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嘘—嘘—嘘嘘嘘……”
那是1962年4月的一天凌晨，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声，在静谧的军营上空响起，战士们一骨碌从床上跃起，不到3分钟已穿好军衣，打好行装，拿好武器，整齐地站立在营房前。
战士们分明感到这次紧急集合与以往不一样，只见连长、指导员神情严峻地站到队伍前，严声说道：“刚刚接到敌情通报，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经过精心谋划，准备‘反攻大陆’，我们从现在起，即刻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我军战备等级分为四级战备，一级战备，则意味着部队已经进入最高程度的戒备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士兵需要随时待命，准备执行紧急任务并应对突发事件。当时我们就是夜不脱衣，昼不离营（房），枕戈待旦，准备打仗。原来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后，一直不甘心失败，妄想卷土重来，“反攻大陆”。1962年春，台湾蒋介石集团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大陆正处于“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再加上“中苏交恶”，“印度蠢动”，正是台湾“反攻的有利时机”，于是积极策划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军事冒险，并着手进行一系列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他们成立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窜犯大陆的决策机构。是年3月间，蒋介石下令“征兵动员”，强迫台湾青壮年入伍，勒令原定退伍的军人无限期地延长服役期。4月，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决定从5月1日起，在14个月内征收相当于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成立“战地服务局”，开设“战地政务班”，为登陆后准备“党政干部”。并在美军的参与下，国民党军队不断进行以窜犯大陆沿海地区为目标的作战演习。蒋介石集团的这种叫嚣和动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已警觉，并开始周密地部署和运筹。早在1962年2月27日至28日，中央军委常委会研究对台作战问题，包括军队作战准备和国家战备动员等内容。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敌人在扩军备战，我们不扩军，是搞整军备战，通过整军，动员备战。4月初，福州军区针对台湾出现的异常情况，向部队下达了“加强战备工作，随时准备打仗”的命令。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所在的28军82师奉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1961年秋，我投笔从戎到福建莆田，参军的部队正是28军82师。这是一支当年参与攻打金门的英雄的部队，是全国十个战备值班师之一，其首要任务就是紧握手中枪，随时准备解放台湾。遗憾的是，当了四年和平兵。但惊心动魄的1962年紧急战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也最接近解放台湾的一次备战行动，也是我当兵生涯中最逼真的紧急战备行动。因此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难以忘怀。记得当夜紧急集合解散后，天色尚早，我们回到营房，当时的心情是又惊又喜，再也睡不觉了。因为不能解开背包，更不能挂蚊帐，只能和衣躺着、坐着，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当兵不打仗，想想真窝囊。有的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朝，现在机会来了，可以大展身手，为国立功的时候到了。有的说：真的打起来 ，我要活捉几个俘虏。还有的说；我们是炮兵侦察计算兵，还是要算得快，让大炮打得准，把来犯之敌炸上天！天亮后，陆续来了消息，中央军委通知；全军要紧急行动起来，积极做好战斗准备，彻底消灭敢于来犯的国民党军队。要求一有情况，队伍能拉得出，开得动，打得赢！全连就此开了战斗动员会，会后分班讨论，大家战斗热情高涨，纷纷发言表决心。为此连队决定，取消休假，所有人员不得离开营房，外出必须向班、排长，直到连长请假。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一块战斗巾袖套，一面是红色的，战斗打响时，可识别敌我；一面是白色的，写上姓名、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和家人通讯地址，战斗中若遭不测，以便通知家属。并要求每人写好一份遗嘱，写清要交代的事情，以便万一在战争中不幸牺牲，好通知家人。我含着热泪，写了份简短的遗嘱，藏在贴身的内衣口袋中。我们做好一切战备工作，只等上级一声令下，开赴前线。毛主席时刻关注着台海局势。1962年5月21日，他在上海视察工作时，对随同视察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发出指示：必须准备在今秋对付国民党军10万、20万、30万人的登陆作战，主要是部队、群众、粮食要做好准备。并要求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做好粮食、弹药、车辆、油料和通信装备等准备工作。毛主席指出：西边（印度）那只是次要的，为敌人的尾巴，东边那才是重点，是敌人的脑袋。我们一定不要上敌人的当！5月31日上午，毛泽东视察到杭州，让罗瑞卿立即回上海，向正在那里召开的华东局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作一次关于战备问题的报告，要大家准备打仗。毛泽东还说，让华东的干部讨论一下，是把敌人放上岸来消灭他们，还是不让他们上岸。他又说：有点敌人捣乱比较好。孟子曾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谓多难兴邦[1]。为了解部队备战情况，在专列到达浙江金华时，毛主席还不打招呼，直接走进军营，突击检查军队的备战情况。华东各地的军政干部确实讨论了这个重要问题，当时占上锋的意见是：国民党军队当时总计53万多人，估计会抽三分之一的军队来窜犯大陆，我们不妨诱敌深入，让出几个东南沿海县城，然后用一支部队“扎口袋”，将他退路切断，然后关门打狗，我们82师就是这支“扎口袋”部队；然后采取“围点打援”之法，再消灭蒋军几万人，之后挥师东进，一举解放台湾。我们所在的莆田，与台湾隔海相望，是所谓福建前线，当时传言也在放弃之列。为此我们连队又进行了动员，要求清空营房，清理战士私人物品，凡不紧要的生活、学习用品，或暂时不用的物品，能处理的处理掉，不能处理的一律上交，集中保管、处理。为此每个班发了个空芯被套汇聚物品。因为不便携带，记得当时我将一本记满的日记本寄回了上海。当时紧急战备的弦绷得紧紧的，我们团汽车连的汽车就停在营房旁的公路上，我们连有线排的部分器材已装上军车，我们都换上新军装，只等一声令下，奔赴前线，与敌人决一死战。最近翻看当时的《从军日记》，扉页上有我抄录的名人名言：“青春，离开了伟大的理想和斗争，不过是东流水上飘浮的落花，至多赢得悠闲诗人的叹息。为祖国而死是永生。”有首《深夜站岗》小诗，就记录了我当时的心境：“月昏人稀云飞跑，风呼海啸天似摇。眼若明星身如山，谁呼谁啸全知晓。”谁知没有多久，改变了打法。原来当时国内地富反坏分子，听说老蒋准备“反攻大陆”，纷纷蠢蠢欲动，妄想变天。有个被我镇压的地主儿子，翻出“血衣”，扬言要让穷鬼“血债血还，加倍偿还！”许多地方干部、群众不同意诱敌深入的打法，认为这样影响太坏，损失太大，危害太深。6月8日下午，毛泽东听取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汇报台湾蒋介石军队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和我们在军事方面的各种准备工作情况，以及6月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谈到了前不久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携带准备“反攻大陆”的详细计划到美国，说明国民党军登陆大陆沿岸后，将佯装成大陆同胞揭竿起义，要求美国同意支持。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陆、海、空军的部署。他说：敌人最多来15万人，再多也不可能。无论敌人从哪一个地方进攻，我们还是顶住为好。他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统一的政权，而台湾当局只是退守一隅的残敌，让他们登上大陆，在政治上影响不好，必须采取“顶”的方针，歼敌于海上、滩头[2]。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拿出他西柏坡时的空城计老办法，把右手往空中用力一挥，说要对敌人进行政治攻势，警告蒋介石反攻大陆是幻想。指示南下入闽的部队到达沿海地区后可以公开行动，打开雷达，要就是蒋介石知道，目的是破坏他的进攻，推迟他的行动[3]。【1962年，毛主席听取刘亚楼报告我军首次击落美U2高空侦察机情况】毛主席还指示恢复中美华沙会谈，以探美方虚实。6月23日，在波兰华沙和美国政府代表的谈判中，王炳南大使对美国的行为予以揭露，并警告说：“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我们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之时。”最后摸索到了美国的底牌。1962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蒋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窜犯大陆》。同年7月、10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两次正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任何窜犯中国大陆，侵犯中国边疆和颠覆中国的罪恶行为，都必将受到严厉的回击”。以儒将著称的刘伯承元帅发声：“一定把福建海滩变成绞肉机，老蒋敢来，我就让他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我军迅速调整了部署，加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兵力，掀起了群众性的战前练兵热潮，并在物资装备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全国各地抽调7个战备程度很高的步兵师、空军航空兵15个师680多架飞机、空军地空导弹兵、海军水面舰艇部队182艘舰艇（其中潜艇6艘）、海军航空兵159架飞机，以及2个铁道兵团、2个舟桥团，加上从全军抽调的补充福建前线的数万老兵、新兵，共计12万人和各类战备物资，紧急增援福建，参与战备训练工作，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同时，中央军委下令各地迅速登记已退伍的预备役官兵。短短一个月，24个省的登记总人数已超过500万。当时福厦公路上一派紧急调兵景象。我们82师也随即离开莆田营房，开始向莆田惠安、晋江、湄洲岛方向移动，进行实弹演习，准备痛击海上来犯之敌。记得我们炮团指挥连沿途进行了各科目的训练，我们侦察计算班行军途中，会突然停下来，迅速抢占附近的无名高地，或者随机进占田野中一个地方，然后命我们计算员马上计算出该地的座标，要求误差不得超过一平方米。最让人揪心的是夜间找方位物。一天深夜，班长突然推醒我，交接我一个任务：前往距宿营地约3公里路远的一座破庙中，取回我方“交通员’放置在神像后座的一纸“情报”。我借着手电微弱的灯光，从军事地图上找到了破庙的位置，又用指南针辨别了方向，背了冲锋枪上路了。夜，黑沉沉的。近处的树林、村庄，隐隐约约；远处高低起伏的山脉，在闪烁的夜空下，只见一抹黑黝黝的曲线。3公里路，在大上海，是小菜一碟，借着明亮的路灯，不消一个小时便能赶到；可现在偏僻乡村，那就颇费周折。记得当时我扑进黑夜，走上乡村大道，可几个转弯后，就有些摸不清方向了。我现在走在哪里？下一步该朝哪个方向走？离目的地还有多远？……旷野之中，深夜之时，无人可问。细看地图，乡间小路蜿蜒曲折；举目四望，黑夜间哪里辨得分明。我只能靠着指南针，拐进了田间小道，朝着东南方向扑去。这可没有乡村大道好走了，我跌跌撞撞地走着，摔了好几个跟头。这还不打紧，最糟糕的是这里河流纵横，水渠挡道，我总不能脱衣游过去，只能沿河寻桥，免不了兜圈子，为此，我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直到拂晓前，才终于找到了那座坐落在桥边的破庙，取出了那纸“情报”。我们种种实战训练进行得热火朝天，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我军的8个师进到福建后，敌人可能不敢正面进攻”。由于大陆军民严阵以待和《人民日报》的公开揭露，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大规模军事冒险计划，未敢实施，最后以彻底破产而告终。中央军委于8月2日向全军发出指示，恢复经常性战备状态。10-11月，已入闽备战的7个步兵师、2个舟桥团等，也陆续撤回原军区驻地。后来，周恩来总理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回顾这一历程时，这样评价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下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4] 我也因在紧急战备中的积极表现，于1963年1月光荣加入共青团。但是美蒋并不就此罢休，大规模窜犯不成，来个小规模袭扰。1962年秋，美国与台湾当局特务机关“中美联合情报中心”和台湾当局“国防部情报局”，一起制订了代号为“海威”“班超”的袭扰计划，企图以小股武装特务袭扰东南沿海，开辟所谓的“游击走廊”。他们遴选职业特务、反动军官，网罗惯匪头子、逃亡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组成“反共救国军”，于10月1日至12月6日，先后派遣9股武装特务，由台湾高雄空运和东沙乘船出发，袭扰我东南沿海。其中有一股9人武装特务竟窜到我82师244团防区江口地区，结果不上三天，就被我军民不是就地击毙，就是生擒活捉。记得244团还就此办了个展览会。这期间观看的电影都与准备打仗有关，我的日记中记载的就有四部电影《人民公敌蒋介石》《夏伯阳》《林海雪源》和《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当时每每开会，战士们总会唱一首特别流行的歌：特别短，特别好唱，歌名叫《蒋介石在台湾》：“蒋介石在台湾，两眼望青天，呱呱、过呱、过呱，没有办法！”生动勾勒出蒋介石一副穷途末路的嘴脸。坊间还流传这样一则搞笑段子：有个特务趁夜幕被空投到内地一片玉米地里，他一摸已收割的玉米杆，状如干柴，便想起上司对他们宣传的大陆民不聊生，各地形如干柴烈火，只等他们去点火，“水深火热”中的大陆人民就一定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对此他信以为真。待到天明，附近民兵敲着锣鼓合围上来，这个特务以为是民众敲锣打鼓地欢迎他，他赶紧跑出玉米地，大声说：“我在这里！”结果当场被活捉。还记得紧急战备解除后，上海沪剧团因82师上海兵多，还特地到我们师部慰问演出。王盘声、丁是娥两人一句清脆的上海话：“亲人呵，阿拉来看望那啦！”感动得我们热泪盈眶。就这样，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周密谋划下，不到一年，美蒋策划的1962年窜犯大陆的阴谋活动，就此彻底破灭。[1][3] 舒云：《罗瑞卿大将》，第328-32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
[2] 陈敦德：《解冻在1972年——-美中建交实录》，第10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月。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 金冲及 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27-12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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