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9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特别会议——“西湖会议”召开100周年。“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一次富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组成部分，亦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处理党内重大分歧的可贵尝试。在这次会议上，李大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不是中央执行委员的李大钊为什么受邀参加这次“特别会议”人们一定会非常好奇，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一个月后，正在贯彻二大决议之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要召开这次“特别会议”？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并不是中央执行委员的李大钊为何受邀在百忙中参加这次“特别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又是什么？中共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但是，此次会议并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会。与张国焘一起主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对中国革命做了半年多调研后回莫斯科述职，接受新的使命。在中共二大闭幕后的第二天，他再次赶赴中国，于1922年8月12日抵达上海。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次返回中国，马林有了新的身份和使命，他被委任为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具体而言，就是促成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在马林看来，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都未能落实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适时解决与不同政治党派的合作问题。因此，必须立即改弦更张，扭转不利局面。根据他的经验和对党的现实状况的了解，到达上海后，他迅速制定工作计划，与陈独秀、邓中夏、张太雷会谈后决定，“邀请北京参加会议，增加李大钊，给北京发电报”。“与张继讨论国共关系和代表团事宜”。在“8月27日，与张国焘和李大钊教授讨论工作”。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准备工作，实际上已为“西湖会议”初步定下了基调。同时，也反映了马林怀有急切解决问题的意愿，他需要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他特别寄希望于同国民党上层有着信任关系的李大钊教授能参与其中，使会议有令人满意的结果。此时的李大钊异常忙碌，他正全力协助蔡元培校长在北大进行教育改革，组建新式研究机构——“研究所”。8月17日，他正在北京，与蔡元培、胡适接待苏联驻华代表越飞。但在接到马林电报后，他还是决定利用暑期赶来杭州参会。李大钊知晓国内外的政治情势，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他理解马林的苦衷，明白实现国共合作的难度所在和党内重大分歧所在。1922年8月召开的“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特别会议，为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基础。“西湖会议”于1922年8月29日至30日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中央执行委员张国焘、邓中夏、蔡和森、高君宇，还有李大钊和张太雷（时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为会议担任翻译）。会上，马林通报了共产国际关于与国民党实行合作的指示，要求共产党员无条件加入国民党，共同进行“国民革命”。这一指示与中共二大刚刚通过的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的决议相左，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论，而且持反对意见者占多数。这并没有让马林感到意外，他理解，年轻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准备好接受与不同党派的“党内合作”。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他为此奔波了几个月时间，了解到孙中山只同意中共和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目前，没有历史资料证明“西湖会议”上，通过争论，与会者最终形成了共识，通过了“决议”。相比较而言，张国焘的回忆具体、详细，可供参考。他认为，是李大钊的意见打破了僵局，使会议发生了关键性逆转。张国焘回忆，“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于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中山）为主席”。因此，“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
面对如此激烈的反对意见，“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了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在会上，“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这种看法，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西湖会议”最终采纳了李大钊的建议，“以一种谅解的方式”结束了关于“党内合作”的争执。同时，也决定由李大钊代表中共赴沪与孙中山会面，商定国共合作大计。“西湖会议”一结束，李大钊立即前往上海，与孙中山会面，开启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直接接触“西湖会议”虽然没有形成纸面上的“决议”，但却有会后雷厉风行的行动。马林迅速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写了“报告”，除介绍会议情况外，主要是汇报“杭州会议后的活动”。这些活动中最重要的是“与孙中山会谈”，马林希望与“国民党支部”取得实质的联系。在组织方面，“必须有1500名教授，1500名共产党员，500名青年，300名妇女”。“陈独秀准备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党的所在地必须迁往北京”。应当说，在这些活动中，李大钊发挥的作用最大。马林十分信任这位北京大学教授，认为应扩充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李大钊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几年后，在陈独秀的回忆中，称李大钊为中央执行委员）。“西湖会议”一结束，李大钊立即前往上海，与孙中山会面，从而开启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我们称之为“第一次握手”）。如今，关于这次会面的历史资料留存不多，但李大钊在自己的《狱中自述》中做了比较清晰的记述，成为我们全面了解这段重要历史的最有力的佐证。李大钊写道：“大约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谈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中国国民党之始”。与孙中山会面后，李大钊又赴洛阳，去见吴佩孚，实施联孙、联吴计划。由此可见，李大钊开展的合作涉及一切可以团结协同的政治力量。9月17日，李大钊接受《北京周报》（日文）记者采访，介绍了他与孙中山、吴佩孚相继会面的情况，以及对中国统一的看法。其中，他特别提到要“改组中国国民党”。他说，孙先生“目前正在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这样经过改组后的大政党，一方面要讨论政治手段的运用，作一般政党应作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李大钊在此谈到的孙中山的方策与他在一年多前发表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所提出的建党思想主张完全一致，是其“大团体”思路的又一次公开展示。历史告诉我们：谋求社会的根本变革，需要有强有力的“大政党”，它与一般的政党不同。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西湖会议”确实有其独特价值。它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理性处理党内重大分歧、化解党内矛盾的有益尝试。它的决定是由相互谅解达成的，难能可贵。对它的研究，应采取动态研究的方法，特别要重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将党的一大、二大、三大与“西湖会议”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以深化党的创建史研究。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来源：“理论周刊”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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