领导的关注下，杨贵调任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1986年，杨贵改任国务院扶贫办公室的顾问。

1988年李先念在农业部领导要求恢复杨贵副部级待遇的信上批示：“同意”，并在“恢复副部级待遇”下边划了一道红线，提醒有关领导予以重视。

1991年初，李先念在不到两个月内先后为林县两次题词。

当年8月，还是在李先念、王震等人的关怀下，中央恢复了杨贵的副部级待遇。

关于如何对待在“文革”中坚持工作的为数众多的各级领导干部，李先念曾经反复多次地说：“那个时候你能不工作吗？人民要吃饭，国家要建设，如果都不工作，难道把权都让给‘四人帮’！”他还怒斥道：“说杨贵是‘四人帮’的人，扯蛋！”

一年后的6月21日，李先念与世长辞，享年83岁。他不仅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卓越功勋，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上述他对河南省委负责同志的指示，更是人们认识、解读河南历史和红旗渠精神的指针和钥匙。

1995年6月，杨贵离休，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近七旬的他始终魂牵梦萦地挂念着千里之外的红旗渠和林县人民。笔者每次到他家中探望，几乎总能见到林县的乡亲们。

到了1998年、1999年，又有8名老同志两次联名上书江泽民、胡锦涛，恳请彻底解决杨贵的问题和大批被以“杨贵帮派体系”为借口受到牵连的林县劳模、干部群体的冤情。

直至2002年秋，安阳市政府下发文件，任羊成等4名老英雄始得享受省级劳模的待遇。

《杨贵与红旗渠》第一版于2004年9月在全国公开发行后，引起了极大轰动，以致一册难求。该书在2011年6月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再版。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题写了再版书名，原河南省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撰写了再版序言。

该书详细曝光揭露道：

在林县“揭批查”运动中，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从县直机关到各公社、各大队甚至车间、班组，层层揪斗‘杨贵帮派骨干’”，对3000多人进行了分期、分批地斗争。其中，“被批斗县委常委14人，占85%；部、委、局领导89人，占70%；公社书记、主任60多人，占一半以上。红旗渠工地指挥长、特等劳模、县委副书记马有金和县委常委、红旗渠专家路银惨死家中；抗战时期入党的县委副书记刘章锁和常委王守福赶到县办集体小厂当职工，生老病死无人管，英雄炮手常根虎、铁姑娘队长郭秋英等众多劳模被清除出党，“基层党员干部受处分和牵连的2000多人。这些同志至今仍然戴着‘杨贵帮派体系’的帽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另有《红旗渠》杂志提供的具体数字：

受“杨贵帮派体系”株连的县委机关各部、委、局，县直各单位、各公社的主要领导共有500多人被批斗免职；300多名一般干部和红旗渠劳模被批斗处理；3500多名大、小队干部被撤职；4005名党员被除名；2200名全民和集体职工被清退开除。

2002年5月8日，钱正英给曾庆红写信，要求进一步彻底为杨贵平反。她再一次提到：“河南群众中流传一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这三个书记是焦裕禄、杨贵、郑永和……党风所以难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好干部不香，坏干部不臭’……”

2006年3月，胡锦涛代表党中央推翻了强加在杨贵头上三十载的全部不实之词，给他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笔者清楚记得，这个消息是父辈和杨贵共同的老战友杨珏打电话告诉自己的。这位亲历过“反潘、杨、王事件”的耄耋老人是那么激动、开心，不停地笑着说着……至今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当年杨贵七十八岁，按照古人的说法已过喜寿之年，再也不能重返一线战斗了。可他始终心系红旗渠，情牵林县百姓，不顾年事高迈，多次回到林县抚今追昔、弘扬传统，反复叮嘱：一定要让红旗渠的建设百尺竿头更进步、旧貌不断添新颜。

据媒体公开报道，几乎每一次杨贵都能够受到林县干部群众人头攒动、万人空巷的欢迎，这令同行的许多领导同志感慨叹服不已。

在中共党史出版社为笔者父亲出版纪念文集时，杨贵多次让笔者到家中畅谈，回忆他与父辈数十年的战友情谊，最终，老人数易其稿，写下了近八千字的忆文。后来，他还曾为笔者父母的画传题词留墨。

杨贵在家中与笔者夫妇合影           

前些年，笔者更多的则是在北京医院见到老人了。尽管常要带着助听器、吸着氧气，但他依然显得头脑清晰、精神矍铄。一提起与父辈们的那些事儿，一提起红旗渠和林县干部群众，老人的眼中时不时就会泛起晶莹的泪花。而打断我们谈话的，不仅是关心老人身体的医务人员，更多的还是从全国各地闻讯前来慰问探视和慕名采访的人们……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久后，竟传来被誉为“千年修得好书记，林州人民有福气”的老人不幸仙逝的噩耗。

就在本文即将收笔时，笔者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4日全国政协文学艺术界、社会科学界联组会上的一段话：

“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

习总书记的话言简意赅、要言不烦。

杨贵的英名和红旗渠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荣耀！是共和国红色大地的浓墨重彩。必将永远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杨贵叔叔，您就放心地在天堂安息长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