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中医事业，保护人民生命健康

2023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47周年。中国人民深切怀念这位人民的好总理。

旧中国积贫积弱，疾病肆虐，人民群众缺医少药，被世界称为“东亚病夫”。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50年代初，毛主席在《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中指出：“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作为开国总理的周恩来，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领导人民政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开拓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特别是推进中医的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人民群众卫生状况得到根本改变，健康水平大大提高，重大疫病流行得到控制。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5岁，到1976年达65岁，昔日的东亚病夫成为东方巨人。

中国医学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一件珍宝，是世界医学殿堂里的一颗闪亮明珠。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西医逐渐占据中国医疗领域。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在中国社会的上层，特别是官方高层歧视、抵制、否定甚至取消传统中医药势力很大。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讨论了四项“废止中医”的提案，最后通过了一项逐步取消中医的提案——《规定旧医登记原则》。遭到中医界和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

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有1亿人患各种轻重不同的疾病，死亡500多万人。乡村中80％的病人得不到合理治疗。天花、霍乱、鼠疫等16种传染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每年死亡人口中近半数死于传染病。由于从旧政权接收等原因，卫生工作队伍以西医为主体，但西医力量非常薄弱。全国正式西医不到2万人，护士1.7万余人，助产士1.4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县乡基层卫生机构极为缺乏。单靠西医队伍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的巨大需求。与西医力量严重不足相比，中医人数粗略估计有几十万，不完全统计也有9万多。主要分布在中小城市和乡村，与西医形成互补。医疗卫生的严峻形势和中西医队伍的实际状况，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团结中医，与西医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党中央对中华民族长期流传下来的传统中医药采取了务实的肯定态度，坚决反对以西医理论作为衡量中医理论科学与否的标准，提出了继承发扬祖国医药遗产、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并提出建立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宏伟目标。毛主席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周总理领导人民政府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制定各种政策措施积极支持传统中医药的应用和发展，推进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将团结中西医确立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但部分西医出身的卫生工作领导同志在思想上对中医认识不足。有的同志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学，只能起到精神安慰作用。这些思想认识造成卫生行政工作上一系列歧视中医问题出现。有的卫生管理部门提出“毋须培养新中医”，并着手裁撤中医学校，引发中医界强烈反弹。为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周恩来总理要求西医必须纠正对中医的态度。1950年，在听取全国卫生会议报告时，周总理指出：“中医生活在人民中，与人民有多少年来的接触”，所谓中医，“不是指那些跳神跳鬼的巫婆和道士，不是只以阴阳五行来治病的。事实上，中医确实治好了一些病，中医有自己的一套医药知识和治病经验”。在团结中西医问题上，周总理始终坚持对双方平等看待，不迷信西医，也不迷信中医。他指出，“西医是外来的”，“西医的一套，也并非全部合乎中国的情况”。西医“有改进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学医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西医中国化，“就是要将西方医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外来的东西，必须要适合中国的土壤，才能发展”。中医也要科学化，“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周总理还强调，中西医都必须注意破除门派、门户之见。保持各自的长处，去掉短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1954年，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继承和发展。”1957年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指出：在医药卫生人员中，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应该坚决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1959年4月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应当团结中西医，组织他们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共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发展医药科学”，同时对党的中医政策作了精辟的科学概括。卫生部门贯彻落实周总理指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开展对中医政策的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纠正对中医政策贯彻不力的情况，促进中医工作健康发展。

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卫生部采取有力措施发展中医事业。对中医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安排工作，有的吸收到国家医疗机构中工作，有的引导他们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联合诊所，有的采取个人开业，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推广中医带徒弟，使中医事业后继有人。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成立西医脱产或在职的学习中医班。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改造中医，提高中医水平。为培养中医人才，中央决定筹建中医学院。周总理对这一提议非常重视，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筹建过程中，卫生部开始打算先办一所。周总理从全局考虑，指示卫生部在东南西北各办一所。1956年8月6日，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成立第一批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建院后，由于上马仓促，师资校舍等基本条件很差。卫生部打算将学校搬到办学条件较好的南京，引起北京中医界和学院师生不满，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信反映情况。周总理专门召集会议，决定北京中医学院一定要在北京办，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解决校舍问题，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解决师资和教材问题。周恩来还对培养方针和办学经费等问题作出批示，使北京中医学院克服了困难。1956年八九月间，四所学院相继建立。后来一度增至23所。同时，西医院校相继开设中医系或增加中医药课程。1962年调整精简时期，有关部门曾打算将各地中医学院大大压缩，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同志认为中医学院刚办起来，如果这样做对发展中医事业极为不利，特写信向周总理反映。周总理当即指示有关部门重新考虑，作出了中医学院不动的决定，使中医学院得以继续兴办和发展。为加强中医科学研究，在周总理主持下，1955年12月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专门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开办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抽调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蒲辅周、关幼波等名中医都来讲课，取得很好效果。从1955年底到1958年，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组织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先后从全国抽调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和具有临床经验的青壮年西医师303人离职学习中医理论和技术。

推进中西医结合，闯出中国的新医药学发展之路。1956年，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毛主席指示，要以西方近代科学研究中国传统医学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1958年，他又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周总理按照毛主席指示，召集卫生部、中宣部、国务院文教办负责人研究卫生工作规划，专门提到中西医结合问题。周恩来指出，中西医都有长处，要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坚持中西医并重，共同防病治病。他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三种形式：一个医院既有中医又有西医，通过会诊，在治疗中结合；中医学院同中医院结合起来办，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半天学习半天工作；医务人员本身中西医结合，既会中医又会西医。并指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三种形式都要”。要使西医与传统中医药结合，与中国实际结合。强调“中西医不结合，我国的医学就会停顿不前”。要树立雄心壮志，创造既不是中国古时的，又不是西洋的，是适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即使在最困难的地方也能进行治疗，普遍适用的、中西医结合的新中国医学体系。中西医要融会贯通，闯出一条中国新医学的道路来。为了推动中西医结合工作，1971年2月，全国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周总理亲自领导，从会议日程、要解决的问题到典型经验介绍、具体规划都亲自过问，并多次约见卫生部负责人，接见与会代表，就中西医结合问题发表意见。2月8日，周总理同卫生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中西医结合仅仅是开始，是序幕。应该谦虚、实事求是，应该更符合实际。”对中西医结合已经取得的针刺麻醉研究等成果“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不要迷信”，“不行的要改进，不要保守”。会议期间，周总理还参观了中草药展览，审阅、批改《关于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情况和五年规划的报告（草稿）》。在接见会议代表时，周恩来总理发出号召：“中医是我们祖先发展起来的，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出席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赤脚医生”代表时，又提出：“赤脚医生”要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新医药学派。在周总理的关心指导下，中西医结合在全国普遍展开，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抗击重大流行疫情、治疗群众疾病及战备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7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下，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启动了。因为启动日期是5月23日，代号被定为“五二三项目”。这是一个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的大项目，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参与。屠呦呦以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个项目。科研人员中西医结合，团结攻关，经过数年奋斗取得成果。青蒿结晶物抗疟新药诞生，救治了成千上万病人。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向恶性疟疾流行的所有国家推荐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到2007年，在需要以青蒿素为基础的治疗的76个国家中，有69个已采纳世卫组织使用这一疗法的建议。2015年，屠呦呦以青蒿素抗疟新药成果获诺贝尔奖医学奖。这是中西医结合的结晶，是中国的新医药学献给世界的礼物。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在旧中国，农民处在社会最底层，农村缺医疗少药问题非常突出，农民生病治不起，小病能挺过去，得了大病，只能等死。

【1965年毛泽东主席“六二六”指示】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也曾采取多种具体措施去解决。但当时中国经过正规培训的医生很少，政府很难一朝一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1965年，毛主席发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指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周恩来总理及时召集卫生部领导同志研究贯彻毛主席指示的具体措施。他对近期的措施、远期的部署，都有周密的考虑。根据当时我国农村普遍缺乏医务人员的状况，他提倡城市医务人员对农村卫生工作的支援。他说，这是提高我国农村医务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城市医务人员下到农村，一方面可以为农民群众防病治病，另一方面要帮助农村基层卫生人员提高技术水平，使医疗卫生工作在农村生根。城市医务人员中，除年老有病及其他原因不能下去的，至少有80％的医务人员可以轮流下去，5年左右，大体可以轮换一遍，内容和方法可以不断改进。要动员党员、青年、先进分子带头到山区、边远地区去。他还指示，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必须要加速为农村培训医生。要改变培训方法。可以办一些三年制的学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招高中生，一种招初中生。学生可以从城市招，也可以从农村来，回农村去，要打破老框框，使教育形式适合农村卫生工作发展的需要。办一些研究院，选拔一些经过实际工作锻炼，政治思想、技术水平较为优秀的人员进修提高。对现有的农村医生（中医或西医）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使之提高。农村卫生人员的培训要加强，但要反对公式化和一律化。他强调，要逐步建立区以上、公社和生产队三级医疗网。要妥善解决生产队卫生员的报酬问题，否则农村基层的卫生队伍不稳定。

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周总理组织领导下，各级卫生部部门采取了有力措施，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全国逐步建立了区以上、公社和生产队三级医疗网，农村医疗队伍培训效果明显，“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建立起来了。“赤脚医生”采取“四自”，即自种、自采、自制、自用方法研制中草药。用“三土”，即土医、土药、土药方给农民治病。努力做到 ：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出钱不多，治疗便利 ，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及时治疗。而且，农民们在大队卫生室或者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大队积累资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员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有的地方连 5 分钱的挂号费也不收，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1968年，中央有关部门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称赞，“赤脚医生就是好”“合作医疗制度好”。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下，大队一级设立赤脚医生，同时在大队一级建立合作医疗制度，作为中国亿万农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医疗体系。

当时，“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在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70 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由上海出版。这两本书以医治农民常见病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实用性强，不仅成为“赤脚医生”学习的必备教材，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译成 50 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世界介绍“赤脚医生”的 52 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1974 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 15 分钟的发言。受到了广泛好评。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 27 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参加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从此，“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成为世界上带有天使意味的名词。直至今天，不管持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不论是什么肤色的外国人，一听到“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就竖起大拇指。

走群众路线，打防疫人民战争

做好防疫是新中国卫生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中医的重要责任。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党中央提出了医疗卫生事业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周恩来领导人民政府坚决贯彻这一方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中医作用，开展防疫工作。

在周恩来组织领导下，全国军民从1950年2月至1952年初联合开展春季防疫运动，在受鼠疫威胁的地区普遍发动群众防鼠捕鼠、防蚤灭蚤、打扫卫生，在老根据地、黄泛区及皖北、苏北等灾区开展了消灭虱子、讲究个人卫生的运动。1952年1月下旬，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上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连续在朝鲜、我国东北和青岛等地投掷带有鼠疫、霍乱、脑膜炎、副伤寒、钩端螺旋体及回归热、斑疹伤寒等多种病原体的苍蝇、蚊虫、蜘蛛、蚂蚁、臭虫、跳蚤等带菌昆虫30多种，引起炭疽性脑膜炎和急性传染性脑炎等以前没有发生过的或很少见的疾病，在辽宁省沈阳、鞍山、辽阳等污染区内流行。针对这些问题，毛主席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号召。政务院成立了以周总理为主任委员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的工作。

1952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28次政务会议，就防疫工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都成立防疫委员会，各地应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情况，发动群众订立防疫公约。全国城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防疫卫生运动。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老鼠等病媒虫害，清除了“垃圾山”，填平了污水沟，，运用传统的中医药进行防治，广大人民革除陋习，城乡卫生面貌从此为之一新，取得了反细菌战的胜利，使一些传染病也得到了减少和控制。当时正在中国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对此有着很高评价，认为“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传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降低了”。1952年12月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总结防疫卫生运动的经验。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时，对一年来防疫卫生运动的成绩给予高度的评价。为了使这一群众卫生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中央决定把防疫卫生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各级防疫委员会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统归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周总理仍兼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他的领导下，全国爱国卫生运动不断发展。他要求，开展卫生运动一定要和生产紧密结合，为生产服务，不要搞形式主义。要把科学技术的力量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结合起来，要克服时紧时松的毛病。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要求“继续认真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积极做好疾病的预防工作。”直到1969年7月8日，周恩来在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报告》中批示：“要在报上也作宣传，并可在京、津、沈阳、哈尔滨、石家庄、青岛、南京、杭州、武汉、广州、重庆、成都、兰州、西安这样大城市发起仿照上海的除害灭病的夏季爱国卫生群众运动。全国城乡各地要年年在春初夏中搞一二次，定为常例，不再废除。”爱国卫生运动的持续开展，改变了人们不卫生的陈规陋习，改善了广大群众生活环境，提高了全民卫生健康水平。

新中国成立前后传染病大肆流行、危害严重。1949年10月，察北地区发生肺鼠疫，并蔓延至张家口等地，对平津造成了威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中南海召集各部委负责人开会，讨论察北鼠疫流行问题，除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外，还决定成立由董必武、陆定一、聂荣臻、滕代远、李德全、贺诚、杨奇清7人组成的中央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这项工作。中央防疫委员会随即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统一领导和组织察北鼠疫的防控和救治工作。鉴于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条件较差，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疫病的状况，周恩来总理加强与苏联的沟通与协作，请求苏联派遣医疗队和提供药品。并且发动群众，献计献策，运用中医药，经过多方协同努力，察北肺鼠疫被迅速扑灭。血吸虫病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我国南方一些省市自治区的一种寄生虫病，患病人数约1000多万，受威胁的人口在1亿以上，是危害我国人民最大的一种疾病。1955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小组领导这一工作。周总理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高度重视，在接见外宾时，也惦记着如何解决这种疾病的危害。1954、1955年他在先后接见印度和日本两个医学代表团时，询问他们国家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有什么经验，并欢迎他们到我国流行血吸虫病的地方去看看，对防治工作提出意见。事后，一位日本医学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国家的总理还谈到血吸虫病，真令人感动。”1956年周总理署名发表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出“消灭血吸虫病是我们当前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并提出：“为着根本消灭这一病害，必须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措施，切实掌握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的斗争。” 直到1970年6月，周恩来总理还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的通知》，要求北方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学习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对血防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加强对本地区的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防治工作。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医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血吸虫病流行得到根治。毛主席写下了《送瘟神》的光辉诗篇，赞颂人民：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周恩来总理多次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倾听群众真实声音，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一些卫生部领导回忆，周总理见到卫生部的同志常问到卫生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如当前多发的是哪些疾病，群众看病有些么什问题，农民看病是否方便，工人下班后看病怎么办，医院收费情况怎样，医院搞不搞预防工作等等。周恩来同志身为总理，日理万机，在刚开始和他接触时，使感到惊奇的是他对卫生部的工作和卫生部的干部是那么熟悉。每当卫生部向中央、国务院请示、汇报工作，将文件送到总理处，他通常的做法是把卫生部的党组成员找到他的办公室开会。参加的人很少，他主持会议，只带一个秘书做记录。看得出，会前总理不仅仔细地阅读了文件，而且对文件中提到的问题已经有所考虑。但他从不急于做结论，而总是先问情况，再提问题，让大家回答。尽管会议气氛民主、和谐，但在总理面前大家仍不免感到紧张。这是因为总理问的情况很细，提出的问题针对性很强，所以只有做了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时，回答问题才切题。这时，总理不仅认真地听，而且还鼓励发言人继续讲下去。反之，如果不了解情况，发言空话连篇，他就要发言人停下来，听别人讲。最后，总理根据大家的意见和自己的考虑做出总结。在总理召集会议，既讨论政策原则，也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如解决慢性支气管炎，流行性脑炎等预防和治疗问题等。每次参加会议都有很大收获，不仅使我们请示汇报的问题有了明确的答复，而且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棘手问题。久而久之，使我们逐渐认识到，这是总理了解情况，考察干部、培养干部和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的绝好办法。因为不懂业务，不了解群众疾苦的人的答复永远不会使总理满意，官僚主义者更是难以在总理面前蒙混过关。他召开这样的会议本身就是在搞调查研究。通过一次会议，他不仅全面掌握了卫生部阶段性的工作情况，而且也对我们领导干部的工作情况、工作态度和能力进行了严格的考察。

【1961年，周恩来总理在河北磁县农村召开座谈会】

周总理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基层，到群众中了解实情，及时解决群众疾病。北京协和医院的老医师董炳昆曾回忆起与周总理的一次接触：“总理和大家更是像老熟人一样亲切交谈起来。一开始总理就对每个人一一指点，说谁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哪里人。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使我们大吃一惊。万万想不到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天天会见那么多人，竟然将只在医院见过几面的医生、护士的姓名记得那么清楚准确。……我想这不单是个记忆力问题，而是反映了总理对人的尊重和对事业的责任心。”他经常利用接送外宾的机会检查北京车站、机场的卫生。一次他在检查首都机场的卫生工作时，对在场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谆谆教导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卫生搞好了，能体现我国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体现我国人民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传统，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和鞭策。“大庆铁人”王进喜同志因癌症住院，他对治疗方案仔细过问、过目，做过多次指示。1969年北京市礼花厂女工王世芬同志在火药爆炸时，为抢救国家财产去拉电闸，以致周身三度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她的事迹在报端披露后，周总理立刻派中央领导医疗组长吴阶平去了解治疗情况，并指示成立医疗领导小组。当王世芬的休克关、感染关都已度过时，周总理告诫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严重问题已经过去，“行百里，半九十”，不可掉以轻心。他指出要注意不同时期主要的矛盾转化问题。诸如，怎样控制来访的众多记者，考虑卧床日久并发其他病症的可能性以及营养不良，结疤后妨碍出汗等等具体问题，都想到了。周总理还直接过问许多疾病的预防工作。在他的办公室里，存放着一张食道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为了河南林县（今林州市）食道癌的防治，他几次深夜会见医务人员，详细了解情况，询问林县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河流、山脉等地理环境同发病的关系，还要看生物标本，要医生搞一个说明林县食道癌分布情况的沙盘。70年代前期，他身患癌症后，对我国的肿瘤疾病状况更为关心。当时，有关方面正在组织作全国肿瘤地区分布的调查，调查对象涉及800万人，间接和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医务人员近200万。这样的调查规模过去没有过。他非常赞许，要求画一个分布图，作一个大沙盘，标出什么地方有什么肿瘤。这样一看，就知道在北方，食道癌比较多；在广东、广西、香港一带，鼻咽癌比较普遍。他在医院病房里经常看这个沙盘，了解癌症在我国的发生情况。要求政府部门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新中国走过了70多年辉煌历程。毛主席周总理等开国领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的治国理政理念代代相传，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水平大大提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我国目前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7.93岁，主要健康指标在全球中高收入国家中已经位居前列，并且重大慢性病的过早死亡率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2020年以来，世界发生了百年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实行中西医结合，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中医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现在，疫情还在发展，斗争还在继续。只要我们发扬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坚持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打人民战争，实行中西医结合，团结一致，科学防治，就一定能战胜疫情。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